2月2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近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对此，2月28日出版的美国《侨报》刊发题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不容拖延”》的社论文章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战略选择，中国如何打出组合拳标本兼治破解这一急迫的现实困境，也需借鉴世界经验。
2月22日，江苏镇江蒋乔街道嶂山村的老人们在“嶂山村老年小学”里学习唱歌。（图片来自中新社）
文章说，与人口负增长相伴的，是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突出问题——2021年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达到20.82%，而且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大约每5名年轻人需要至少赡养1名老人。老龄化社会的不期而遇叠加“未富先老”的社会预期的焦虑，更让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的一番话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他表示，“不要认为养老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以后再做选择会更艰难”，一语道尽现实的急迫。
文章援引前不久中国官媒《半月谈》发表的文章称，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平均每年有2000万人退休，其中不少女性在年满50岁时，就切换到了退休养老的人生下半场。“退休潮”的话题27日一度登上百度热搜榜，足见其关注度之高。“史上最大退休潮”源于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婴儿潮，在1962至1971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高于2400万人。也就是说，到了2022年，他们的年龄为52至60岁，正好切换到退休这一人生轨道上，与此同时，随着生活保障和医疗水平的提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也让“延迟退休”的话题在中国社会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频频登上热搜榜。
文章分析，在中国强调孝道的社会里，老人在退休后“安享晚年”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极为现实的现象则是一部分年轻人发现，父辈们的退休金比自己的工资还高，退休金被父辈拿出来补贴下一代成为一种残酷的无奈。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去年11月宣布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实施，但实际缴纳的情况难以应对当前老龄化扩大的速度。
文章援引周小川此前曾对中国政府管理的养老金机制能否应对基本的养老问题发出警告，“多数国家预筹养老金的总量约为GDP的50%～100%，有的国家超过100%；中国的这个比例较低，约10%以下，现有的基础并不太好，所以未来的挑战是很大的，要更好应对老龄化、体制转轨和未来的养老问题。”
文章认为，老龄化已成为今后较长时期的重要世情，人口结构矛盾还将继续加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战略选择。然而，各国人口转变步伐不一，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特点也有差别。中国如何打出组合拳标本兼治破解这一急迫的现实困境？也需借鉴世界经验。
在中国老龄化的讨论中，日本的经验常被作为案例来研究，譬如因适龄购房人群大量减少而产生闲置的空屋，年轻时努力工作却老后破产，或是到70多、80多还要为生活做些服务业的工作等等。中国必须提前在政策上做出因应，否则等到问题出现才来解决，可能就“没有拖延的机会”了。
高龄化与老龄化都是反映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现象的重要指标。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人类的寿命不断延长，高龄化必然成为未来人口发展的重要趋势。人口老龄化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劳动力供给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面临下行的压力，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传统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逐渐异化为用物质、金钱供养老人的思想，“欺、瞒、骗”等坑老、损老、伤老现象时有发生，同样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文章指出，中共当局已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才有放开生育政策、建立养老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以及研讨延迟退休的策略等等。相信在本周即将开幕的全国“两会”上，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也将成为海内外舆论的关注焦点。
这一问题涉及经济社会运行的各个层面，单就“延退”一事，低龄老年人想要实现再就业，缺乏的是更多的机会和平台，社会需要提供制度保障，破解35岁就业门槛的难题，方能提供更多适用于老年人的新职位，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的发展中去。
文章最后说，作为身处海外的子女而言，拉长的时空距离则更让赡养在华父母问题变得更加艰难，在亲情与责任、前途与梦想之间做抉择都是进退两难。不过，我们乐见中国已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力争建立人口、社会、经济政策相互衔接协同的政策体系，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各种挑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