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0多年前中国最初的改革出发之时，曾有两位被后人称之为鼓吹家和旗手，厉以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去世了。
当时在中国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界，有两位留下历史性绰号的人物： 一位是吴敬链先生，绰号为“吴市场”，他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力倡导者，另外一位就是厉以宁先生，他是大力宣传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大推手，由此先生也得了个绰号叫“厉股份”。
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先生还是在经济学理论界第一个系统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的观点。厉以宁教授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先生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级的人物。
现在厉以宁教授的去世，某种程度标志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为中国前40年改革开放，划上了一个具有人物属性的句号。
机缘巧合，40多年前我刚大学毕业的第2年，我所就职的学校和北大经济系联办经济管理大本升级班，厉先生有两年的时间中，每年到我们学校一次住半个月讲课，当时我给他做助手，负责准备话筒，擦黑板，中午一起到食堂打饭，负责给他安排食宿，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 听了他所有的讲授课程。初生牛犊不怕虎在他教授课程的过程中，无论是课中还是课下，我问了他不知多少个问题……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一晃已经40多年过去了……。
我们都老去了，他故去了。
真的是“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啊。
厉以宁教授的最重要贡献，似乎并不是理论上的创新，而是在中国最早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呼吁中国必须搞 股份制经济，明确产权的界定。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理论界迈向市场经济，步入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习道路，功不可没。
当然，厉以宁经济伦理学，是有创新的。在中国这40年，在纯经济学领域当中有一丁点创新都很了不起，因为真的没有什么人有真正意义的创新。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尴尬，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我们的理论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居然讲不好中国故事。
说不清中国40年，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条件底下，为什么可以取得经济的突飞猛进，为什么这个社会又留下了一大堆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两者到底什么关系？
我们创造了中国故事，我们却讲不明中国故事，这是所有阐述中国的理论家、甚至是文学家的“尬”或耻辱。
不要苛求历史人物。厉以宁教授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那一代人最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很出色的完成了。扪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人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和理论贡献了什么？
不要轻易否定别人的东西，你现在去看中国经济领域当中的实践，无论是我们的经济架构，还是企业状况，股份制，股市，期货市场，金融领域， 就包括现在的宏观调控，大喊特喊的供给侧改革，底子也全是西方经济学，哪一个不是西方已经实践过，并且给我们创造了样本的东西啊？当然我们不是照抄照搬的，是经过中国化的改革的，但毕竟原来最精髓的东西还是别人的。
历史的道路，像蛇爬行的道路一样蜿蜒曲折，但绝不会发生跳跃，也就是说任何时代也无法超越，比如说我们无法超越市场经济，做不了青蛙，历史不会跳过某个阶段，凭空创造一段别人没有的历史，而且与原来的历史完全没有传承性，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我们已经用40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这一点：40年改革改什么呢？开放又是为了什么？
一切缺了的课，都要老老实实的补回来，即使超越，也只能站在前面历史发展的肩膀上超越。
请记住：历史发展只能是条蛇，绝不会是青蛙。
我们是站在人家肩膀上的，不要忘了这一点。
就跟现在的芯片一样，为什么人家可以围剿你，因为你没有原始的东西。所有原始的东西，连最基本的计算机所有的语言都是西方的，这个不要否认，我们近300年落后了，所有的领域都要追，都要向人家学。用不着像阿Q一样，总说我们祖上曾经如何如何。
还有一句话，我奉为经典：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垒的。
我有一个猜想，但愿它最终会变成现实，什么时候我们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把问题摆在头上，而不是天天说自己有多好，而是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的体验民情，把老百姓日思夜想的事儿，一件一件的办起来，逐渐的把它办好了。
那时候我们再高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才有了真正的实践底气，而不会流于空谈。
厉先生走了，但愿不会随他而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最重大理念也发生内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