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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本文基于我国人口特点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身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新的权威论述。
从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必须树立新典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其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报告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我们不同于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现代化，而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本文基于人口特点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身特色。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不同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一般以1840年鸦片战争产生的影响为标志。当时腐朽的封建制度难以抵御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的侵略，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严重危害了中国主权。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并导致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被迫走向洋务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等现代化进程，同时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新篇章。1840年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但“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写过一首诗—《有感》:“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通过这首诗可以推测，当时中国总人口在四亿左右。
而西方国家开始现代化道路时期的人口是多少呢？英国工业革命大约开始于16世纪，也就是1500年代，那个时期更没有数据统计。剑桥大学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曾经基于英国10,000个古老教区中404个区的出生和死亡总数的抽象数据，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对工业化以前英国的家庭模式、家庭结构等进行分析和重建，整理并统计英国的人口数据。根据该小组推算，1541年英国人口共277万人，1691年493万人，1701年505万人。其中，在1691年到1751年的60年中，英国只增长了841,913人，年均人口复合增长率约为0.268%，也就是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总人口在300万—500万人之间。笔者在网上查到1792年广州一位教父的日记，据他估计，当时广州城就有120万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的现代化无非就是2—3个广州城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欧美国家只是完成了中国一些超大城市人口体量的现代化，而中国在184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道路要完成的是4亿人口的现代化，这显然不是一个体量，也不是一个层级的任务，更不可能采取一样的方式和方法。
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改革开放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过程。1978年前后改革开放启动时我国人口总数为9.63亿，必须把人口当作我们进行现代化可利用的资源而不是负担，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人口优势造就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这再次说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走出自己的特色。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人口红利，即巨大的劳动力人口。对应工业化前后发展时期，人口红利理论把人口再生产类型区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是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改革开放早期）；二是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改革开放中期）；三是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2011至现在）。尤其在1970—1990年代，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口进城务工，提升了农业部分生产效率，也带来了城镇的生产劳动力提升，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和城市面貌都焕然一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正式迈向全球化发展，也是这一年，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同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在1978年到2011年之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相对较低的人工成本和由于劳动力人口占优势形成的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我们充分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利用劳动力人口红利参与世界分工，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创造了出口和经济的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提升做出了历史贡献。
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现代化，必然会受到人口发展到高级阶段（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影响。自2012年以来，我国不可避免地遭遇劳动力人口减少和人口深度老龄化的冲击。根据统计数据，从2012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人口开始下降；到2035年，65岁以上人口约2.94亿，劳动力人口约8.1亿，其中约30%的人口包括在校学生、失业人员及低收入者等群体基本没有纳税、缴费和赡养能力，未来将出现2个纳税人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中国面临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开发老龄人口红利的系列政策
近年来，我国的政策集中在老龄人口红利开发上，也就是创造老龄人口就业能力、纳税能力、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组成的经济贡献率。
老龄人口的就业能力。近一段时间讨论的包括推行延迟退休年龄和鼓励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继续以自己的劳动获取劳动报酬等系列政策，也就是促进老年人口人力资源的继续开发。有研究表明，退休年龄每推迟1年，退休人口减少5％，就业人口也随之增加5％，到2035年就可以增加1,470万就业人口。当前我国已经开始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未来会有更多政策促使老年人进入社区和家庭，形成居家养老和公寓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从而降低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成本，提高其生活质量。总之，既要让老年人基本生活无忧，又能有较强的继续融入社会的能力，这是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必然趋势。
老龄人口的纳税能力。为了提升我国老龄人口的纳税能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养老金延期征税政策，未来养老金超过免征额部分的个人所得税会带来新的纳税增长点。2018年以来，我国推出税收递延的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金政策，尤其是2022年以来制定的个人养老金政策，实施了一揽子养老储蓄税收优惠政策和养老金储蓄EET税延政策（即在缴费和投资两个环节免税，当领取养老金时对超过免征额部分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对养老金高收入人群实行较高的税率，提高了我国老年人的纳税能力。
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这是指基于养老储蓄和未来老龄人口收入带来的购买能力与GDP的比例。目前我国养老金政策正在强化多层次养老金体系和社会养老财富，增加养老财富积累必然会提升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同时随着近几年健康中国的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也在解决老年人医疗照护等后顾之忧。
老龄人口的投资能力。老龄人口的投资能力指养老储蓄形成的养老基金占资本市场市值的比重及其相关影响。我国近年来加快金融体制创新，强化养老基金监管。建立专门的养老基金受托人制度，规范养老金计划管理流程；培育长期稳健安全的养老金投资文化，授权养老金计划参加成员选择受托人；通过金融市场的监管和赋能培育养老金受托人，并授予其治理权限；自2022年起，个人养老金政策促进了我国个人养老金规划、投资和监督管理能力的提升。
个人养老金政策是人口发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举措中，个人养老金政策的实施非常重要。个人养老金政策符合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要求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国际经验。从社会养老保险历史看，个人养老金政策诞生于1880年代的德国，当时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度并一直持续至今。然而，当今世界人口结构和1880年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生育率不断降低带来的劳动力人口负增长为各国养老保险筹资带来挑战，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也加大了养老金的负债水平。总之，人口结构变化会带来社保基金的一系列问题和风险。我国在1990年代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时借鉴了国际经验，一开始就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从那时起个人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养老金的一部分。遗憾的是，彼时管理水平有限，缺乏基金市场化投资运作。而如今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在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之外，一方面在我国构建了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另一方面提高了我国社会保障的效率，从而使基本保险更好地服务基本保障，国家、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责任体系逐渐建立。
个人养老金的另一个功能是引导我国居民资产配置结构性转化，这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从2020年人民银行的数据看，我国城镇家庭资产中超80%是非金融性资产，其中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不动产配置占比最高，而不到20%的金融资产中大部分是短期配置的现金和活期定期存款，这样的资产配置方式与当前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构不相适应。对比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保险和养老金融的配置都达到了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30%以上。反观我国居民将房地产作为高比例资产配置，已经引起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关注。近年来我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养老金融系列产品的政策支持，就是要引导我国居民加强流动性、长期性、保障性资产的配置，这也符合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要求。从国际上看，以美国为例，其在历史上分别于1974年出台《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和1978年出台《国内税法》，之后开始进行养老金融体系建设，美国居民自此从简单的银行存款转向养老金融和保险等金融资产配置。从经济层面看，金融资产长期配置有利于打造强大的机构投资者，我国以股市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市场恰恰缺乏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以个人为代表的散户投资占比过高恰恰带来了随机、投机和波动。未来机构投资者做大，一方面能集合力量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注入发展建设所需资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培养价值创造、理性分析、长期评价、稳定安全的投资理念，这对中国经济和金融资本市场现代化的作用不可低估。
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设背后必然有上述因素的考量。2022年，从4月份出台政策，到9月末给予税收优惠，再到11月初出台具体细则，节奏明显在加快，政策执行在提速，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个人养老金融和养老资产管理、规划的事业在不远的将来呈现新的局面。
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必将依然坚持以人口规模巨大为前提的现代化，依然要做好就业和福利两个方面的工作。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现代化的标志就是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比重逐渐上升，服务业尤其是医疗、健康、照护等领域一方面能容纳更多青年就业，另一方面会留有中老年人就业的岗位，青年人的就业、创造带动产业发展，反过来促进老龄劳动力的再就业，因此老龄劳动力与年轻劳动力是互相补充而非互相替代的关系。近年来热议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在提高老年人就业率的同时也不会影响年轻人就业。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未来必然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2.46亿，中国养老金体系必然要考虑覆盖面、公平性、效率性和可持续性，中国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缺陷，必须发展补充养老金融。当前个人养老金政策正在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和产品创新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引导个人财富投向长期养老金融产品，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商业补充型养老金在养老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优化国民退休收入结构。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之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近年来社会热点话题如渐进式延迟退休、全面放开三胎政策、“双减”政策、个人养老金政策等无一不与人口及其结构变化相关，这就说明一方面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关注人口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口本身的资源开发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毕竟人既是现代化的手段也是现代化的目的，在我国尤其强调人作为现代化目的的方面，因为一切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让人民享受到切实的获得感，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万变不离其宗的总目标和总方针。
本文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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