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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6年，中国首先经历了要素驱动型阶段，而2007年来，中国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型经济向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变的发展轨迹。步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我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现实意义。那么，新增长阶段的内部机制是什么？
图源：网络
★本文作者：
赵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的增长风险：
结构性而非周期性
在经济学中，结构性危机不同于周期性危机。后者可能令人非常不安，因为它总是开始于金融市场，且通常是由于投资周期、信贷周期、技术周期或其他影响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因素造成的。而结构性危机是整个增长模式的问题带来的，即旨在稳定经济的生产、流通、分配和资本扩张的组织方式。例如，福特生产方式的积累制度促进了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丰田生产方式的积累制度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促进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当积累制度在面临资本回报率长期递减而不再有效时，就会发生结构性危机，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在2015年的中国，一些金融资本以创新的名义参与投机。此时中国正遭遇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之间的严重脱钩，同时面临着在国内陷入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而在国际市场上成为价格接受者的高风险，尽管后者的负担不那么明显。随后，这种风险导致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恒大面临债务危机（见图一）。
图1 中国基建和房地产业的投资模式
政府应对危机的政策
为应对增长放缓，中国出台了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应对政策，也被称为“新常态”。
2008年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迫使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目标：承诺在短期内保持高速增长，同时在长期内调整经济结构; 看到了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但也不能放弃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引擎; 希望将经济重心转移到服务业，但与此同时必须利用新技术升级制造企业。
在所有这些目标中，防止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遭遇“硬着陆”成为首要任务，而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主要工具。除了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等常规政策手段外，中国还实施了多种宏观调控方法以抵御经济风险。
第一种方法被称为“经济再平衡”，重点关注需求侧，后来重心转向供给侧。2014年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短期调整，意在承担以往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带来的后果。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试图将沿海省份、贸易、投资与经济多元化重新结合起来。
虽然有很多短期问题需要解决，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从长远来看需要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变。中国宣布了“双循环战略”并重申国内消费和投资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法规，涉及金融科技、共享出行、社交网络商务、教育科技、P2P借贷、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更加严格地控制宏观供应稳定。
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恰好符合从要素驱动型经济向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变的发展轨迹：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6年，中国首先经历了要素驱动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的竞争优势以非技术劳动力或自然资源为基础；而2007年至今，中国又开始经历投资驱动型阶段。现在，政府希望尽快步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增长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策能否产生新的增长模式，创新其在过去40年中建立的制造业经济。那么，这些增长阶段的内部机制又是什么呢？
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要了解中国经济如何持续增长，首先要明白中国的政府官员对待经济增长就像经理经营企业一样。对中国政府来说，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是产业、部门、集群、区域、技术经济综合体或价值链的混合体，它们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为GDP做出贡献。当地政策制定者通常将它们简单地称为 “增长引擎”“增长极”、或 “支柱（主导）产业”。每个 “增长引擎”的内在核心是资本积累制度，其金融机制和机构可以为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动力，围绕特定的经济活动重复进行资本流通和投资流动，从而使“引擎”得以重启。中国政府的任务是寻找、设计、培养、建造、制作和支持这样的“引擎”，因为官员们知道，如果不对内部的资本积累制度做出任何改变，经济就不可能长期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四个“引擎”相互积聚而成的。
●出口制造业的“引擎”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6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制造业企业利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土地和贷款，形成了出口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带来了大量外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商业信心高涨。资本回报率提高，大量热钱涌入中国。财政权力下放、土地收入和国内信贷增加促使地方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私人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用于发展出口制造业。2008年，也就是举办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中国的低成本、基于共同知识、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了高潮。
●基础设施与城市化的“引擎”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需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面对GDP增长放缓的挑战，中央政府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09年，中国出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4万亿元的政府预算支出和10万亿元的银行信贷支持。中央和地方政府对高速公路、加油站、机场和石油配送系统等基础设施网络进行了大量投资，拉动了汽车、耐用消费品、合成材料和石油产品的巨大需求。2003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投资，投资占GDP的比重从35%上升到40%。
●基于房地产的金融资产投资“引擎”
2007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驱动的，而中国的投资主要依靠信贷扩张。地方官员还利用经济刺激计划和大幅扩张的银行贷款来加快启动当地项目。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许多当地公司的建立只是为了充当融资平台。过剩的货币供给涌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制造了资产泡沫。在2016年，中国房地产价值占GDP的250%。同年，中国资本市场价值达到70万亿元，债务总额达到150.03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为20万亿元。中国的债务总额与GDP总额之比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4年的235.7%。由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工业企业和员工的主导迅速增强，这种巨大的流动性迅速为整个中国经济提供了资金。短期的反危机宏观经济措施和中央政府随后的一系列政策形成了新的资本积累循环，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润是通过金融渠道和投机而不是贸易和商品生产获得的。因此，中国经济的重心从出口制造业转移到了货币和金融相关部门，包括房地产和影子银行。
●数字平台经济的“引擎”
2012年以后，中国在电子商务、5G技术和基于互联网的支付系统方面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其服务经济目前占GDP的50%以上。现如今中国在各种数字经济部门中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包括：电子商务和全渠道营销、社交网络商务、随叫经济、共享出行、配送和物流、金融科技、教育科技、健康科技和智慧城市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和小米等中国数字科技公司创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数字生态系统之一，构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活跃业态。新冠疫情扩大了数字部门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注入。现在，中国的数字平台经济重心已经从制造业转移到消费方面。由于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国际投资和公共资金支持的大规模增加，金融泡沫也产生了。这第四台引擎的运行其实有赖于第一台引擎（即出口制造业）的全面运行。
智能化的制造业：
新“引擎”愿景
如今，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正在寻找新的“引擎”。这将是原有出口制造“引擎”的升级版，以高科技制造部门为目标，例如：汽车、航空、机械、机器人、高科技海事和铁路设备、节能汽车、医疗设备和信息技术等。其目的是在中国领先的数字平台和电子商务部门的参与下，将整个中国制造体系转变为工业4.0水平，即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熄灯工厂和制造即服务等。在智能制造范式下整合客户界面、生产和供应链，中国制造业可以成为由数字平台、互联网服务、金融、贸易、物流、配送、购物和最终消费等组成的新中国数字经济的支撑部分。中国企业可以提高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其全球化发展，从而保证中国的长期增长。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是技术进步，而是技术技能组合的复杂性。在中国工业的新世界中，“竞争力”可能不是通过成本的静态来解决，而是通过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动态弹性来解决，通过不断重组技术技能将其多功能性转化为渐进式创新。简而言之，重要的不是专业化，而是中国国家制造业基地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 本文译者：陈景星 。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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