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未来的人还不存在，他们的存在取决于我们今天活着的人的行动。毫无疑问，日本已进入一个新文明的转折点。这是机会也是挑战。
文/姜建强
2022年，日本出生数为79万9728人，若除去在日外国人的生育数，纯日本人的生育数是77万人。这是日本自1899年开始统计人口出生数以来，首次跌破80万心理大关。日本生出数跌破80万，为什么会使日本人发愁焦虑呢？
跌破80万出生数，日本媒体的报道
不错，人丁兴旺曾被视为文明强盛的标志。如19世纪法国哲学家孔德就说过，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不过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说过，一个城市的人口最好是5040人左右。人口多就无法满足人的贪欲，就会产生掠夺，而掠夺导致战争。这一说法与中国战国时期韩非子的思想相一致。韩非子说，一对夫妻生5个子女，5个子女又生25个孙辈，25个孙辈又会生出125个重孙辈，这样“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这个“故民争”当然就是战争。人口多会爆发战争，那么人口少会带来什么呢？于是，人们总是想起新加坡，这个只有545万人的小国，人均GDP则是亚洲第一，并给人幸福满满的感觉。于是，在人们的观念里多了个链接：人少与富裕/人少与幸福总量。所以，近年反出生主义也成了一个流行被年轻人接受。如日本在2017年就翻译出版了南非哲学家贝纳塔《宁可不曾存在过》的著作。2019年日本《现代思想》杂志刊发专辑《思考反出生主义》，又推助了一批人反出生的兴趣。日本学者松元雅和、井上彰在2019年编撰出版《人口问题的正义论》（世界思想社），从什么是最适合的人口规模、人口抑制的道德是非、生殖正义、人的移动和国境管理、代际公正等方面着手，阐述了人口问题实质是“正义问题”这一核心观点。这就带给日本人一个思考：既然人口问题是正义问题，而正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功利问题，那么显然100人的幸福生活，是用10000人的边缘生活换来的。问题出来了：我还有出生的必要吗？不出生岂不更幸福？所以据报道，1976年在日本初版的齐奥朗的著名《出生的麻烦》，最近几年销售额大幅增加，去年还出了新装版。哲学家叔本华早就设问：如果人是单凭纯理性的行使来决定要不要生娃，人类还会存续吗？日本非婚生子太少，是否与这种过于刻板的生殖理性有关？风俗场所的性行为与生殖绝对无关，在色情开放的国家，将其作明确的区别与限定，只有日本。
日本的女孩是越来越少了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当救生艇从一艘沉没的船上放下时，儿童、女人、男人和老人都是按其顺序上船的。为此，著有畅销书《大象的时间，老鼠的时间》而闻名的本川达雄，在其《生物学文明论》一书（新潮社 2011）中，从生物学的角度批评地讨论了现代文明，他说生命体应该是能够生育的。然而，正是老龄化使得我们没有能力进行生殖活动。因此，即使我们不能直接生育，我们也要为下一代工作——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育活动，也在从中找到了老年的意义。作为一种愿望，如果我们保持不拖累下一代的态度，我们就能少些遗憾地度过我们的晚年。在本川达雄看来，日本出生率的下降，是因为“我们没有如愿以偿地重视下一代的创造。我们都是为了养育下一代而活着。这是我们作为动物的责任。”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不拖累下一代而找到老年的意义呢？作者在书中没有明说。不过，延伸至日本的弃老文化，其隐喻也就水落石出了。最近，耶鲁大学日籍经济学助理教授成田悠辅，说出了本川达雄想说的话：“应对少子老龄化，唯一的解决办法不就是老年人集体自杀或者一起切腹自尽吗？”此言一出，即引爆争议，虽然本人事后作反省，表示不再使用这些负面含义词语，但他的极端立场和火爆话语使其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50多万粉丝。显然这些粉丝多是沮丧的难寻出路的日本年轻人，他们认为自己的幸福被“老人社会”剥夺了。成田悠辅的老人“切腹论”，完好地显现了功利主义中存有的悖论：功利主义是用功利主义得出了令人讨厌的真结论。这就如伏尔泰所说：世界上本没有神，但可别告诉我的仆人，免得他半夜偷偷把我宰杀了。
日本到处是无人街道
现在看来，即便日本政府出台更多更有力的生育政策，要抑制少子化，提升出生数，看来也是绝无可能。一切都已不可逆转。因为反出生主义和一人主义已经深入年轻人的骨髓。那么是否就此认为日本已无路可走？不是的。日本要探讨的另一次元的问题是：即便出生数一跌再跌，社会整体富裕还能达成吗？少子化还能提升幸福总量吗？这正如著有《未来年表》的河合雅司，在最近一期的《朝日周刊》上撰文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略收缩。他认为，为了使日本不至落于贫困国，社会的整体战略缩小将不可避免。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即使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也要制定和实施维持 "富裕社会"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我们必须抛弃或已经抛弃的东西，完善我们必须保留或已经保留的东西，以充分发挥和利用日本的优势。企业将被迫从“薄利多销” 转向"厚利少销"的经营方针，而地方将被要求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到他们的商业区，以维持其人口规模。总之，未来的人还不存在，他们的存在取决于我们这些今天活着的人的行动。毫无疑问，日本已进入一个新文明的转折点。这是机会也是挑战。成功与失败，都是延续和创意世界文明的一个有益尝试。非常值得期待。这正如日经网站上最近刊文，标题就是《老去的G7转向“追求幸福”》，这固然可以看出发达的七大工业国有烦恼。有什么烦恼呢？就是GDP被新兴市场国家逆转。但在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其价值转向，即不再特别重视GDP，而将重点放在贫富差距缩小等推动人的幸福总量的政策上。这就是说，回到GDP的原点上。因为1930年代创造GDP统计原型，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库兹涅茨就曾表示，无法以GDP衡量人们的幸福。是的，无脑海参也能过上美好生活，何况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