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华岗理事长，志平会长和到会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各位嘉宾，很荣幸有这个发言交流机会。我想尽量简洁地谈一下自己在创新视角上最突出的感受。
在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一系列的重要指导方针公之于众之后，如果最浓缩地谈一点自己的感受，那么要说，做了几十年的研究工作，觉得我们现在继续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经济社会转轨过程，最值得重视、肯定的，是二十大非常明确地在改革深水区提出了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重申推行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次两会上，李强总理讲话里大家感觉有很多的亮点、金句，他有很简洁的八个字，“吃改革饭，走开放路”。这些强调的、以及过去就有进而重申的精神，包括以三令五申方式结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前所未有地说对有关的错误观点要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予以批评等等，我认为是有非常鲜明的“问题导向”的，很多是有针对性地解决社会上的困惑的。比如我们特别注重迎接二十大的时候，在舆论场上曾经有非常有影响地“传染”的一种说法，所谓要以口口经济来救赎和取代市场经济，似乎不少人认为，这可能是中央决策层放出来的一个引导性取向的信号，也有挺有影响的学者论证这个经济的一些要点，而当时我们作为研究者，觉得完全不能同意。它所谓的“救赎”和“取代”，那就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我们终于确立的中国现代化推进、基本国策贯彻的目标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颠覆嘛。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一出来，我们心头一块石头落了地。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方针，怎么贯彻落实是很有难度的，总书记说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现在如果说在两会之后，乘着2023年有极大可能性开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新局面，于这个背景之下，我愿意特别强调，在中央指出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坚定不移贯彻的过程中间，要特别注意，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李强总理特别给予重点强调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大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注意到，中办对此已经发文了。在这个具体的指向上，那就要创造性地执行大政方针，这个话，我是觉得非常有内涵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取向，我想非常简要地说，在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这方面，是不是我们要紧紧抓住四个层次的创新，就是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或者叫做技术性创新)，还有思想观念创新。在实际生活中，对制度创新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中央的相关指导文件我注意到，始终强调企业改革是以混改为主线，这个混改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作为学者也在论证，它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性形式，以它的包容性所带来的以后国企的发展和民企的发展，不是“谁进谁退”的问题，是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问题。在这个方面经过一系列的探索，有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释放潜力活力的巨大空间，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已有这么多轮的文件，我们还在试点。比如前一段时间，说联通的混改又有所推进。但是实话实说，现在我们在混改方面有进步，但不能说有什么非常成熟的经验，还必须坚持探索。在我特别看重的某些边缘性的创新上，比如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虽然大家还有很多疑惑，它却给混改带来了一种新局面。一些重大的举足轻重的项目，以PPP的方式来做的时候，政府方面它的出资，就天然不想一股独大，恨不得少出点股份，这是体现它做事做得漂亮，产生乘数效应、放大效应。社会资本方既包括国企，也包括民企，也包括国企、民企混合体的加入，产权按照股份制，非常清晰，带出“1+1+1>3”的绩效提升，那就是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在一起，优势互补带来一系列正面效应——这是很好的方式，可以使全社会观察混改这个路是不是有可能越走越宽。这些重大的项目，一做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甚至半个世纪以上，现在国企的，民企的，都有示范的项目，都有为期半个世纪以上、建设以后的长期运营项目。这个混改之路，我认为仍是在制度创新层面我们要积极探讨开拓的主线。传统概念的“国企”的分类改革，以及在中央、地方不同层面上的分层改革，也都值得高度重视，对于具体企业，作尽可能合理的定制化设计。
对管理创新，简单说一下，我观察还是要强调把激励和约束都搞对。我们往往在国企的概念之下，约束容易搞得特别“到位”，而激励往往容易是“说了却难以落实”。这方面的探索，我自己感觉还要积极推进，这种激励，是必须面对市场竞争，所谓统一大市场是全球的统一大市场，竞争中要把激励搞对，才能做大蛋糕，跟着再分好蛋糕。这个思路要更为高屋建瓴，更破除一些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
在技术创新结合管理创新方面，数字化、高新化、精细化非常关键，朱民教授刚才介绍的最新的前沿ChatGPT，大家的感受是确实有点儿跟不上。前几年中国在数字经济平台这方面，曾经有过急起直追态势，但是后来又必须做整改解决纠偏问题。中央已经明确要求完成整改，到现在将近一年了，怎么完成整改，肯定不是企业自己能宣布的，要由有关管理部门说怎样叫完成整改，然后赶快抖擞精神振作起来，继续去追赶硅谷开创的那个前沿的创新浪潮。这个方面高科技的旁边，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要总结的管理经验。中国也有自己不能妄自菲薄的我们很多成功管理经验，怎么把它总结好？需更好交流，更好地落实于实践。
第四个层次的思想观念创新，我觉得非常值得看重。这次李强总理专门讲到四点工作要求，里面的一条，要有价值取向上面这样一种特定的考虑，凡事要多做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而不能简单只做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我高度认同这个逻辑。要从管理上来说，做技术判断，说可行不可行，管理部门的人马上可以挑出很多的疑点，这个不可行，那个也可疑，怎么看来也不踏实，而首先没有考虑到创新大局的要求，怎么样创造条件、消除堵点、打开新局面。我在体制内几十年，实话实说我观察体制内原来的思维惰性，是最容易出这种情况，而且说起来堂堂正正，要从严从紧防范风险，政策方向十分正确——那么最典型的有房地产市场，以这种防范“灰犀牛”、大家一起发力，引出的是韩文秀副主任批评的“合成谬误”，造成宏观上的负面效应。政策转向以后现在一年多，我们终于才把房地产市场基本稳住了，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我认为都应是实实在在的。实际生活中间的思想观念的创新，我觉得也包括一些我们听起来望文生义地讲似乎很正确的说法——比如当时我注意到主张以口口经济救赎、取代市场经济，后面跟着有一个论点，口口经济呢就是全民所有制。“全民”和“人民”对上了，有什么问题？但我们作为研究者，早就知道传统体制下所称的全民所有制，人人有份，人人负责，实际看现实生活中间是什么样的？人人有份这一份怎么实现？人人负责怎么负责？是悬空、虚置的，而产权悬空虚置造成的，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那份儿在哪儿，谁也可以不负责。我在终于碰到高考机会上大学之前，在北京矿务局机电厂做过五年装配钳工，我们当时天天听到的都是“革命”，都是“斗私批修”，实际生活中工人师傅们说的是什么——“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这是全民所有制的真实场景。这种情况怎么破除它的弊病？早就讨论了多少回，所以，才有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改革和其他方面配套改革的多年探索开拓。这个思想观念到现在，居然又回到全民所有制，还说得堂堂正正，还以为再落到国家所有制，就是公有制的最高实现形式，这却是已经过时的了。这样看来，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在实事求是的党的方针指引下，我们面对现实，通过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打开改革创新的新局面。
这些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内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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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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