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明确，有关部门推出强制报告制度，表明了对治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问题的严肃态度。”张荆说，在制度落地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受侵害者到小诊所进行诊疗、堕胎，甚至受害者家庭接受金钱赔偿的情形，司法机关难以获知相关信息并进行查处，导致该制度存在落实难的问题。
如何破解这样的局面？张荆建议综合布局、全面考虑，执法部门持续打击资质不明的地下医院、“黑诊所”；在医院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时，建立一套严密、严格的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制度；若想有效解决未成年人被性侵的问题，比起医院，更有效的方法是关注学校，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校，在父母外出打工、老人注意不到的情况下，学校比较容易观察到未成年人是否遭受性侵的情况。
“此外，一些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侵就发生在学校，因此更要注重学校的预防，将预防阵地进一步前置。同时，老师发现相关问题后需及时上报，避免未成年学生遭受长期的、持续性的伤害。”张荆说。
张荆还建议，对淮安市检察院三色预警的效果进行追踪，综合考量该创新举措在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能否有效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身心健康、能否有效降低性侵犯罪的发生率等，进而推广。
陈莲从医生的角度提出建议，她认为，保护患者尤其是未成年人的隐私，是从业医生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医院要从多方面保护患者的隐私，如一人一诊治，由医生明确告诉患者，会保护其隐私；如果未成年人需要，医生应协助其寻求法律帮助，以妥善保护患者合法权益。
受访专家还提出，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不同环境，如医院、学校、社区等，对未成年人侵害行为的识别因素是不一样的，因此需要有不同专业特点的强制报告体系。作为主体责任部门，政法、民政、教育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指导督促具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单位来建立履行强制报告职责的内部流程，明确强制报告工作的管理部门，进行业务培训。只有这样，强制报告制度才能够在实践当中得以有效实施，同时也能够减轻报告责任主体的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