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3月31日在“城市战略：营造新能源，经纬创融汇”论坛上的发言）
尊敬的经纬创投徐传陞董事长，尊敬的厦门工信局周国梁局长等这次活动主办单位和指导单位的领导，尊敬的在座各位企业家，各位嘉宾、朋友：我很荣幸有这个交流机会。按照约定，我将以研究者定位，就如刚才主持人所说主要从宏观视角谈一些自己研究中间的心得和的基本观点。我所言可能更多是对应在中国古人特别强调的四个概念的前两个，就是“取势”、“明道”，后面还有“精术”、“择时”。首先，是怎么看大势，乘势而上，要从宏观方面做研究和观察；还要在自己特定的、对应的领域里，努力争取洞悉规律——这是取势和明道。至于精术，我们企业界的朋友都有体会，在前面对大的方向、基本的战略这些有选择之后，还得注意“细节决定成败”，然后在生产经营上有了战略、策略组合之后，还得有“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正确的时机把握，太早了不行，太晚了也不行。
我将从取势方面先说起。会议主办方提醒我说，朋友们首先关心的是2023年中国经济的动向。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来经历下行过程之后，虽然从现在直观地看，这个下行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但是2023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就是把经济景气往上托升之后，结合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接“新的两步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开创一个新局面了。
2010年，在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报出当年是10.6%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这与改革开放走到三十年，算总账经济增速年均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增长）一脉相承，特别是与邓小平南巡之后到这个时候，十八九年算总账，年均增速超过10%高度吻合。但是就在这一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给出的是“稳中求进”这个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从此之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就年年讲，季季讲，时时讲，一直讲到现在。在今年两会上，新任总理李强特别强调了中央原来讲的“六稳”中间最为突出的是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都是联系到基本面和大局——对经济，必须抓“发展的硬道理”，要有增长，跟着必须有有效投资带出来的就业，使老百姓能够安身立命有收入，再者必须让老百姓过日子感觉没有物价的威胁。当然，后面还有一系列各个方面“稳”的要求。
为什么中央当年这么考虑？现在看得很清楚，就是决策层意识到我们要经历一个发展阶段转换的考验。现在总结起来这个发展阶段转换，跟整个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是对应着的。2010年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什么水平呢？4000美元，那是从改革开放初期非常低的水平一路追上来的。改革开放之前的1976年，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曾经评价说“国民经济走到濒临崩溃的边缘”，现在一些年轻人说至于吗？有那么严重吗？从指标上来看，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有统计数据的全球接近200个经济体里面，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排在第190位之后，是垫底的，仅200美元出头。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指标已经走到了四千美元，那么按照世行可比口径，中国稳稳坐在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个阵营里，将这把交椅坐稳了。那么再往后，其实所有的经济体到了中等收入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个告别前面的经济起飞和粗放发展特征的、直观上看速度要有所回落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过程。2010年中央意识到的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问题，就是面对着这么一个转变的关口——这和一般的发展经验，和我们观察到的上述统计现象，是对接上的。中央后来文件所说的这八个字——“矛盾累积，隐患叠加”，有不同视角上的描述，我愿意最简单地强调两点：一个是物质生活的视角，那个时候已经是动不动雾霾打击大半的国土，而且造成国际上的不良影响，普遍发生的大气污染后面，还有普遍发生的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多的家长在担心自己的孩子还能不能健康成长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现代化可持续的发展就成为空谈。另一个视角，是人际关系，那个时候突出的问题，就是学者们已经在特别强调中国收入分配悬殊，甚至直称“两极分化”——看起来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是节节上升的，但是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没有能够同步提升起来，说到收入分配似乎人人都觉得有问题，有一肚子怨气，都认为存在不公。早年所说到的“不正之风”已经演变成大家都深恶痛绝、但真正解决起来还有很高难度的腐败问题（一直到现在，苍蝇、老虎一起打，老虎都倒了多少呢？部级以上的高官好几百位了，包括100多位的将军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中央所说的“制度反腐”还要进一步去追求落实）。那么从2010年开始，要处理这样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中央认为必须牺牲一些速度，转为追求高质量的发展。速度又不能够说下调而没有一个合理的区间，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需进入中高速的发展状态。这个新常态之“新”，就是速度要牺牲一些往下调，“常”是什么呢？要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L”的这一竖是下行，而它的尾巴必须拉出来，拉出来以后这个尾巴还应该让它按照平台状运行时间越长越好，关键是要有高质量。这样的一个中央引领新常态的方针，由新入常，在具体表现上，是在两年之内我们的速度比较快地落到了8%以下，再经过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以后它有一个当时看起来值得肯定的平台状开始出现。从2015年的下半年一直到2018年的上半年，12个季度三年时间段，我们是在6.7-6.9%这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看起来有望实现一个L型转换了，但是这时候出现中美关系交恶，一下子情况又变得非常有压力，而跟着市场预期不好，我们的速度就落到2019年只有6.1%了，原来的平台状不复存在。
再跟着2020年，大家记忆犹新的疫情冲击，曾经使经济增速一落千丈，经过努力又把它变为正增长，来之不易，在2020年也只是正的2.3%，这是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低速，却是当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一个大疫之年能够实现正增长的案例。跟着2021年报出来的是8.1%，看起来漂亮，但是这个8.1%指标的可比性很差，最可比的是管理部门正式公布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5.2%，这样又比2019年的6.1%跌下去了0.9个点。
再往后大家就更记忆犹新了。2022年刚刚过去这一年，本来我们觉得应该按照中央在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的面对三重压力，要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把经济运行维护到合理区间”，那显然必须是回到中高速。但是事与愿违，两会刚结束，刚刚明确宣布了5.5%左右的引导性年度增长目标，但是来了“超预期”问题，有10万人大会，有紧急动员，有多路督导，仍然不能够使运行状态按照原来的目标表现出那样一个量值。二季度经过努力也仅仅只有0.4%的这么一个正增长，三、四季度波动中，是全年只达到了3%，是一个几十年来倒数第二的这么一个低速度。
今年，这就是当前，我们要说的态势是什么？两会上给出的引导性目标是5%，但是一般人认为如果没有大的意外，今年一定会比5%的表现更好。摩根史丹利已经把预测值调到5.7%。我认为，还有其他很多的研究者都认为，能够看高到6%，甚至再高一些。魏建国同志，过去的商务部副部长，现在是国经中心的副理事长，他甚至强调说我们今年应该看高到8%，这也不是不可能。为什么呢？就跟前面那个例子类似，去年3%，基数很低，今年如果处理得好，疫情自去年11月以后已经有把握基本控制住了（我们当然还要防止反复，但是已有更丰富的经验），我们经历了阵痛以后，现在总体来说消费、投资、社会生活明显在进入常态，所以要乘势在今年把我们的潜力更好发掘出来，往上托升景气。
现在预计，一季度数据出来以后，应该就是在扑朔迷离之中有比较明显的向好（虽然现在也有一些大家担心的地方，比如对外贸易在沿海地区，因为前一段时间订单很差，大家还在担忧，但看先行指标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明显向好），一季度大概率是综合代表性的指标向好，而二季度的指标出来，我认为极大的可能性是会非常漂亮，就和我们2021年的情况一样。上一年的基数只有0.4%，今年二季度这个指标同比，会一下子上去，而这时候会乘势形成一种综合效应，就是提振市场信心，改善预期。再加上中央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以后反复强调的纠正合成谬误、分解谬误，坚定不移抓发展硬道理，特别地在二十大上强调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反复地三令五申说“两个毫不动摇”，而且前所未有地说社会上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就是要给予批驳。这次新任总理李强在记者招待会上，专门讲到去年一段时间出现的错误思潮，就是要批评，要非常清晰地表明中央的态度。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大家都在敏感地看待马云归来是什么背景。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我认为今年有极大的可能性，在去年的“低”以后又出现一个“高”。这个高能高到多少？我们现在不做8%的估计，按照一般人认为的能达到6%，和前面一年合在一起，两年复合平均的增长速度是多少？4.5%，比前面的5.2%，又跌了0.7个点。这就是我说的，直观地看中国发展态势中间的下行过程还没有完结。但是我愿意特别强调，我们今年一定要抓住契机，使今年的“高”后面，不再跟着“低”。那么，这就有可能把我们经济运行维护到合理区间。中高速的区间如果测算一下，按照总书记所说，2035年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再翻一番的话，保证速度15年算总账是应接近5%。我们一定要在“十四五”期间，再经过后面两年的努力，把“十四五”的平均增长速度抬到5.5%左右，并准备着基数抬高以后，未来的速度重心还会下调，“十五五”我们要努力让速度重心往下落时不击穿5%，“十六五”速度重心继续下落，不击穿4.5%。那么15年的这样一个平均接近5%的速度，就保证着总书记说的、中央其实已经给出的引导性的增长目标。这不是我们一厢情愿，中国还有这样的发展潜力。
我跟着就要说到问题清单里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逻辑和产业升级的逻辑怎么认识，以及相关的机遇。这个机遇，是说的怎么理解宏观转型下的产业机遇，这方面我简单勾画一下。我的看法跟一开始徐总的演讲其实有高度吻合之处，甚至用语上都是不约而同，我愿特别强调徐总说的这个话——在我们面对大量不确定性的局面中，我们要认识、寻找确定性。中国的确定性是什么？就是从长期来看，面对着种种的干扰，面对着看不准的这些东西，我们能够看准的，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的客观依据是什么。中国整个现代化概念，当然是跟国际上要有比较才有其实际内涵的认定，我们是要在正视工业革命以后严重落伍这种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必须追赶，要最后进入发达经济体的阵营，这个追赶过程中“取势、明道”，明的道是什么？我在1977年得到消息要恢复高考时很兴奋，是要圆自己的大学梦了，马上跑到历史博物馆看展览，看到孙中山先生“海宁观潮”之后的一幅题词，可称为他的墨宝，写的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看了之后非常深刻的印象留在我脑子里。做了几十年研究，我常想孙先生当年面对着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在考虑“振兴中华”的时候，他认准存在着一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这就是“道”，后面一定有规律性。这个规律性，我认为至少可以总结成六个概念，第一，“工业化”，这是一定要实现的，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实现工业化一定伴随着第二个概念即“城镇化”，城镇化水平要一路提高，后面还有“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基本国策所说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及大家都知道的科技第一生产力，现在是表现在“信息化”或者称为数字化这样的高科技化，再加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我们必须按照二十大的要求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民主化”。合在一起，中国的发展最大可能性是什么？现在我们工业化已在制造业上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还大而不强，城镇化看起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似乎上面空间不大了，实际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45%出头，一大半中国人还没取得市民身份——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后面的空间还相当可观。一方面，认识我们的不足，另外一方面，要认识到这种未来发展空间就是我们中国以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没有受到颠覆的客观依据。
我们未来的发展,只要是自己不出低级错误，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场景，一定是已经有的将近700个大中小城镇建成区，大多数的城乡结合部要往外推，还要建新区，还要发展中央说的都市圈、城市群，还要有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升级，公共工程、公用设施更好的高质量发展，配合着产业升级、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再加上人力资本一轮一轮的培育。这就是一个只有以“巨国模型”才能描述的14亿人口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间、我们认清楚前面六个概念形成的世界潮流而追赶发达经济水平中的需求释放、并得到供给回应的经济成长过程。对这个经济循环的成长，中央又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之下，我们就可以在面对种种不确定性的旁边，更好地掌握这个长远而言能够看清楚的确定性，以及努力掌握我们可以把握的主动权、主导权因素。这就是我说的高度认同徐总所说思路的“长期主义”的根据。
企业界的朋友们，可以说在自己的感触上还有种种困扰和问题，我一点都不否认，而且前一段时间这几年下来，我也知道yi民倾向在提高，有些朋友说我就是感觉不好，不得不脚踏两只船，看着不好就随时准备拔脚就走。但是你可以继续观察。我自己认为，我们当然要正视种种的考验困难、一些严峻的问题，但是从长期来看，我前面所说的中国经济转型逻辑，就落在前述六个化上，以及这六个化具体观察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中国潜力发掘的空间，与它相关联的韧性、回旋余地和未来的成长性。这些是不是可以八九不离十地来认定？当然，我刚才说的是客观，在主观上，必须配上“做好中国自己的事儿”。
（未完待续）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交流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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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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