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5月30日文章，原题：措辞和政策：“去风险”和对华政策 最近，七国集团（G7）国家一致同意对华经济方针的核心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去风险”一词此前出自欧盟，所以这一共识似乎很广泛。
但实际上，“去风险”一词相当模糊，其含义也不确定。从这个词本身看不出多少涉及对华政策的信息。它的范围完全取决于如何解释这个词。不同的国家很可能会对“去风险”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从而产生分歧而不是共识，对一些国家而言代表一定程度的经济分离，而在另一些国家可能是类似于“脱钩”的政策。
“去风险”的含义和应用中可能出现的分歧存在三大不确定性。首先，“去风险”中的“去”是什么意思？一些权威字典将“去风险”定义为“消除风险”或“去除风险”。也有的定义为“减少坏事发生的可能性”或使某事“风险变小”。美国国务院在不涉及中国时将“去风险”定义为“避免，而非管控风险”。不一样的定义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去风险”政策。如果你把同中国“去风险”的目标定义为“消除”相关风险，而不是“减少”风险，那么你将采取更彻底的行动。
第二个重大不确定性是什么才算是相关风险。即使把“去风险”定义为减少而不是消除风险，其潜在范围和与中国经济分离的程度也取决于哪些问题被视为相关风险。
美国政府在讨论与中国的经济分离时，常使用的理由是国家安全的风险。保护“国家安全”可能是政府最重要职责，但它也是一个宽泛和模糊的概念。例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实施“国家安全”出口管制，这包括美国大量的制造业与涉及研究和通信工具的出口，而它们的主要用途是民用。
此外，美国总统历来倾向过度使用职权来保护“国家安全”。因此，基于宽泛的“国家安全”风险而制定的对中国“去风险”政策可能会接近于“脱钩”。
“去风险”也是针对与中国有关的各种经济风险。G7峰会公报特别提到“经济韧性和经济安全”的风险。拜登个人接受“去风险，而非脱钩”政策，但他扩大了经济风险清单。不过有哪个国家会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身是对其经济实力的一种风险？
“去风险”的第三个重大不确定性，是在决定要不要对中国采取行动以及采取何种行动时，如何评估某一特定风险与平衡同该国其他相关利益的关系。在决定是否采取和采取何种与中国经济分离的措施之前，大多数风险都需要复杂的评估。
供应链多元化和出口管制某种程度上无可厚非。但限制对外投资仍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各国对此存在分歧，不仅因为投资者的国内政治力量，还因为限制对华投资将造成争议性决定和极其复杂的投资审查。
现在谁也不能确定不同的国家会采取什么“去风险”政策。就这一点而言，“去风险”不过就是一个词语。政府的措辞当然重要，但“去风险”是一个有歧义的词。政府使用模棱两可的词语是出于多种原因，比如建立共识，为解释创造余地从而为制定政策创造广阔空间，有时甚至是为了欺骗公众和其他国家。
但是，对这些词语必须加以解释，澄清含义，然后确定行动。在以行践言之前，我们不知道“去风险”新政策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不同国家的“去风险”政策实际会很不一样，不会是我们现在的共识。（作者保罗·格维茨，乔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