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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经济的忧思与建议!姚洋任泽平


作者 | 梳子姐

白驹过隙,苍狗浮云。

进入六月,2023年马上过半,时间过得飞快,快得让人猝不及防。

6月1日凌晨,经济学家任泽平以《是该全力拼经济了》为题发文,大声疾呼, “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救经济了,而是怎么救,怎么尽快、大力度救。那些建议不救经济的观点,不仅是不学无术,而且缺少基本的人文关怀”。


任泽平分析了几组数据,青年失业率达到20.4%,4-5月份经济数据大幅回落,居民不敢消费,预防式储蓄,企业不敢投资,1-4月民间投资只有0.4%。

面对外需下滑、内需疲软的困局,他建议把发展放在首要任务,解决就业和收入是最朴素的根本,任何与此违背都是错的,无论什么理由或者高大上的理论。

相信这些数据很多经济学家都会看到,也都能从中洞察到背后的实质和危机,然而大多数人是不会再提什么建议或者再多讲什么话了,因为经济不是拼出来的。

去年12月份,姚洋、黄益平、张军、梁建章、管清友、任泽平联名发文《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核心是全力刺激经济,年初以来不少地方也打出拼经济的旗号大干快上,事实证明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是不行的。

有位网友的评论非常中肯: “经济不是拼出来的,是按照经济规律干出来的。”

如果大家在“术”的层面已经很拼命了,可效果还不尽如人意,那么就需要在“道”上下功夫,沉下心来向规律靠拢,向本质回归,向逻辑寻找答案。具体来讲,有以下五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一是开放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也向世界敞开了大门,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实。问题在于开放并不只是大家做生意搞贸易,还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对冲、文化交流和价值碰撞等无形胜有形的开放。

5月30日,马斯克乘坐私人飞机来访,这是极好的事情,但是有些媒体却兴奋地沉不住气,把马斯克捧上了天,把特斯拉夸成一朵花,就显得很不厚道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抵也是这么一帮人,把特斯拉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威胁国家安全,甚至有的场所将特斯拉拒之门外。

这种论调事关重大,还容不得反驳,但里面有个现实悖论,如果特斯拉确实有害,那么上海工厂怎么定位?

对外开放难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的有精华也有糟粕,应该看主流、看方向、看趋势。

若忽地把人骂的一文不值,忽地又奉若上宾,会带来极大不确定性,影响开放的形象和质量。

坚定不移且高度自信地对外开放,这个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仍然需要牢牢稳住。

第二是团结问题。1978年,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其中提到“处理遗留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为的是向前看”。

团结出效率,出战斗力,克服内耗内卷的唯一出路,是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很遗憾的是,尽管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很疲惫,但是共识的撕裂痕迹越来越明显,立场纷争产生的隔阂让人忧虑。

最典型的有两件事,一是防疫,二是俄乌战争。防疫还好说,毕竟与每个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俄乌战争呢,很多人吵了半天就是自说自话,都不知道到底在争论啥。

理想主义者值得尊敬,但也很可怕。因为有很多东西永远都争论不出结果,人与人之间也别指望谁把谁说服,陷入无谓的争论浪费了时间,消磨了资源,没有一丁点好处。

如何用共同的利益凝聚人心,把上下内外紧密团结起来,确实需要智慧和艺术。

第三是包容问题。现在流行提“容错机制”,这似乎是个伪命题,既然能够包容那就不是错误,何来容错一说。让人不敢犯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怎样激发创造,调动干劲。

铺天盖地的整治整改、清查清理、问题清单、整改措施确实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还需要考虑解决问题的成本与效益比问题,以及由此带来误打误伤导致创造力衰减的问题。

上纲上线对人的创造力伤害最大,面对一个个鲜活的具体问题,一旦上升到忠诚和主义层面,必然会自动出现群体性僵化保守。

市场经济的显著特点就是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接纳现实的人性,包容合理的存在,不简单地搞运动、搞一刀切,把释放权力与压实责任统一起来,让每个市场主体、每一级权力主体都能放下包袱,获得稳定的安全感,这需要大胸怀、大气度。

第四是体恤问题。经济发展有起有伏,暂时紧缩也属正常,免不了过紧日子、苦日子,这种情况下强对弱、上对下、官对民需要施以充分尽心、实而又实的体恤。

这种体恤更多体现为简政和让利,所谓简政就是减少那些华而不实的折腾,就是减少各种无故限制、侵扰和干涉,比如各种评比、创建和考评不妨先停下来,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为民服务的第一线去。

让利就是给中小市场主体和个体经营者公平自由的空间,他们并不需要特殊照顾,只要能够得到平等对待,能够获得机会公平就够了。

同时,上级在出台一些政策的时候,也需要充分考虑下面的实际情况,体恤基层的实际困难,不能看着很美好,落实起来很艰难。

比如搞国产化办公设备替代,这种事该干,但是绝对不能以制造新的浪费为代价,有些地方财政本来已经十分紧张,六保压力很大,却要扔掉现有办公设备,再去采购新的设备,实在让人心痛。

第五是理性问题。理性与非理性并不好界定,但减少浮躁、降低亢奋必不可少。喊口号、说狠话、放空炮,在一些领域还是存在的,看似无可撼动的绝对正确,实际是在消解和弱化权威。因为,伟大的口号喊多了就不稀奇了,每件事情都强调重要最后全不重要。

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只能办成有限的几件事,不可能一代人解决所有问题,让后面的人无事可干。当人变得理性时,很自然地学会与世界和谐相处,很自然地看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很自然地匍匐地做些有意义的实事。

反过来,当社会失去理性时,也会很自然地充斥着假大空,很自然地妄自尊大斗来斗去,很自然地止步不前甚至大踏步倒退。

沧桑巨变,激扬着一场看不见的认知风暴。

后疫情时代,无论社会治理还是经济发展,都面临着新的难题,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老百姓实现了新的觉醒,经过三年涅槃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判断建立起新的逻辑模型,再也不能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观念,管理市场经济成长起来的人群,更重要的是已经迈入崭新的AI智能时代。

写经济方面的话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绝对不能因为风险大就装作视而不见,那样是极不负责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穷草民之智,忧庙堂之远。正是因为深爱着这片土地,所以才会饱含深情地去思谋考虑。

同时更相信,我们国家有巨大的市场回旋空间,有任劳任怨的勤劳人民,只要敢于正视现实矛盾,脚踏实地做好具体的事情,

经过两三年休养生息,一定能够重拾繁华,恢复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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