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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自 1961年以来年度新增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标志性变化。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世界人口总量第一大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中的人口负增长，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人口负增长。同时，人口的长期负增长所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现象，也会给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下把握好人口负增长先发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客观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基于我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综合影响。
为此，本刊特邀原新、杜鹏、童玉芬、陆杰华四位资深人口学家就人口负增长所涉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推进提供智识参考。原新教授从演进视角研判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指出要积极寻找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持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杜鹏教授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分析了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的人口变化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对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进行了阐释；童玉芬教授则在分析我国人口负增长及其伴随的综合人口现象的基础上，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方面探讨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对策；陆杰华教授考察了曾先于我国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应对经验，并给出这些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面对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能够找到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优化人口素质结构，为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作出贡献。
主持人：尹德挺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
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节选）
原 新
人口老龄化加速
从当前到21世纪中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在2054年达峰值5.2 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升至40%以上，均比2020年增加一倍，步入超级老龄社会，其特征表现为老龄人口规模超大、老龄化速度超快、老龄化程度超高、老龄社会形态超稳、老龄群体内部差距超大。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整体年龄结构的变化，不能只看老年人口的变动。第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但规模依然庞大。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早在2011年就达峰值9.4亿人，2012年开始连续性负增长，2020年降至8.9 亿人，2050年将降为6.5 亿人，但总量比届时发达国家总和还多。第二，低龄老龄化特征显著。在老年人口总数翻倍的同时，60～69 岁低龄老年人口数量将从1.5亿人增至2050年的2.1亿人，规模不断扩大。这一特征创造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窗口期，也增加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机会。第三，在少年儿童人口、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一稳一增一减”的过程中，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2020年，老年人口数量超过少儿人口数量，家庭和社会由传统的养“幼”为主转为养“老”为主；21 世纪中叶以前，少儿抚养比（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数/15～59 劳动年龄人口数，全文同）徘徊在20 上下，但老年抚养比将于2035年以前超过50，2051年达到80，2073年超过100。必须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养“老”的人均社会支出远超养“幼”的人均社会支出。
本部分刊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12-15页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节选）
杜 鹏
第三，全面贯彻积极老龄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客观的人口现象，不能单纯用人口变动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将人口老龄化视为危机和负担，会忽略人口老龄化背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的成就，不利于引导公众科学、客观地认识人口老龄化趋势。本世纪初，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就是旨在扭转公众对人口老龄化的消极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国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体现了满怀信心、积极主动、全力以赴、切实可行和锐意改革的理念与精神。我国要尽快适应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的趋势，并通过国家战略的实施和社会政策的完善来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比如，应尽快构建年龄友好和性别友好的就业支持体系，推动有意愿、有条件的老年人和女性人口参加劳动生产、灵活就业，合理利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各类潜在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在我国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不断向好的背景下，要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和其他社会参与方式进一步拓展途径，扫清障碍，为有能力和有愿望继续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创造相应的机会和通畅的就业渠道，充分挖掘老年人口所蕴含的巨大人才资源。
本部分刊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15-19页
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节选）
童玉芬
第三，人口负增长下的人口老龄化继续加重。202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2.8亿人，比重为19.8%，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2.10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9%，按照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的划分标准，我国已踏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人口预测的（生育率）中方案数据显示，2035年我国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1%，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本世纪中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占比将突破30%，意味着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老年人，老龄化持续进一步加重。
第四，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减少和内部老化加剧。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同步的将会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进一步减少。我国15～64 岁劳动力人口规模10年前就开始下降进入负增长。2021年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9.64 亿人，相比2014年（劳动力规模负增长元年）减少了4032万人，年均减少576万。今后劳动力规模和比重还会进一步减少，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数据计算，我国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35年、2050年也依然能够保持在9亿、7亿以上水平，分别占总人口比重的66.49%、58.46%。
本部分刊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第19-22页
人口负增长应对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节选）
陆杰华
人口负增长预示着家庭规模愈加小型化、家庭类型愈加多样化、家庭关系愈加简单化。一方面，受养育成本、婚育多元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青年人生育意愿预计明显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嬗变，社会照料资源可能锐减，孤寡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等新的高风险人群与日俱增，这些都冲击着传统照料观念，并加剧社会稳定问题的严峻性。
第三，突出“一老一小”政策，关注生命周期效果。针对本国持续的超低生育水平，日本政府特别关注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早期重点推出儿童补贴政策，其中完善儿童补贴成为日本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为了缓解快速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的持续压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适时改革了以往的年金制度模式，将之前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共济年金统一起来，构成了现行的年金模式，并明确要求20～60岁之间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居民必须加入。德国政府在超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注重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明确规定2007年后出生的婴儿能享受高额补贴，相关的法律和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当年就提高德国生育率的效果，迎来了生育“小高潮”。
第四，改革劳动参与模式，实施弹性就业制度。为了鼓励老年人再就业，2004年日本修改《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从2006年起开始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日本退休年龄已提高到65岁，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大力鼓励女性就业。许多欧盟国家也针对退休规定进行改革，例如荷兰取消提早退休的福利待遇，德国则延后退休年龄，从原本的65 岁改为67 岁，西班牙则降低了早退休的年养老金支付标准，并延长退休人员的工作年限。国际上这些劳动参与年龄模式改革的目标在于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国家养老金的支出。此外，一些国家也延长了国民缴纳养老金年限，如德国规定，必须年满63岁并且工作满35年才可以办理提前退休，而每提前退休一个月都会扣除其退休金0.3%；新加坡政府在2012年推出《重新雇佣法》，将重新雇佣退休年龄定为67岁，希望能够借此补足新加坡的劳动力。
面对持续的、难以扭转且逐步加剧的人口负增长趋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做好顶层制度设计。事实上，当下中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不乏生育政策严格控制的历史原因，但更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叠加影响。人口负增长通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发展过程中内生性负增长的必然结果。与世界上其他已经开始人口负增长的先发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既有相似性，也有特殊性。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所引发的诸多问题应在借鉴国际社会经验做法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纵观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负增长的经验做法，笔者认为，其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主要包括：
第一，理念转变层面上，构建适应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新人口发展理念。我国的人口负增长主要是由长期的内生性超低生育率导致的，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口负增长会呈现持续的、不可逆转且逐步加深的鲜明特点。为此，我们需要充分正视长期性人口负增长所引发的潜在风险，改变既往人口正增长背景下社会经济制度安排的思维定式，按照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新格局动态超前规划社会经济发展，加快推动人口发展理念由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发展理念的更新。
第二，战略谋划层面上，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超前做好人口负增长预案。超低生育率和快速老龄化是我国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两大特征。 因此，下一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突出重点，紧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和未来人口发展新趋势，从战略、全局、操作层面制定以维持适度生育水平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为重点的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统筹协调与人口发展相关的财政税收、卫生健康、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性环境。 此外，还要积极谋划、建立健全人口负增长超前预案，最大限度缓解和降低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整体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三，劳动参与层面上，实施确保适度劳动力参与规模的弹性劳动就业政策。国际社会已有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有益探索实践大多可归类于更为弹性的劳动就业公共政策。为了缓解人口负增长引发的劳动力规模和比例持续下降的突出问题，可以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主要原则稳步推进弹性就业政策改革，以便稳定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劳动力资源存量，这样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快速老龄化对养老金的持续压力，而且还可以不同程度地延长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推动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四，政策协同层面上，推动质量型人口红利为主的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尽管当前我国面临着以少子化、老龄化加速为突出特征的人口负增长的新挑战，但是也要充分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在稳步提升，尤其是劳动力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更快，正成为由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助推器。因此，注重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促进更多的劳动人口适应新时代第二、第三产业的人才要求，进一步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从而释放以质量型为主的人口红利。
第五，信息平台层面上，构建为人口发展决策提供支撑的人口变化监测预防制度。人口负增长趋势下，预计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深，因此构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变化监测和预防制度不仅有必要，也很迫切。要针对超低生育率和加速老龄化的新形势，探索建立人口变化监测机制，动态掌握人口变动趋势，采取多方面的举措来预防和缓解人口负增长的诸多风险，为人口发展综合决策提供必要依据，进一步推动我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均衡发展。
▌本文来源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