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一个系统性的难题，既然是系统性，那就是体制上因素。
体制决定了在同一个市场条件下，有两个长期并存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大而化之地说，就是国企与民企，政策以及货币工具对这个经济体，采取了非中性的原则。
为什么要提出建立一个公平市场?
很多学者提出要建立一个公平市场，这当然是说国企与民企之间的，老百姓就奇了怪了，你个民企还想要什么公平？
老百姓是从政治的立场上谈公平，学者是从经济的角度谈公平。
北大的张维迎认为：民企并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优惠，只要给予同等的市场地位，发挥企业家的首创精神，中国经济就能发展的很好。上海财大的刘元春具体谈到了货币政策的中性原则，市场的利率是３％以上，由于中小企业过不了门槛，更多的是通过金融中介，实际利率更高，为７－１５％，而国企已经低到了１．８％。这就是非中性原则。
从经济的角度说，专家的意见是对的。
如果在资金支持、市场准入、税收补贴政策等方面，在同一个市场竞争中，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原则，那意味着，国企进入哪个行业并建立起“一业一企，一企一业”的控盘，这个行业的民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国企必须与民企一样吗？
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前提的。
绝对的一样不太可能，任何国家都会有国企的存在，而且往往从事的是私人不愿意投资的行业，政府给予不同的支持很正常。按黄奇帆的说法，要占到20%左右，新加坡甚至占到了40%。
但是，前提是经济上是否以国企为主导？
如果是以国企为主导，甚至控制了大多数行业，那就有了一个民企，或者更狭义地说私企是否具有长期性的问题；这就好比在同一个竞技场中，裁判不遗余力地吹偏哨，那么，弱势的一方必然退场；同样的道理，在同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大家庭内，虽然都是“自己人”，但是规则不同，那民企又如何建立起信心？
为什么会出现非中性原则？
这是体制与意识形态决定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的安全与公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保证，西方没有这个问题，美国的国企，是市场经济的补位，私人企业不干的事，国企干；没有制度性问题，军工、石油、通讯、大数据、甚至连监狱都是私有经济。
所以，同样是对国企的非中性，却不可同日而语。
非中性原则下的平衡
既然是一个非中性的市场，就存在着一个效率问题。
我们知道，邓公之所以搞改革开放，是因为单一的公有经济实行完全的指令性运行机制，效果并不好，可以自给自足，从一穷二白到建立工业体系，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一个世界丛林中，充满了对抗与竞争，事实证明，我们落后了，所以，必须解决低效的问题，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
现在仍然存在着公有经济的效率提升问题。
国企拥有３００万亿的资产，是民企的二倍，但是２０２２年税收占比仅２６．２％，民企占比为５６．９％，当然，国企有国企的担当，也要上交２０％的利润，税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但是，民企却以它的５６７８９，足以说明经济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从效率角度说，从民生的角度说，民企的存在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非常朴素的一个问题，国企就消化不了，５６７８９中的８，是指８５％以上的就业，如果民企在削弱，就业一定会出大问题，一季度青年失业率高达２０．４％，创出了新高，这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国企目前对就业的支持仅有７％。
既然体制决定了非中性原则，而中国的经济又离不开的民企，那么，就存在一个平衡问题。
平衡法则将决定民企的选择与命运
相信政策的着力点，再谈什么同等的市场地位，都不会是真的改变非中性原则。
政策的着力点是非中性原则下的平衡，比如：个体工商这一块，政策从来都是开绿灯，全力在支持。这直接关系到民生，一亿个体工商户，等于自己投资养活自己，还给国家纳税，提供就业岗位，对国企没有任何冲击力，当然会一如既往地支持。
该卖烧烤的卖烧烤，涉及到民生的事国家总是支持的
科技创新将定义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全民创新不可能，真正的创新来自市场本身的推力，不是一个指令性就可以推得起来，真正的创新只能是市场推动，是自然的、自发的，不是计划的、命令的，而且存在着代价很高的试错，所以，创新的确是张维迎说的企业家的创新，必须给民企一池春水，才有希望，在这方面，政策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民企整体上的生存状态。
目前看不到什么动作。
我们很可能将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或者提高国企效率，走出国企改革的光芒之路，或者重新定义民企的市场地位，坚定地打破非中性原则，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效市场。
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上，大家会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