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拓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也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今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主题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将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的目标。在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研究范式有何创新与发展?怎样使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实践走得更远？如何不断优化可持续发展评价？
■主持人 赵姗
潘家华：从局域优化到整体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潘家华
【核心观点】
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的刚性特征，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基于此，全球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在可持续发展上具有趋同的一面。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建设，要求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功利主义转变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
中国经济时报：在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研究范式有何创新与发展?
潘家华：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引用了《荀子·天论》中的一句话“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这样经典的思想，这些东方经典思想对人类认识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有着重要的现代意义。可持续什么，谁的发展，需要优化吗？这些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学理和认知，本身就来自于伦理学的一些根本性的讨论，非此则难以真正形成对自然的合理认知。这也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法容易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可持续发展经济从常规的经济学理解是局域优化的经济学研究，通常以市场效率为目标，将环境的可持续性当作一种约束条件来看待。但局域优化层面的经济学研究都只能从某个局部或某些微观问题上，使资源环境问题得到一些缓解或改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宏观层面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在宏观上，比如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建设就不是局域性优化的问题，什么叫优化？谁优化？什么时间优化？在什么地方优化？讲公正分配，那由谁来定？给谁？给多少？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寻求整体层面的和谐，而整体和谐就要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学转换到政治经济学，最后变成国际政治、全球政治议程。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2015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显然已经超越学术层面的经济学乃至于政治经济学命题，而演变转化为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至于包括自然有机体在内的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全球性的政治议程。
通常我们讲经济增长主要是货币数量上的计量，从增长函数看只要有储蓄就会有增长。但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增长的基础和条件有刚性。从自然资产的转换看，比如石油开采后，自然资产转换成了货币资产，但石油耗竭以后又怎么转换？森林砍伐后转换为货币资产，尽管森林是可再生的，但也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生长周期，它不可能是无限增长的。从消费看也一样，比如从步行到自行车，再到摩托车、汽车，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一直在增长，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提高了。但是这样的提高是不是也应该有饱和？饱和以后还会有增长吗？从固定资产存量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发展和资产的积累转换密不可分，特别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等固定资产。但固定资产的存量也会达到饱和，饱和以后就不可能再有这么多空间用于投资。
所以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是有物理或自然或生物学刚性的，当这些因素呈现“天花板效应”后，经济只能是一种环境中性的增长，增长的源泉就是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也不可能是无限的。因此，我们要从长远看待增长问题的话，不一定是要数量上的翻倍，而是质量或品质性的问题；在饱和的情况下，增长就是环境中性的技术效率的增长。
从不同国家或经济体之间差异性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在增长特征方面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以美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技术扩张型”，其人口在增长，经济在扩张，但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强劲，资源增量趋减。以日本、欧盟为代表的“超饱和型”，其资源增量则在大幅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人口趋于峰值未来可能会下降，达到中高收入水平，国土空间开发趋近完成，呈现为“品质提升型”发展，从这个经济形态看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并无可能也并不必要。即使是印度，作为“投资扩张型”经济体的代表，到本世纪末其人口也会稳定在16亿的水平，所以增长就不会是无限的。随着经济体量的变化，从资源环境的利用看，尽管存在分异，但全球可持续发展有趋同的一面。
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呼吁改善环境，主要目标是出于人类福祉的改善。但可持续发展问题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事关人与自然和谐的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建设问题。这一理念的丰富内涵集中表现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这个议程共提出了17个目标，实际上可以归结为“5P”的理念：第一是以人为本（people)，第二是经济持续繁荣(prosperity)，第三是全球环境安全(planet)；这属于传统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新增加的两个理念，一是强调和平(peace)，即社会的公正和谐；最后是提升伙伴关系(partnership)，实现合作共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从主体地位逐渐到相对边缘化的地位，这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特征。
在地球生命共同体建设的背景下，我们讨论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就是要从工业文明以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特质的物质财富大量、大规模、无约束的功利主义思维和行为范式，即强调通过效率的提升、产品数量的增加来提升福祉，转变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我们实现经济学原理的生态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比如“两山理念”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力理论的发展等。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近期出版的洪银兴、曲福田等撰写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以及我本人的《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等书都就此进行了不同的探索。
冯淑怡：优化可持续发展评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冯淑怡
【核心观点】
基于支柱论、生态论和资本（资产）论视角开展可持续发展评价各有其优势和劣势。但是无论何种评价，均应坚持系统观念，构建统一的监测和评价体系，强化技术支撑，从而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经济时报：可持续发展评价有哪些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未来如何不断优化可持续发展评价？
冯淑怡：可持续发展评价是可持续发展从理论阶段进入到可操作阶段的前提。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任务，可持续发展评价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评价一定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运行状况、实现程度、变化趋势与发展效果，为指导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可持续发展系统是由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四个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具有复杂性、内部适应性、外部开放性和公平性等特征。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视角，可持续发展评价也就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侧重点。
支柱论视角强调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子系统协调发展，主要包括社会、生态、经济以及综合效益评价。如联合国提出的以SDGs为指导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优势在于全面性与灵活性，一是能够反映涵盖社会、生态和经济方面的内容；二是随着不同发展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自身条件不同，以及新数据来源的出现等，能够灵活调整可持续发展评价主题框架。劣势在于科学性与实用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评价标准（指标集和评价方法）不统一，其科学性面临挑战。如指标集量纲混乱，缺乏可比性，且许多重要的指标集忽略了某些关键领域。此外，评价方法较多，且指标间权重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导致结果差异较大；另一方面，受限于技术等因素，一些重要指标难以获取，其实用性也面临挑战。
生态论视角认为，人口和经济子系统的可持续性从属于资源和环境子系统的可持续性，主要包括人类活动对资源和环境子系统所施加“压力”的评价，以及资源和环境子系统对这些压力的反应的评价。如生态足迹、碳足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其优势在于直观性与可比性，一是以合理的、综合的方式考虑复杂问题，有助于通过一段时间内的评价来直观显示总体趋势；二是仅评价资源和环境子系统的运行状况，其结果可以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劣势在于非全面性与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人口和经济子系统作为可持续发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能完全由资源和环境子系统的变化来反映，因此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另一方面，相较于人口和经济子系统，资源和环境子系统的评价仍然是当前的难点所在，其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方法的差异性面临更大的挑战，结果的精准性往往受到质疑。
资本（资产）论视角认为可持续发展系统健康运行要求资本存量（包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长期保持不下降，根据人们对各类资本能否互相替代以及替代多少的认识，有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两种观点。如“真实储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绿色GDP等。其优势在于真实性与可比性，一是对国际普遍采用以“收入”为衡量指标的重大补充，更加准确地估计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财富；二是能够通过货币化清楚地了解各类资本及总资本的情况，便于比较。劣势在于可操作性面临挑战，一方面，同支柱论和生态论视角可持续发展评价一样，受数据可得性和方法的限制，从货币尺度对一个地区的总财富进行度量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具有复杂的时空性，资本（资产）论视角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既存在空间范围不确定，也存在时间范围不确定。
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系统是极其复杂的，不同视角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也都不是完美的。未来应不断优化可持续发展评价，第一，坚持系统观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第二，构建统一的监测和评价体系，提高可持续发展评价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标准化指标体系是重点。从监测和评价“两张皮”到“一盘棋”，切实做到监测服务于评价；标准化方法体系是支撑。规定评价方法应以市场法为主，当不具有市场价格时，分类制定评价方法的标准，确保结果的精准性和实用性；要注意因地、因时、因势制宜。考虑不同空间单元如国家、省、市、县等行政单元，以及长江流域等自然单元的适用性，考虑未来各种可能的条件改善，保持指标体系的灵活性和动态性，同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如优先评价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自然资源。第三，强化技术支撑，提高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准确性。充分利用现代测量、信息网络以及空间探测等技术手段，构建起集“天-空-地-网”为一体的监测和评价技术体系，实现高效数据获取、高精度自动化信息提取和多源数据融合。
石敏俊：加强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强调三类资本有机结合
■浙江大学城市发展与低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石敏俊
【核心观点】
通过对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三者关系学理上的梳理，加强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强调三类资本的有机结合，可以有力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高政策的可复制与可操作性，使政策实践走得更远。
中国经济时报：绿色发展，特别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其中广泛涉及到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及人力资本的配置问题。如何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
石敏俊：“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对于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两大流派，即强可持续性与弱可持续性理论的理解是不同的。强可持续性理论认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自然资本的损失不能用人造资本来替代，应当保持关键自然资本的存量不减少、功能不降低。但弱可持续性理论认为，自然资本减少可以用人造资本的累积去弥补或替代，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弱可持续性理念扎根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以索洛-哈特维克的研究为代表，认为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具有可替代性。只要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的总量不减少，自然界向人类社会提供服务流量的能力就不会降低。通过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可以克服自然资本减少导致的增长极限。由此提出了弱可持续性的度量准则和方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哈特维克准则，要求保持净储蓄或净投资大于等于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测度方法或指标，比如绿色GDP、绿色国民储蓄和包容性财富指数等。
不同于此，强可持续性理论则认为，自然资本是不可替代的。强可持续性强调自然界和生态系统的极限性，重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制约，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不得超越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可持续性理论认为，关键自然资本的损失不能用人造资本替代，应当保持关键自然资本的存量不减少、功能不降低。强可持续性理论的度量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强调关键自然资本存量的保护，采用物理数量指标，对关键自然资本存量进行测度，包括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足迹、行星边界等方法。二是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将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功能转化为生态服务价值进行测度，提出了生态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等方法。
绿色发展，特别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其中也涉及到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绿色发展既要绿色，又要发展，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包括经济绿色化和绿色经济化。经济绿色化要求减轻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负荷，改善环境可持续性，使得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负荷实现脱钩。绿色经济化要使绿色生态成为产品附加价值的组成部分，让绿色发展有利可图，生态优势能够转化为经济优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然而，纯天然、原生态的自然资本并不能实现消费者福利的改善。只有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三要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起到改善消费者福利的效果，使生态产品价值在市场上得到认可和接受。具有生态优势的区域，更应重视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提升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能力。
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两者关系的政策涵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绿色化方面。由于人造资本不能替代自然资本的减少，因此要遵循强可持续性理念，加强自然资本保护，确保关键自然资本的存量不减少、功能不减弱，经济活动不得超越自然承载力，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脱钩，改善环境可持续性。与此同时，人造资本可以促进自然资本保护，加强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可以克服自然资本减少带来的影响。二是绿色经济化方面。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不仅是可以替代的，而且是互补关系。基于弱可持续性理念，加强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强调自然资本与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将原生态的自然资本转化为经济优势，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通过对自然资本、人造资本、人力资本三者关系学理上的梳理，对于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可以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提高政策实践的可复制性、可操作性，从而使得政策实践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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