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轩岚
“需求收缩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何解决？我提6点建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咨询专家郑新立日前与财视传媒对话时这样表示。
郑新立提出扩大内需的6点建议分别是：第一，扩大城市更新规模；第二，为进城落户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第三，把“长护险”尽快推广到全国；第四，把通用航空业培育为新增长点；第五，加快推广改性甲醇替代汽柴油和天然气；第六，加快建立城乡融合、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
郑新立是一位知名学者。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时，他提出了“保八增速”的建议；而在2012年，面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他又建议成立“亚投行”。两个建议均被采纳上升为国家决策，他的观点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郑新立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咨询专家，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的他，作为国家智库专家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工作。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独到见解。
以下为对话实录：
财视传媒：非常高兴能再次与您交流。去年和前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作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一年多过去了，这个问题解决得怎么样？
郑新立：最近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认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围绕着解决需求收缩问题，我们在扩大内需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需求收缩问题存在多年，已影响到经济走势和心理预期，扭转趋势性问题难度较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图源：摄图网
今年前5个月经济数据显示，需求不足的情况在加剧。具体来看，4月份和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分别是0.1%和0.2%，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负增长幅度越来越大，1月份到5月份的PPI分别为-0.8%、-1.4%、-2.5%、-3.6%和-4.6%。这说明生产资料卖不出去，价格逐月下降，下降幅度越来越大。
从M1和M2数据来看，在3月、4月和5月，M2的增速都在12%以上，而M1的增速仅为5%多一点，两者相差了7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因为市场需求不足，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企业不敢贸然投资。不少企业把从银行拿到的贷款又以定期存款存回银行，货币投放出来以后，转个圈又回到银行，这一现象说明需求不足的问题正在加剧。
5月份出口用美元计算下降了7.5%，加剧了需求收缩局面。以上数据说明中央做出需求收缩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宏观经济治理的措施应该围绕解决需求收缩问题集中发力。
如何解决需求收缩问题，我提出6点建议。
01 扩大城市更新规模
财视传媒：现在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需求不足可能将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据我所知，您在扩大内需方面有许多重要的思考，在不同场合都曾建议要扩大城市更新规模。您认为城市更新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内需，效果会怎么样？
郑新立：解决需求收缩的问题，需要采取一些大的政策措施。多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借了很多债。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还债，修复资产负债表，导致政府和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居民消费意愿也受到了影响。解决这个矛盾，需要把改革和扩大内需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改革把经济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把投资和消费需求激发出来。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人均商品消费只有美国的1/4，服务消费的差距更大，各方面需求潜力很大。只要改革到位了，政策到位了，需求收缩的问题很快就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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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扩大城市更新的规模。城市的郊区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在过去的45年里，我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比较快，平均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但是老城区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密度高，交通拥堵，居住条件较差。因此，城市更新应该是当前扩大内需最有潜力的突破口。
比如说，上海市在举办世博会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上海利用这个机会，从市中心向郊区迁出了300多万人。城市中心区人口把房子卖掉，到郊区可以买两套房子，还可以买一辆汽车。特别是退休老人搬到郊区居住，居住条件大大改善，年轻人则住在城区上班，这不是很好吗？这就是城市郊区化，也就是城市更新。
现在好多城市的更新任务都很艰巨。过去我们集中解决了“棚户区”问题，但是老城区的居住环境和住房质量问题仍然很突出。像北京的一些破旧的小胡同，人们居住在小平房里，没有卫生间，街道很窄，连辆车都过不去，更没有停车场。这样的地方最好是拆掉，重新规划，把它建成公园或绿化带，把老城区的居民部分迁到郊区去住，享受现代化生活。此外，像海绵城市建设、城市管廊建设和停车场建设等，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将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城市更新可以把增加政府投资和居民增加消费结合起来。这样既可拉动投资，又能拉动消费。城市形成宜居宜业的环境，使城市居民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方面有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有待于我们把它挖掘出来，把潜在需求变为现实需求。
02 为进城落户农民工提供保障房
财视传媒：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近几年来一直备受关注。您曾建议，要为进城落户的农民工提供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这是房地产行业新的增长点，涉及到上亿人甚至几亿人的规模，对于扩大内需效果明显。结合当下及未来的趋势，您的观点是否有所变化？
郑新立：在当前需求收缩的情况下，我认为给进城落户的农民工提供保障房是一个重大举措。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廉租房等等。我们多年来一直想为农民工做这件好事，但由于各种原因，进展不顺，规模也不大。现在借助于扩大内需的机会，应该把为进城落户的农民工提供保障房的事情提上日程。这件事如果做好了，可以惠及几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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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城农民工有3.9亿人，如果50%能够进城落户，把配偶、子女、父母接到城里来，实现全家在城市团聚，可以说满足了他们最大的愿望。我们经济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想人民所想”。对于3.9亿农民工来讲，他们朝思暮想的事情，就是全家能够在城里团聚，能够像城市有户籍的居民一样享受到市民的待遇。办好这件事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的一个重大举措。
为农民工进城提供保障房，还可以同他们自愿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结合起来进行。重庆市前些年进行了地票市场改革，一共进行了7年。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农村宅基地，并得到一定补偿，用来在城市买房。7年期间，一共有17万亩宅基地退出，其中10万亩转变成城市建设用地，7万亩则变成了新增的耕地。农民的宅基地每亩能卖到20万元左右。农民个人得到85%，村集体得到15%，平均每户得到十几万元的财产性收入。加上其他方面的收入，农民就有能力在城市中购买保障房。重庆市政府把这称为送给农民一笔“安家费”，再送5件“新衣服”。“安家费”是指宅基地出让费，5件“新衣服”是指享受城市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子女入学入托、保障房和其他户籍居民享受的所有公共服务。
重庆在这7年间通过落户政策吸引300多万农民工进城，户籍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全国最快，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充足，带动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连续几年重庆的经济增长速度位居全国第一。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广东的增长速度曾领跑全国十几年，之后内蒙古主要搞煤电又领跑全国七、八年。内蒙古之后就是重庆领跑。重庆经验证明，为进城落户的农民工提供保障房，应当成为当前解决需求收缩问题的第二大措施。
我认为重庆市能做到的事情，其他城市也可以做到。特别是中部5个省和四川省等农民工输出大省，地处平原，交通方便，如果实行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与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和房产挂钩，必将大大促进城乡结构的改变，提高城市户籍人口增长率，对拉动城乡建设需求和消费需求都会发生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2022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5.22%，但是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46.7%。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应包括城市化高质量发展，重点是提高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要让农民能进得来，落得下户口，有就业机会，还要为他们解决子女入托入学问题，解决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这件事做好了，功德无量。
03 “长护险”应尽快推广到全国
财视传媒：当下中国面临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失业问题与就业问题一直备受瞩目。您曾建议将“长护险”尽快推广到全国，有助于扩大就业，并为失能老人提供照护，把子女解脱出来，这个建议很有建设性。如何将“长护险”尽快推广到全国，预计会拉动多少内需？
郑新立：半个月前我从《经济参考报》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山东省推广“长护险”的报道。据报道介绍，长护险在该省已经实行了几年，这是在上海和青岛两个城市先行试点的基础上进行的。
山东省将青岛市长护险的经验推广到全省城乡，受到群众欢迎，效果非常显著。据我所知，吉林省也已经推广到全省。这对于解决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问题是非常有效的对策。目前全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数量约为2000万和2500万。他们大多数还是居家养老，依靠子女照顾。然而，我们这一代老人基本上只有独生子女，他们要忙于工作、照顾自己的孩子，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照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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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里收入较高、条件较好的少数老人，他们可以选择去高档养老院。但是对于农村和城市中低收入的绝大多数失能半失能老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很艰难，是急需社会照顾的困难群体。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借鉴国外经验，我们实验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通过将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社会化，形成一种制度，让医疗保险、财政和个人都投入一点钱，为这些老人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的照护，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安享晚年，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通过立法建立了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介护保险制度，实行介护险之后，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了10岁，达到84岁。中国去年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8岁，如果能建立长护险制度，平均预期寿命可以达到甚至超过日本。根据日本的经验，一个介护师平均可以照顾两个失能半失能老人。据此计算，中国若能建立这项制度，可创造就业岗位2,500万个。现在，16岁至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超过20%。过去快递行业常常找不到人干，但是这个行业现在也出现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建立长护险制度，不仅可以使失能半失能老人得到照护，还将缓解当前的就业困难，特别是为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家属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目前北京一些三甲医院已经开始用护理士来代替护工。应当把“护理士”改名为“护理师”，并根据其能力评定级别，高级护理师的工资收入应达到助理工程师的同等收入。
吉林省和山东省的财政状况并不是最好的。他们能够在全省推行长护险，其他多数省区市也有条件推行。建议利用解决需求收缩问题的机会，将长护险推广到全国各地。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总结两省经验，制定实施方案，加强统一指导，通过进一步实验不断完善制度，从而加快长护险在全国推广。
04 将通用航空业培育为新增长点
财视传媒：目前中国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和通信网络都是世界第一，唯有通用航空跟美国比差距太大。您曾建议，把通用航空业培育为新增长点，开放低空的空域，能够拉动巨大的需求，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建议。您能否具体分析一下通用航空发展会遇到哪些难题，如何将通用航空业培育成为新增长点？
郑新立：发展通用航空业已经写入“十四五”规划。我国高铁网、高速公路网和通信网络已经位居世界首位。通用航空业作为交通运输业的一部分，我国与美国相比，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美国有2万多个机场，中国有只有270多个；美国有各种类型的通用飞机、民用客机上百万架，而中国只有几万架；美国会开飞机的上百万人，中国会开飞机的只有几万人。中国的通用航空业还没有起步，通用航空业的发展可以形成一个几万亿元的大产业，可以带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创造可观的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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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通用航空业存在着体制上的瓶颈，主要在于空域管理。应当将低空开放为民用。建议先在海南、广东和长三角地区进行试验，逐步推向全国。把这件事尽快搞起来，包括通用飞机制造、机场建设、飞行员培训，通用飞机维修等，会形成一个带动力强的新经济增长点。这件事情不能再等了，应借助于解决需求收缩问题，把这件多年以来想干没有干成的事情，尽快予以启动。
在这方面，李嘉祥同志曾做过深入研究和思考，他曾经担任过国际航空公司董事长和民航总局局长，多年来积极呼吁发展通用航空业。我们两个共同讨论过，在发展我国通用航空业问题上，我们的认识高度一致。
05 加快推广改性甲醇替代汽柴油和天然气
财视传媒：“二十大”提出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中国的资源禀赋是缺油少气多煤。对此，您曾建议加快推广改性甲醇替代汽柴油和天然气，能否具体讲一讲这项建议提出的背景，如果实施可能带来哪些好处，能多大程度上解决能源需求问题？
郑新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是从实现双碳目标、资源禀赋和能源供给安全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基本特点是缺油少气多煤，但是由于受技术条件限制等原因，多年来我们实际上走了一条与资源禀赋不一致的能源发展道路。能源消费过度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每年油气消费总量超过7亿吨，进口量超过5亿吨，进口依存度超过70%的安全警戒线。以2022年为例，我国进口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化工产品，一共花了6901.3亿美元，贸易逆差3336.5亿美元。其中进口原油5.08亿吨，花了3655亿美元；进口天然气1520.7亿立方，花了700亿美元；净进口有机化学品和合成材料4410.8万吨，进口石化产品花了2546.3亿美元。由于国际能源市场受战争等因素影响，供求关系不稳定，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加之运输风险，给我国能源安全带来威胁。在能源供给上，我们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资源优势，相反却突出了我们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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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命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多次作出重要论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要从中国的资源禀赋出发，推进能源革命，建立新型能源体系。我理解就是要发挥我国煤炭资源丰富这一优势，利用煤化工技术和其他新技术来解决“缺油少气”问题。通过将低阶煤制成甲醇，再进行改性化处理，即添加增热剂和改性剂，消除普通甲醇腐蚀性、溶胀性和低温启动难三个缺点，这种改性甲醇可以替代汽油、柴油和天然气，作为车用燃料、工业燃料和民用燃料。国家能源研究会在去年4月份组织一批企业推出了改性甲醇4个团体标准，分别是压燃式内燃机甲醇标准、点燃式内燃机甲醇标准、工业窑炉甲醇标准和民用炉灶甲醇的标准。执行这些标准，甲醇燃烧的热值和污染物排放等达到和优于普通的汽柴油、天然气，完全可以替代汽油、柴油、天然气。
实行这种替代之后，至少有三大好处：
一是解决了能源安全问题，依托我们自己的能源，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不仅不需要进口石油，甚至可以出口到日韩等缺油少气的国家。
二是通过自己的资源开发和深加工，发展甲醇产业，包括甲醇燃料和化工产品，可形成5万亿元以上工业产值，把就业、税收留在国内。根据宁夏宝丰集团的经验，在煤矿坑口建甲醇厂，每吨甲醇生产成本仅为800元。与汽柴油零售价相比，相差10倍以上。甲醇燃料进入市场，必将使国内液体燃料价格和化工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形成经济效益高的新经济增长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能源原材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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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环境效益明显。甲醇燃烧的颗粒物、硫化物、磷化物排放均为零，对治理雾霾天气将发挥重要作用。煤制甲醇仅仅是过渡性产品，随着技术进步，生物质甲醇技术逐渐成熟并将进入大规模工业生产。通过光伏和风电产生绿电，绿电制取绿氢，再与工业排放的CO2合成为绿甲醇，实现CO2资源化。甲醇燃料就成为零碳能源或液态阳光。目前我国每年排放CO2约100亿吨，其中煤电产生的CO2件约占40%。绿甲醇广泛推广后，将形成新型能源体系，实现绿色能源革命，对实现双碳目标将产生决定性影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不但可以不进口石油，还可以大量出口甲醇。最近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我们购买了空客200多架飞机，他们订购了我们18艘大型远洋货轮，其中12艘可以使用绿甲醇作为燃料，为绿甲醇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市场机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欧洲各国非常迫切。像这样一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非常好的产业，我们应当按照二十大的部署抓紧来做。
06 建立城乡融合、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
财视传媒：您曾建议，建立城乡融合、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把农村蛰伏的要素潜力发挥出来。也有人可能担心改革会减少耕地。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可行性与必要性如何，能发挥出多大的潜力？
郑新立：在学习宣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时候，我曾经形象地提出，三中全会送给了农民三个“大红包”，主要指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和宅基地的资格权以法人财产权或用益物权，允许抵押、担保、转让。这样就可以让农民通过转让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增加财产性收入。
第一个红包是自愿有偿转让耕地的经营权。全国耕地有18亿亩，在理论上，如果农民将土地转包给公司、合作社、国有农场耕种，平均每年每亩收取500元左右的转包费，那么农民自己不种地，就可以获得价值不菲的转包费，这个费用甚至高于自己耕种的纯收入。公司、合作社和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大型农业机械，劳动效率很高，一个人可以种植几千亩甚至上万亩。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后，实现统一良种、统一施肥、统一灌溉、统一灭虫，亩产可以提高30%。同时小规模经营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二三产业，可获得更多的收入。从理论上计算，土地转包收入最高每年可达上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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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红包”就大得多了，这就是宅基地。宅基地实行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所有权归村集体，资格权归农户，使用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这就使农民的宅基地和房产有了商品属性，可以进行交换。而这种交换不应当是在本村交换，而应当允许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进行交换。
退出的宅基地大部分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入市，少部分将作为新增耕地。根据现在的经验，经营性建设用地如果在本县范围内交换，一亩建设用地指标只能卖到7万元左右；拿到地级市去交换，一亩地能卖到20万元；拿到全省去卖，一亩地可以卖到50万元；如果跨省交易把建设用地指标卖给浙江或苏南，一亩地能够卖到80万元以上。农民凭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指标的出让，可以获得财产性收入。这笔收入的潜在数量有多大？全国的宅基地一共占用了17万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仅有5万平方公里，全国城乡建设用地一共是22万平方公里。农村人口平均占用的建设用地是城市人口的3倍多。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根据典型调查，江西省余江县农村闲置、倒塌的住房和危房总数，占农村总户数的57%。通过乡村建设、村庄土地整理，把这些土地的潜力释放出来，大部分建设用地指标转让出去，部分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可以唤醒沉睡的土地资源，激活为土地资本，产生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全国宅基地17万平方公里，折合2.55亿亩。按照重庆前几年的转让价格20万元/亩来算，合计总价值为50万亿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农民宅基地以商品属性，农民就拥有了价值50万亿元的财富。当然如果不转让，价值就不可能实现。近几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每年都保持在8万亿元以上，这笔钱本质上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价值的转移。
城市住房商品化改革早在30年前就启动了，城里人都享受到了住房商品化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这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不动产增值效应，给城市居民带来巨大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上海、北京、深圳这些大城市，原来房改的时候，花几万元、十几万元买一套房子，现在价值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财富效应早就显现出来了。但是农民还没有享受到，这是城乡居民基本权益的不平等。十年来，中央一系列文件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出建立全国统一、城乡融合的土地市场，提出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制度，现在已经到了落实的时候了。
建立城乡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全要素市场，可以通过交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今年1~4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35:1，但是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为11:1。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享发展理念，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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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的同志担心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会不会出现以次充好，比如退出的宅基地转变为耕地质量不好，产量低；被占用的土地是好地，产量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加强监管的办法解决。比如各级政府建立一个土地质量监管机构，专门负责复垦耕地和新占用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只能提高、不能下降，严格监督，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担心耕地以次充好，就不进行这项改革了。
还有的同志担心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由于建设用地集约化利用，建设用地必然是减少的，耕地面积应该是增加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都是增加的。中国也必然会符合这个规律。
第三个红包就是《决定》提出城市郊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依据这项规定，城市郊区农民通过转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就能获得更高的财产性收入，迅速富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