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近期，海外银行风险事件逐渐暴露出美元体系的根本性缺陷，而美联储货币政策剧烈变化，美国的债务屡创新高对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多有影响，再加上面对后疫情时代经济下行的现状，近期大家都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量的问题非常关注，也存在很多讨论。穿透时间的迷雾，也许很多问题其实早已有了答案。特找出贝多广院长这篇于1988年发表在《金融体制改革》上的文章，重读此文，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中央银行能控制住货币供应量吗？
一、货币供应量的内生变量货币当局无法控制
货币量的决定是经济中一切金融变量和实际变量同时决定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它不仅受中央银行政策行为的决定，而且还受各种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上各个经济部门行为的决定。因此，中央银行是否能够确定经济部门（包括银行系统）行为的规律性，并且作出准确的预测，就成为它最终是否能控制住货币量的关键。
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货币量均衡条件方程是：
其中，C是流通中现金与支票存款的比率，S是储蓄存款与支票存款的比率。r比率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对支票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准备金规定。凡是基础货币，它特指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和流通于银行系统之外的现金。它们的来源是中央银行对政府部门的贷款净额，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以及中央银行的外汇资产净持有量。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对政府的信贷（财政借款）由政府部门的预算业务支配，金融部门很少具有影响力量。于是，基础货币的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通常成为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控制的手段。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不仅受出口、进口和资本运动的波动，而且还受到国内经济中总需求和总供应变化的直接影响，而这些初始变化往往不受中央银行行为的支配，因此，外汇储备很可能在短期内是不稳定因素。
以上分析表明，除去可能管理的r比率以及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再贷款之外，货币供应量基本上由内生变量决定，当然，中央银行仍然可以根据一定的目标和愿望来控制货币量。然而，这有赖于中央银行可以选择的货币控制手段。
二、我国金融结构的单调性和不发达使货币工具难以有效开展
从资金流动分析角度来看，限制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和范围的最主要制度因素是，经济运行过程中金融结构的单调性和不发达。金融资产的单一和货币化程度偏低会减弱银行系统根据准备金增量创造信贷增量的能力，相应地也限制了其倍数伸缩信用的能力。正是由于缺乏金融市场（包括短期资金和长期资金的市场），大多数传统的货币控制手段面临许多技术上的限制。比如，贴现率，在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遭到人为地扭曲的情形中，难以想象它对调节信贷成本会十分有效；同样，在没有层次清晰、基础广厚的证券市场的条件下，公开市场业务不可能有效地影响信用成本和规模。
相形之下，只有变更专业银行法定准备金比率，更重要的是，直接控制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信贷，才是货币政策潜在有力和有效的工具。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长期以来的计划控制办法没有太大区别。即使是法定准备金比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果专业银行保留大量超额准备金，中央银行变动法定准备金比率则只能影响超额准备金的规模而未必影响货币信贷规模：如果专业银行不保留超额准备金，中央银行变动法定准备金比率又会对货币信贷规模产生过分猛烈和直接的影响，因此，无法胜任对货币信贷规模进行“微调”的任务。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在贯彻货币政策时扩张货币容易而收缩货币难的非对称性使中央银行难以确定在多大范围实行控制措施。假定由政府财政赤字引发货币供应量增加，以及接踵而来的第二轮货币供应扩张往往造成物价上升和企业部门成本的推进，从而形成对经济的膨胀性压力。面对这一情形，中央银行会力图抽紧银根。但是，提高了的成本水平具有“棘轮作用”，限制性货币政策至多只能使物价水平不再进一步上涨，而不能使旨在保证生产的贷款规模不（随成本上升）扩大，否则经济的增长速度会受到阻滞，社会代价更大。从本质上说，控制货币量与维持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重大选择，在很多情况中，市场信号明确指示出货币量的过多，但是为了不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有时是政治上的原因），而不得不听任货币量的泛滥。
（本文原作载于《金融体制改革》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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