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轩岚
当前经济运行情况总体向好，但没有达到预期，市场总期待能出台一揽子稳增长的政策。
“不应该看到两三个月的经济指标偏弱，就动一动宏观政策，更不能迷信宏观工具能有效有力地稳住增长、解决增速不振背后的那些重大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日前与财视传媒对话时表示。
张文魁认为，当前及未来几年，“特别应该防止宏观政策‘多动症’、宏观工具‘迷信症’。”很多问题并不是宏观扩张政策所能解决的，更不属于短期刺激工具的适用范围。比如就业问题，不完全是宏观政策的问题，实际上与民企信心不足、大中型民企减少招聘有很大关系。
在张文魁看来，“扩大财政支出、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很可能并不属于对症下药的政策。”民企投资和生产连续滑坡需高度重视，“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经济增长都应该逐渐而坚定地降地产依赖”，“不是说房地产行业不重要了、无所谓了，恰恰相反，这个行业应该由行政调控轨道转入正常发展轨道。”
值得一提的是，对当前学界热议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张文魁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有漏洞。理论漏洞这里不说，而现实中的日本，如果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怎么可能持续二三十年？哪有这么长时间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
张文魁
张文魁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他致力于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相贯通、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融通，研究领域包括增长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产业组织与数字经济等。
“要构建我国企业发展基本政策，基点就是除了在极少数特殊领域，各类企业应该公平竞争。”张文魁在《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一书中谈及，如果能在较大程度上消除“所有制鸿沟”，就有利于民企做强做优做大，从而出现更多像华为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
现在民企民资信心比国企国资弱得多，很难用宏观经济偏弱来解释。张文魁认为，政策部门不能仅以自己的理解来出台方针政策，而应该认真考虑民企和整个社会将如何理解、认知这些方针政策，以及会形成怎样的情绪。
以下为对话实录：
财视传媒：2023年上半年统计数据即将发布，很高兴再次与您交流。您对当前我国经济如何评价？近两个月，社会上有许多声音认为经济较差，呼吁尽快推出更多更强的稳增长政策。您在《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一书中，对稳增长的一些重要政策进行了阐述，现在能否结合最新经济形势，对下一步的经济政策进行展望？
张文魁：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尽管有些波动，但我国经济仍保持疫后恢复势头。我们不能因为月度数据有波动，譬如4、5月一些数据偏弱，就作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类的趋势性判断，如果这样的话，那2、3月份数据超预期岂不是要作出经济超好的判断？我们应该冷静、科学分析重要指标数据，并可等待一段时间，识别一下到底是短期波动，还是趋势性恶化；即使是后者，也要看是趋势性缓慢恶化，还是趋势性急剧恶化。对两三个月短期波动不用惊慌失措。国外也要看两个季度才确认是否出现技术性衰退，我们不能两三个月有所下滑就大动政策手段。只有趋势性急剧恶化才需要赶紧推出应对政策，而且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应该推出正确的、恰当的政策；而对趋势性缓慢恶化的指标，以及长期难以改善的指标，就可以有足够时间来准备更加根本、标本兼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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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至今为止的情况来看，今年实现5%左右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没有问题，很有可能高于5%。当然经济工作不是简单地完成这个指标，就业和收入、消费和投资信心、企业和社会预期这些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需要看到，很多问题并不是宏观扩张政策所能解决的，更不属于短期刺激工具的适用范围。譬如16-24岁青年人调查失业率超过了20%，难道将GDP增速提高到6%就可以解决吗？即使提高到7%，又能在多大程度解决？青年失业率高，的确反映了经济偏弱、经济政策存在加力空间这一事实，但也要看到许多工厂和餐馆仍然存在招工难这个事实，因此这不完全是宏观政策的问题，实际上与民企信心不足、大中型民企减少招聘有很大关系。
我认为，当前以及未来几年，特别应该防止宏观政策多动症、宏观工具迷信症。必要的时候，稳增长是可以诉诸宏观扩张政策，但不应该看到两三个月的经济指标偏弱，就动一动宏观政策，更不能迷信宏观工具能有效有力地稳住增长、解决增速不振背后的那些重大难题。恰恰相反，宏观政策多动症、宏观工具迷信症不但会造成很多后续问题，也会伤害正常的市场机制，并且会让我们忽视应有的结构性调整、制度性改革政策。
财视传媒：毕竟有那么多专家都以统计数据表明当前经济状态不能令人满意，认为应该推出力度较大的货币、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增长，并需要刺激投资、刺激消费等等，为什么您不太认同这样的政策建议？
张文魁：要增强经济增长动力，我们应该正确识别助力作用政策和主力作用政策。根据目前经济状况，我认为，更多的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即使有必要出台，也只能起到助力作用，而能够发挥主力作用的还是宏观扩张政策之外的举措，譬如按中央强调的那样去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矫正各类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打破市场开放方面的限制，扭转民企民资的不乐观预期，以及在城镇化、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方面下大气力。
很多人认为这些举措见效慢，其实未必，而且我们已经延误了很长时间。实际上，即使看当前统计数据，许多真正问题并不是指标的短期恶化。从短期宏观分析的三驾马车来看，不少人觉得前5个月社消零售增长9.3%还是偏弱，因为与疫情前增速相比还有缺口、节日旅游人均支出额不高，等等，但这样的分析应该避免偏颇，今年GDP增长毕竟是跟去年比，而不是跟2019年比，毕竟是看全部消费额，而不是看哪个节日的人均支出额。譬如就餐者的人均支出额下降了，就惊呼消费降级了，真是这样吗？如果是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大量低收入人群在疫情后热情地外出聚餐拉低了单人消费额，但餐饮业的就餐人数和营业收入都大幅度上升了，这恰恰是指标改善而不是恶化。即使现在社消零售跟疫情前增速相比还有缺口，但疫情三年对老百姓收入影响那么大，怎么可能那么快就能彻底修复？如果把服务消费纳入进来，消费增速还算可以。服务消费的旺盛，使大量的服务业就业者的工资奖金高于去年，从逻辑上来讲他们过一段时间将会买衣服、换手机等等，进一步带动下半年的消费扩大。所以对今年的消费不要悲观，不用刺激，刺激政策反而有后遗症需要消化，今年汽车等商品销售一度不好，很可能就是因为去年刺激导致集中购买，今年就掉下来了。就业和收入难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总是想着刺激消费，不是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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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增速虽然跟去年相比下滑很明显，但其实还算有韧性，因为日韩、东南亚等许多国家的出口都在明显下滑，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反而稳中有升。出口与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状况有很高关联度，这是不可控因素，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发达国家“去风险化”（de-risking）”对我国的贸易冲击和产业链外迁问题。
短期看，三驾马车中还是投资偏弱，特别是民间投资严重下滑，及其背后的民企民资信心不足问题。我国经济增长如果能够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并不是坏事。但短期下滑较多，也不是好事。去年有疫情，全年投资增速还能接近5%，今年前5个月下滑到4.0%，的确偏弱。即使剔除价格因素，投资的实际增速以目前背景来看也偏低。更重要的是，去年民间投资还增长0.9%，今年前5个月下降了0.1%。分析民间投资增速的多年表现，就知道这属于趋势性恶化，因为自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在三分之二以上的月份都低于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今年以来这个增速差距更大，说明是加速恶化。如果说消费更多地体现了当前资源配置决策，那么投资更多地反映了未来预期，从中可以看出民企民资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并不好。
如果现在适度加力宏观宽松政策，当然可以，而最有可能被看中的做法，就是财政和货币共同发力，增加政府的投资支出，或者扩大城投债务来投资。但实际上前5个月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增速并不低，低的是民间投资。所以，扩大财政支出、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的政策，很可能并不属于对症下药的政策。
财视传媒：民间投资下滑是不是主要因为房地产投资继续滑坡而造成？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仅仅属于行业性问题，而不能归结为整体性的民企民资信心问题？
张文魁：的确，民间房地产投资占民间全部投资比重比较高，房地产行业今年前5个月投资下滑了，肯定对整个民间投资有拖累。但去年房地产投资下滑幅度更大，达到10%，也没有把民间投资增速拉到0以下，可见不能完全用房地产这个行业来解释。如果民间投资，以及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整个经济增长，能够降低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即使这几年把民间投资和整个投资以及相关行业的增速拉得低一点，理性看也不是坏事。但看一看其它行业，民间投资都在呈现趋势性恶化的状况，特别是在服务业的投资，萎缩更加严重，而服务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60%多。制造业民间投资今年前5个月看起来还不错，增长了8.6%，但去年全年这个数据是15.6%，去年上半年是17.9%，恶化程度显而易见。其实目前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也集中在少数比较火爆的行业。因此，民间投资严重下滑远不止房地产业，可以说在绝大部分行业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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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民企不光投资不振，而且生产疲弱。从工业来看，私企增加值增速一季度2.0%，4、5月份为1.6%、0.7%，而国企显著高于私企且各月较为稳定。这就不能用房地产和行业因素来解释了。在服务业，民企的生产经营情况相对而言要好得多，但这很可能是得益于需求的集中释放，如果它们不再积极投资，意味着对未来并没有多强的信心。从资本市场来看，民企的融资，民资的投入，都不活跃。所以民企民资信心不足问题应该是全方位的。
财视传媒：就行业而言，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对民企民资影响那么大，是不是我们的投资，以及整个经济，还是得继续重视房地产？
张文魁：至今为止，我国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以及建筑业、建材业等相关行业高度依赖。今年上半年工业偏弱，其中一些走弱的行业与房地产密切相关，譬如包括水泥、玻璃等行业的非金属制品业较弱，钢铁行业也不太好。但我们也没有必要仅仅想把工业和建筑业增速搞上来，就去刺激房地产。所以不管是供给侧的工业和建筑业，还是需求侧的投资，乃至整个经济增长模式，特别是地方发展模式，都必须直面降低对房地产过度依赖这个议题。现在不少地方都面临财政难题，但也不能因为顾及地方债务维持模式而继续过度依赖房地产，地方债务是另一回事。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经济增长都应该逐渐而坚定地降地产依赖。
财视传媒：要降低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过度依赖，那么房地产政策需要调整吗？
张文魁：经济增长的降地产依赖，不是说房地产行业不重要了，无所谓了，恰恰相反，这个行业应该由行政调控轨道转入正常发展轨道。从发展路径来说，要适应人口和城市化的变化规律、摸索长期需求走势，建立正常的产业形态。而从政策选择来说，要从2016年前后为了应对当时炒房之风较盛、房价上涨较快而出台的强制性管控政策，转向以政府职责办好政策房、以市场机制覆盖商品房的政策，让市场自己去判断房地产还有多大空间、需要多高速度。
财视传媒：现在价格指标，特别是PPI下滑非常明显，一些专家认为通缩来临，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不应该实行更加宽松的宏观政策吗？
张文魁：是不是CPI较低，特别是工业PPI为负，就意味着通缩，便有较大理由来实行宏观扩张政策？这也要科学分析、冷静观察。要知道，即使在疫情三年期间，我国工业PPI也长期处于高位，2021年10月份达到了13.5%，2022年4月份还有8.0%，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更高。只是到了2022年10月，PPI才轻微转负，而CPI在2022年11月之前也多月在2%以上。难道PPI高企20个月不是问题，然后转负几个月就是大问题？就认为通缩了，要赶紧实行大扩张的宏观政策？这样的分析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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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价格指数较低也会影响到企业利润，特别是今年前5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滑了近19%，但也要认清这是一个滞后的回调，因为去年上半年疫情管控那么普遍，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达到了9.1%、利润仍然增长了1%；而在受到疫情影响的2021年，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达到了19.4%、利润增长了34.3%。所以现在有些回调也属正常，若观察几个月还是继续严重下滑也可推出一些政策措施，目前还不用惊慌失措。
总的来看，仅仅以宏观经济的框架来分析问题、制订政策，可能会出现重大偏差。实际上，连美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宏观经济学所谓总供给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我个人觉得连总需求分析可能也不尽严谨，因此对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些基本构架需要谨慎对待。即使引入产业分析，一些具体行业的产能利用率高低、产能是否存在过剩等问题，也不能简单地换算成总供给、总需求的多与少以及是否达到均衡，否则容易走偏。
宏观工具，譬如货币政策工具，不论是价格工具还是数量工具，以及赤字等财政政策工具，肯定有用，但到底有多大用处也值得认真分析，并且也不能忘记这些政策工具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而政府直接干预和参与，譬如搞项目、增投资，以及发消费券等等，甚至直接救助企业，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的，但现在到了这样的严峻局面吗？还是与去年相比局面明显好转？所以对宏观工具要谨慎。
财视传媒：现在一些专家认为，当前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受损，制约了居民收入增长与企业盈利能力的修复，并担心资产负债表衰退。在您看来，如何帮助企业和居民修复资产负债表？
张文魁：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有漏洞。理论漏洞这里不说，而现实中的日本，如果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怎么可能持续二三十年？哪有这么长时间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我国目前的情况更不一样，一些地方还本付息遇到困难，也不是要大力去杠杆，反而希望加杠杆；企业部门更不是这样，除了少数大型房地产企业，并不明显地存在减少债务的问题，特别是广大中小民企，主要问题还是贷款难、贷款贵，以及对未来没信心而没有贷款需求。住户部门总体上也不是以自己的收入来大规模偿还债务，提前偿还房贷的没有很多人，且有可能是在做贷款结构调整。我国目前不存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主要是现金流量表的问题，以及损益表的问题，即政府部门面临现金从哪里来以维持经常性开支和还本付息，企业部门面临营业性现金流不及预期和盈利不如预期，住户部门面临就业和收入方面的问题。几个部门都需要增加现金流量表中的收入流，那样才会有相应的支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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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长期来看，必须要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才有可能使消费提升，这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但今年一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低于GDP增速，二季度也未必有多强。毫无疑问，居民收入，以及背后的就业，都主要依赖企业部门中的民营企业。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财视传媒：的确，在呼吁实行宏观扩张政策的声音之外，也有另一些声音，譬如最近就有学者呼吁消除“所有制鸿沟”，从而使企业再一次解放。您在《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一书中也提到，未来要稳增长，必须致力于营造让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并让更多类似于华为那样的“踏板大企业”涌现。您如何看待“所有制鸿沟”及“企业再一次解放”问题？
张文魁：我的老领导、国研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主任，最近论述了“所有制鸿沟”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已经面世的《陈清泰文集》中有更多相关论述。据我观察，“所有制鸿沟”在本世纪初一度有所弱化，但这些年民企发展受到的掣肘更多了，一些民营企业家的犹疑心理有所加重。在实际中，民企在获得土地、资金、政府项目等方面好像越来越难。这是一个基础性问题，所以我在《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这本书中，提出要构建我国企业发展基本政策，基点就是除了在极少数特殊领域，各类企业应该公平竞争。如果能在较大程度上消除“所有制鸿沟”，就有利于民企做强做优做大，从而出现更多的像华为这样的民营大企业。一些民企做强做优做大之后，不但自己能够有力地进行外向竞争，而且还能与广大的中小微企业形成生态系统，带动产业升级转型和生产率提升，在宏观经济上表现出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得以持续下去。这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所以我将这样的企业视为攀登经济增长之梯的“踏板”。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依靠这样的内生力量来发动，而不是依靠宏观政策这些外部刺激来催动。如果有更多的民企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成长为“踏板大企业”，也许我们的宏观工具就可以使用得少一些、刺激政策就可以赋闲得更久一些。
财视传媒：但现实与理论的反差目前还是比较大。到底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提振民企民资信心？
张文魁：如果说我国经济需求侧短期问题是投资、长期问题是消费的话，那么供给侧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问题，都是民企民资信心。尤其是这两年，民企民资信心不足几乎被全社会感受到。当然仅宏观经济偏弱、经济增速前景不明本身就可能导致企业信心不足，但现在民企民资信心比国企国资弱得多，这很难用宏观经济偏弱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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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有一些方针政策的原意也未必是针对民企民资，但从行为经济学角度来看，政策认知可能比政策原意更重要。民企民资对方针政策的认知，如果与良好的政策原意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就会形成消极情绪，从而导致消极决策，这就是所谓的情绪经济学。未来，政策部门不能光是以自己的理解来出台方针政策，而应该认真考虑民企和整个社会将如何理解、认知这些方针政策，以及会形成怎样的情绪。
宏观经济学框架把经济分为政府部门、住户部门、企业部门等等，把企业部门视为一个同质体，这在西方国家可能没有大问题，但在我国，企业部门显然不是同质体，民企民资跟国企国资差别很大，它们各自对政策信号的反应不一样，受惠程度也不一样；而重要性在于，我国民企民资的产出体量占国民经济比重已经远超了国企国资。诞生于西方国家的标准的宏观经济学不需要处理这个问题，而在我国，无论是从事宏观经济分析还是出台宏观经济政策，如果脱离企业及相应产业这个微观基础，就有可能出偏差，譬如推动扩张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主要受惠企业将是国企，这很可能造成更严重的资源错配，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会使经济增长对要素投入产生更大的依赖性，难道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吗？只有尽量避免这些偏差，才能让明年、后年在较健康轨道上也把经济增速维持在5%左右，否则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