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瞄准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实现国内产业体系升级发展，是有效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主攻方向和战略路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内生经济增长新引擎，是关系中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能否赢得战略主动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轨迹和基本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提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几十年间，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路子，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轨迹是，抓住经济高速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产业调整和转移契机，通过对外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战略，重点解决国内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和重工业资金及技术缺口难题，从而畅通我国产业循环。其基本特征有四：
第一，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90—2008年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程度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点。回顾中国对外开放历程，不难发现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依靠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吸引投资国、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第二，中国经济循环的主要特征是资源、技术和市场“三头在外”。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两头在外”模式，既是我国经济循环融入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我国加工贸易的标志。而技术在外，在近几年关键核心技术被发达国家“卡脖子”后，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第三，中国经济循环的主要条件是劳动力丰富、制造业规模庞大、土地与房地产景气周期长。中国是贸易依赖型和投资拉动型经济体。其中，贸易靠制造业，投资靠基建和房地产。一方面，世界制造业中的中国份额一直在增加，当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份额在30%左右，表明中国制造业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这与我国过去劳动力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我国房地产市场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和财富持续发展和增长。国房景气指数长期稳定在95-105的适度景气水平。
第四，中国经济循环的中介变量是技术与资本流动、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突出体现在依靠土地财政的“有为政府”，和通过国际市场转换，以有足够技术和资源支持的国际生产满足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从而实现国内与国际循环衔接和相互促进。
随着传统产业体系驱动经济成长和循环的动力衰减，中国经济到了必须转换发展引擎的关键时刻
实践中，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设想演变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该战略主要发生在低端制造业加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的过程中，导致我国产业体系粗放发展和产业结构重化倾向。更重要的是，该战略重视国际需求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导向作用，实际上割裂了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间本来具有的天然联系，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
在经济全球化全盛时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投资、布局，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产紧密联系，掩盖了这种发展模式天然具有的隐患。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相匹配，我国产业体系主要由传统产业构成，被称为传统产业体系，具有技术进步慢，附加值低，和用工成本比重高、污染重、能耗高等特征，多属于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
但这种模式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后，使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在产业发展上集中体现为：有供给能力的传统制造业低成本优势消失、产品需求下降，有需求能力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农业种业研发）和高端制造业供给来源出现问题，导致我国三次产业循环接续不畅。
如今，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随着传统产业体系驱动经济成长和循环的动力衰减，中国经济到了必须转换发展引擎的关键时刻。
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需要推动产业体系升级发展，解决产业结构与人力结构错配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综合国力日益提高，经济发展结构日益优化，内需已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中国初步呈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特征。
我国国内大循环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还面临一些重要的制约和挑战。当前突出表现为失业率高企，经济复苏缓慢。考察失业率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的人力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不匹配。要提升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必须有效化解将较高人力资源结构拉低来迁就相对低效落后的产业结构配置扭曲问题。这只有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做到。
根据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真实含义是提高劳动参与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前者可通过推行城镇化和改革户籍制度以尽快落实农民工市民化，后者需要提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推动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用信息化改造经济生产等。
这实际上正是一个经济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会从“用工荒”和“就业难”两端同时解决“保就业”问题。这个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正是一个逐步减少低水平劳动密集型就业需求，同时增加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就业需求的过程。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在产业发展上，需要通过推动产业体系升级发展释放和发挥人口质量红利。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央反复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国经济包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部分。虚拟经济在过去曾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的附属品。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出现虚拟化日益增强趋势，虚拟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但由于虚拟经济具有高流动、高波动、高风险、高投机特征，中国政府一直要求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不能脱实向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提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的重大论断，强调要虚实结合、以实为基础。实体经济是新发展格局的物质支撑，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理论界将实体经济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狭义的实体经济，指制造业，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第二层次是传统的实体经济，包括农业、建筑业和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第三层次是广义的实体经济，指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以外的所有产业，构成实体经济的整体。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把提高供给质量体系作为主攻方向。其中，做实实体经济是就完整性而言，从广义层面要求将产业体系做厚实，包括构建与数字经济相融合的，集高效农业、现代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服务业、未来产业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为了既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能够有效应对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要求具有先进性和安全性，更侧重发展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和核心部分，即有关新型工业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制造强国”的制造业部分。
此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建成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农业体系和现代服务业体系。目前，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薄弱点和难点痛点主要在服务业。随着我国进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最显著的产业结构变化，必然是中国整体进入经济服务化社会。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的建成，将标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作者：张月友，系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