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大踏步地迈进了。
我们从去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看到了个重要的信号，这就是不再强调投资拉动经济，未来强调的是需求。从２０２３－２０３５年都将是以内需为主导，这种经济学语言背后的隐语，就是在强调民生，因为，现在经济的主要矛盾是老百姓的收入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平衡，如果老百姓的收入上不去，经济的发展将失去可持续性。
民生无小事
我们古人讲究的是民富国强，现在也一样。
从逻辑上说，国强与民富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哪一头也不能差，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国强与民富，在政策方向上没有差别，尤其是二者出现不平衡时。
从历史上看，强调民富总是迎来一个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强调轻赋税，与民休养生息；民富了，国家才会真正强大，才有了后来汉武帝的开拓西域的实力。
中国经济的前三十年，是一个被世界强国孤立的时代，想富民也富不了，我们靠举国经济体制发展经济，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计划经济在那样的背景下，也可以说是一种战时经济；我们更需要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发展周期。中美建交后，我们赢得了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邓公的改革开放，由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开放为多元经济体，实际上是一种现代版的富民政策，既改善了民生，也以惊人的速度强化了国力，这就是典型的民富国强之道。
正因为我们强大了，让老大极度不安，外部环境也因此变得复杂了，而我们为了追赶西方经济强国，相对来说，走的是投资型的强国之路，这逐渐形成了内需不足的矛盾，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追不上生产的增长，出现了生产过剩，这已经成为当下经济的主要矛盾。过去，过剩的产能可以通过外贸得到极大的释放，未来不能太指望，矛盾也就突显了出来。
又一个十字路口
所以，现在又一次面临着富民的选择。
实际上，二十大已经开始重视民生，明确要求提高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我们过去一谈辉煌，总是说人均ＧＤＰ，２０２１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已经达到１２０００美金，也就是说，从人均ＧＤＰ看，中国已经进入发展国家。那又怎么会内需不足呢？这是因为人均ＧＤＰ反映的是经济的发展水平，并不等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
看收入水平，要看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
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平均为６０％，我们是４３％，差了将近２０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一样，中国的老百姓收入也会偏低。
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居民收入ＧＤＰ占比偏低，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第一次分配收入，是老板们太黑，工资太低了。
事情还不能这么简单地看。
因为现实的情况是，民营的情况很糟糕，大批的企业在倒闭，国家税收太高，企业赚钱效率太低了。
所以，决定居民收入水平的不仅仅是企业，更主要的还是在国家政策，要与民让利，让企业有更多的钱赚，才能发展起来，企业发展了，一方面可以扩大税源，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经济也具有了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企业发展的越好，资本越多，投资越强劲，对劳动的需求也越高，就必然要提高劳动者的第一次分配收入，改善劳动环境，遵纪守法。这是劳务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具有必然性。
富民不是被计划出来的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富民不是被计划出来的，而是由市场关系决定的。
很多人认为老百姓的收入过低，是企业造成的，这是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定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必将成为自我纠缠，看起来批判资本家充满了正义感，实际的结果是给老百姓，给民生挖坑。资本流失，民生不会更好，这是大家这几年已经感受到的事实。
当然，富民不仅仅体现于市场关系中。
第二次分配是所有发达国家平衡两极分化最重要的途径，这就需要林毅夫说的“有为政府”，或者说，林先生的有为应该体现于二次分配。
管理层面更大的责任是，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不仅仅是改善城市设施，更重要的是全民共享的福利保障，如免费医疗等。将财政开支的７０％以上用于民生，而目前只有５０％左右，朗教授认为也就２０％。这一块是有很大空间的。
有了上面两种作为，才能提高居民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所以，民生的根本在政策，是不是真的把重心回归到了富民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