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前（1999 年 6 月），影响力巨大的英国商业杂志《经济学人》曾宣称德国是“欧洲病夫”。德媒世界报表示，“这一形容在当时被认为非常贴切，德国花了很多年才扭转局面。”
而现在，德国再次登上了《经济学人》头版——“德国又是欧洲病夫了吗？” 好在这次加了一个问号，结论多少没那么确定了。
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的疲软状态持续了数年。自1995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速平均比其他欧元区国家低1个百分点。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特殊效应造成的，正如《经济学人》当时写道：“统一后的繁荣已经崩溃，当时新兴国家的危机导致德国出口业的需求下降。”
“但这都是表面问题”，根本问题是，《经济学人》杂志当时形容得非常贴切：“不透明且低效的税收制度、膨胀的社会体系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 德媒形容“当时的科尔政府完全处于僵化状态”。而上面的形容放在当今的德国也十分适用。
几年后，在创纪录的失业数字推动下，施罗德“2010议程”的改革最终使德国摆脱了危机，正如《经济学人》所言，德国迎来了“黄金时代”。“不仅列车准点运行，而且凭借世界领先的技术，德国成为出口大国。”
而现在，德国在经济发展趋势方面再次落后于所有其他国家。2017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德国今年经济衰退0.3% 。虽然并不十分糟糕，但德国是唯一一个经济衰退的国家。
德媒报道继续说道，“不仅如此，德国的公司氛围也很差劲。Ifo商业景气指数近期再次下跌至87.3点。这是只有在严重衰退时才会达到的水平。”
总而言之，《经济学人》认为，“德国今天的情况与 1999 年不可比，但二者的相似之处是不可否认的。一方面，这次德国经济有一些特殊的影响---能源危机和中国经济疲软对德国的影响尤其大，但结构性问题在今天仍然更为重要。”（不是？我说？德国这两年不是一直喊着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吗？你管我疲不疲软呢？）
据《经济学人》分析，“平衡预算”多年来阻碍了重要的国家投资。德国一直因出口成功沾沾自喜，从而导致投资太少。多年来，德国IT 投资在经济产出中的比重仅为美国或法国的一半。
另一方面，是德国严重的官僚主义影响甚巨：想在德国办理一份营业执照需要120天，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时间的两倍。
最后的重要原因是，德国越来越缺乏工人。
《经济学人》呼吁德国制定“议程2030”。德国必须接受并使用新技术，尤其是在管理方面。审批流程必须加快，德国也必须放弃对“平衡预算”的迷恋。“以放弃投资来遏制政府支出是错误的做法。”（遏制政府支出的手段是限制投资，但是对难民补贴绝不手软）
将技术工人引入德国十分重要，迫在眉睫。尽管德国移民法已经放宽，但签证发放速度仍然太慢，“而且比起专业人士，德国似乎更欢迎难民”。
与1999年一样，《经济学人》很好地反映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情绪。华宝投行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克鲁德 (Carsten Klude) 表示：“德国显然存在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采取结构性解决方案。”
克鲁德表示，“关闭36座核电站，然后以高边际成本生产基本电力，或者在国外购买昂贵电力。“ 这当然不是一项经济政治杰作。此外，依赖中国作为出口市场、依赖俄罗斯获取能源也并不是好主意。”
但事已至此，向前看很重要。和《经济学人》一样，克鲁德也呼吁精简官僚机构，快速数字化，以便使德国政府尽快能够达到国际标准。他还呼吁“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
此外，这个专家克鲁德又给出了高见，“德国人必须延长工作时间，除了更晚退休，每周工作时长也应该增加。” 克鲁德进一步指出：“移民的劳动力市场融合度必须提高，教育必须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税收和关税必须下降。” 满屏的“必须”，还好他只是经济学家。
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尔格·克莱默也认为高税收、过多监管和高能源价格是德国目前的核心问题，当然还有劳动力短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对健康、护理和教育等相关领域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如今，上述行业的就业人数比十年前增加了近 200 万人。
政府也必须改变工作方式。“《建筑能源法》等不成熟的政策加剧了公司和家庭的不确定性，” 他补充说。
基民盟新任秘书长林尼曼（Carsten Linnemann）对“议程2030”的说法极度认同。他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我们不仅是欧洲病夫，而且是世界病夫。”
“所有其他国家都在增长。欧盟已经提出了紧急计划，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总体概念。我们要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提出这个概念。”
具体来说，林尼曼首先要求流动性。其次能源价格也必须尽快降低。另外，数十万即将退休的工人，应该允许他们赚取免税外快——例如最高每月2000欧元的免税额度。林尼曼还建议进行试点，要求德国各县在两年内减少官僚主义和过度监管。
“我们德国现在迫切需要改变心态”，林尼曼解释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和90年代末一样糟糕。”
1997年4月，时任总统罗曼·赫尔佐格（Roman Herzog）在一次演讲中批评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动力丧失、社会瘫痪和精神压抑。他在演讲中说到：“必须叫醒德国”。
这番演说随后与继任的联邦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于2003年3月宣布的2010年议程挂钩，联邦政府随后对德国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制度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
林尼曼指责联邦政府和总理朔尔茨没有制定解决当前问题的计划。“我对他没有太多指望，但至少应该为德国未来三到五年内做好安排。”
然而，不管外界如何看衰德国，德国总理朔尔茨都并不被影响分毫，甚至有一分不解。他并不认为德国经济有什么问题。在一次线下活动中他表示，德国是一个有未来的工业国家，应该杜绝悲观主义。
“我们将成为欧洲半导体的生产基地”。关于去工业化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
当被问及德国经济衰退时他表示：“人们谈论的困难与德国经济无关。事实是，德国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员工参加了社会保险。联邦政府知道自己想要走向何方。如果海外出口再次回升，就将再次带动德国经济增长。”
正可谓，“不管外面如何风雨飘摇，我的内心自是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