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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慧泓
编辑|S
2023年7月初，《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文章。
该篇文章高屋建瓴地向我们详细介绍世界各国着眼未来的产业布局。在国内方面尤其重点地分析深圳市对未来产业的规划，再度突显出深圳对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示范性作用。
深圳这个面积不到两千平方公里的华南城市，不断用自身努力向世人展现我国经济腾飞的奇迹。
然而有趣的是，刚设立特区的时候，汕头是4个特区里经济最好的，但在后来却逐渐落后于深圳以及其他特区。
其实，不只是汕头，时至今日之前所设立的特区除了深圳仍然经济实力雄厚外，其他特区都渐渐泯然于众。
那么特区为何不特了？谁在拖后腿？
深圳后海
光环褪去
1980年，经国务院决定，深圳成为我国的经济特区。当时像深圳这样的城市还有三个，分别是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座城市成为我国第一批经济特区。
虽说四城同属特区，但实力与禀赋各有不同。
与现在深圳一跃而起，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并驾齐驱的“超一线城市”不同，刚成为特区时的深圳并不突出。
1980年，深圳与珠海GDP均在2.7亿元左右，厦门GDP也达到6.4亿。
当时特区中实力最强的是汕头，其经济总量达到近10.8亿元，是当时仅次于广州的广东第二大经济城市。
海南省1988年被列为经济特区，与深、汕、厦、珠相比晚上“一辈”
然而这四个经济特区在之后的四十年间里，发展差异逐渐显现。
部分经济特区开始不“特”了。
这种现象在汕头身上尤为明显。
1985年GDP约为24.1亿元的汕头已经被经济总量超过39.02亿元的深圳超过，让出经济特区的头把交椅。
2002年，GDP仅为459亿元汕头又被厦门以648亿元的GDP实现弯道超车。
2008年，珠海也以992.06亿元的GDP超越经济总量尚未超过950亿元的昔日“老大哥”。
自此汕头彻底沦为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吊车尾”。此时，深圳GDP早已超过7800亿元大关，在全国城市中“一骑绝尘”。
汕头街景
而且汕头与特区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2021年，深圳GDP达30664.9亿元，珠海为3882亿元，厦门为7033.9亿元，汕头仅为2930亿元。
都不要说能否在经济特区中保持地位，目前汕头的经济体量在全国范围内都算“平平无奇”。
河南省信阳市2021年GDP为3065亿元，在全河南18个城市中排名第九，比汕头经济总量还稍微多一些。
可见，此时的汕头早已褪去经济特区的“光环”，连内地一个普通的地级市都不如。
其实“光环”消散的并非只是汕头。
实际上除却深圳之外，剩余如珠海和厦门这样的经济特区，其经济优势都已不再明显，泯然于众。
珠海一景
如2021年，珠海GDP并不是全国GDP百强城市，非但不如贵阳、云南等内地省份的省会城市，就连与商丘、柳州等普通地级市相比也没有优势。
2021年时厦门GDP虽然高达7033亿元，属于全国前列，但其经济实力显然低于其政策地位。
厦门在2021年的百强城市榜单中仅名列第34位，落后于温州、大连、唐山等地。
可以说经历40余年的发展后，在全国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仅仅孵化出深圳，这样一个真正能引领全国发展，开创经济社会治理政策先河的典范。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四座经济特区逐渐拉开差距呢？
失之交臂
改革开放初期
当我们分析各个城市发展结果的差异时，往往喜欢带入地理区位、资源配置等因素。
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汕头地区缺乏良港，且多次发生行政区划变更，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当地发展。
但倘若要将四个经济特区的差距都归功于这些客观条件，未免过于草率。
事实上四座特区城市都有各自的区位优势。
深圳与香港相邻，珠海与澳门连接，厦门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都能承接到不少来源于港、澳、台的经济资源。
而汕头则是著名的侨乡，在东南亚、美国及欧洲有大量侨胞同乡，接受了不少华侨华人的投资。
在都有外来投资和政策施展空间的情况下，特区间的经济差距，更多还是源于管理者政策方针与产业规划水平的高低。
深圳电子厂
其一，在产业发展规划上，汕头、珠海、厦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误。这导致特区产业定位模糊，未能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抓住时代的机遇。
成立四大经济特区之时，正是日韩、港台和“亚洲四小虎”向我国转移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键时期。
所以在特区创建早期，应以承接国外落后产能，积累技术与资本为主。
但这一时期珠海却犯下方向性错误，忽视自身实力的羸弱，过于前瞻地将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自己重点发展方向。
这使得珠海在开放早期未能如深、汕、厦一样承接大量外资工厂项目。
珠海佳能工厂
而在完成技术与资本的早期原始积累后，一味守成，甘心于低端产业同样有错。
如汕头和厦门在成为港台外商重点投资标地后没能及时实现产业升级，失去孕育出高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良机。
目前汕头仍以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为主，附加价值低、利润率不高，产业发展受限。
而厦门片面发展旅游业和房地产，忽视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建设，令自己与“大厂”们失之交臂。
改革开放全面推开后，招商引资已成为各地政府重中之重
而一开始就定位高端的珠海，将早期的政策优势挥霍殆尽，因为未能完成技术与资本积累，最终陷入“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境地。
其二，“经济特区”未能实现基础建设的平衡。
他们或受困于高昂的建设费用，或受累于羸弱的基建水平未能实现快速发展。
如珠海在初期，片面追求环保和城市面貌整洁，在基建上采取“高标准、高质量、现代化”的超前战略。
这导致在发展初期，珠海“豪掷千金”在基建上，反而令工业投资不足。
珠海机场
而厦门则刚好相反，城市虽然拥有良好的市容市貌，但在教育、医疗、交通等方面没有进一步完善，没能留住优秀人才。
且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管理者一味重注房地产，进一步导致经济活力的下降。
其三，特区在发展过程中缺少法治建设与司法监管，导致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出现，中断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政府经济监管与民众依法守法理念的缺失，各地经济案件频发。
其中尤以1999年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和2000年的粤东骗税大案影响最为恶劣。
粤东骗税大案审判现场
厦门远华走私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一经济大案”，粤东骗税大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一税案”。两起案件都对当地经济产生天量的负面影响。
其四，特区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对社会风气及地方民风的引导。
大量保守观念限制着特区的经济发展。这里主要指的是以汕头为代表的潮汕地区。
因为地理环境和文化语言的因素，潮汕是广东一个相对排外、封闭的地区。
据统计，目前在汕头工作生活的外来人口仅为21.4万，约占户籍人口的4%。
潮汕地区
缺乏外来高素质劳动力已经成为限制汕头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汕头市虽然劳动力丰富，但科研水平较弱。
潮汕人排外的习惯导致外来的高技术人才很难在汕头扎根，进一步限制汕头地区科研能力。
虽然很多潮汕家庭都有世代经商的传统，但汕头经济外贸依存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更多的是依靠基于同乡甚至是同族的“草根经济”，导致汕头大部分企业活力与水平较低。
相较之下，深圳则是一座彻底意义上的移民城市。开放包容，更能吸引全国优秀人才汇聚于此。2022年，深圳外来人口占比高达77%。
深圳东门老街
不同出身、不同地域、不同习俗的人们在深圳交流融合，碰撞出大量富含激情，天马行空的思维火花。与汕头“死气沉沉”的创业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正所谓“进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各地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经济的当下，一时的落后常会导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结果。
可以说正是市场管理者与参与者多方面的问题，导致一部分经济特区头上的“光环”消失，变得特区不特。
进而与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地位失之交臂。
客观地讲并非是某一任管理者，或者是某一地民众令一些经济特区光环不再，是以上这一切因素都拖了特区经济的后腿。
总设计师对经济特区寄望甚深
那“落后”的特区要如何扭转乾坤呢？不仅要反思自己过去的问题，更要学习深圳市是如何腾飞崛起的。
何为特区
当我们回顾深圳四十多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深圳历代市场管理者与参与者身上敢于“革自己的命”的昂扬生机。
深圳特区成立早期，就根据自身区位资源确立合理的发展思路。
依靠优惠政策，深圳迅速吸引大量来自香港的资本与产业转移。在如“高交会”等展会的宣传下，大批科技企业落户深圳。
深圳华强北
据统计，当时仅电子信息这一个产业，深圳就聚集将近3000家企业，为80万人提供就业岗位，并为深圳培养出电子产业集群，积累大量技术。
当我们在调侃深圳华强北15分钟就能“山寨”出一部苹果手机时，更应该看到深圳电子产业已经发达到“无所不有”的水平。
在建立成熟的产业体系后，深圳又利用与香港毗邻的优势，与大量香港企业合作，形成深圳生产，再由香港转售海外，所谓“前店后厂”的模式。
这一举奠定香港与深圳两地十余年的繁荣。
深港两地不断加强合区合作与整合
而此时深圳的管理者并没有满足于担任香港“生产车间”的身份，他们想要更广阔的舞台。
1995年，深圳提出所谓“二次创业”的主张，促成深圳再度腾飞。
所谓“二次创业”指的是逐步加大科技研发领域的投资，改“深圳组装”为“深圳创造”，实现产业升级。
同时积极学习香港先进模式，扶持高端服务业。
加强深圳在设计、编程、法律、金融投资等方面服务的水平，助力高科技企业在深圳安家落户。
深圳一直非常重视利用科技研发促成产业升级。
2000年深圳全社会科研投入就达到GDP的2.89%，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科技研发投入高，风险大的特点令很多城市和企业望而却步
2019年全深圳科研经费超过1000亿元，占GDP的4.9%，再度蝉联全国第一。而且这一标准已经接近如以色列和韩国为代表的全球领先水平。
目前全深圳PCT国际专利的申请量超过1.8万件，总量已经超过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
高新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率超过4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以上。
可以说完善的产业配套和较高的科研水平，为深圳经济的腾飞奠定基础。
而优秀的营商环境、发达的高端服务业、宽松充裕的融资条件不仅让深圳人敢于创业，培育出一众活力满满的初创企业，还为深圳引来诸如华为、腾讯、中国平安等“金凤凰”，助力深圳腾飞。
腾讯深圳南山园区
之所以说深圳“二次创业”之举石破天惊，在于市场管理者超前的眼光境界与崇高的奋斗精神。
这在当时十分难得，在当下也有借鉴意义。
与很多城市管理者整日为眼前的经济指标“蝇营狗苟”，想方设法“崽卖爷田”，以房地产带动当地发展不同，深圳的管理者承受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风险，选择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2020年，深圳市土地财政依存度在全国44个主要城市中排名最低，比老牌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都要好。
这代表深圳政府始终将以科研助力城市发展，扶助工商企业成长当做头等大事。
在常年施政中，深圳不断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为全国创造1000多项“第一”和“率先”，为全国范围内的政策改革提供宝贵经验。
如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工程招标、住房商品化改革、土地拍卖、帮助应届毕业生快速落户的“秒批”“前海模式”等制度都是从深圳开始。
所以究竟什么是特区？
深圳用多年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开拓进取，实现产业升级，更要在社会治理上敢为天下先，走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相信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深圳将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也必将为我们培养出无数个“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