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9月6日在2023庐山全球商界精英大会上的讲话）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感谢2023庐山全球商界精英大会的邀请。按照主办方跟我联系时出的题目，我向各位汇报一下我以研究者定位怎么认识新变局、新动能、新经济这样几个基本概念。
首先，看一下我们在这些年追求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推进过程中，进入有时间表特征的新的“两步走”运行的基本发展态势。不必讳言，在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在经受一个经济下行过程，其构成原因有好几个方面。在2010年中央提出带有哲理意味的“稳中求进”这个“经济工作总基调”之后，首先我们面对是要完成经济发展阶段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这样一个必然到来的过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黄金发展期特征叠加上了矛盾凸显期特征，我们必须克服“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不可持续性威胁。在实际运行中，中央明确给出了一个完成“L型转换”的判断，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由新入常，“新”就是告别两位数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而“常”是什么呢？速度不能一降再降，必须在中高速的区间实现平台式的持续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阶段转换是有必然性的——2010年我们已经成为人均国民收入四千美元的中等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其他所有经济体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后，大同小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转换。
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央又非常明确地给出一个战略方针，就是抓住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推进现代化的主线，在改革的深水区要攻坚克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个L型转换，本来在2015年以后有希望把它实现出来，有长达12个季度（三年时间段）增速6.7-6.9%的运行状态，但是2018年一季度以后的中美关系剧变，双边关系回不到从前了，美国朝野空前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中国的发展，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毕竟到了老大认为要遏制老二的时候，毕竟还是丛林法则。美国遏制中国所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使平台底线6.7%击穿，落到2019年全年6.1%、四季度只有6.0%了，开始接近中高速区间的下限（一般认为到了5%那就是中高速的底了，再往下，就称不上中高速了）。后来又有2020年疫情的冲击，三年大疫我们终于把它扛过去了，现在还要警惕一些反复。今年年初春节长假的时候，网上冷不丁有人说了一句：“怎么没人讲奥密克戎了？”主要的疫情压力期扛过去了，但还要警惕五六月间的“二阳”再来一波，到了五六月间，又扛过去了。所以，这个疫情因素我们现在大概率上、有较大把握把它进一步封住了。但是还不能忽视刚才樊纲教授提到的，我们面临的“三重压力”里，还有主观上面必须总结的问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韩文秀副主任直言不讳、言简意赅指出了“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我们正努力在主观方面做出动态掌握的政策优化，比如对房地产业、教培行业、民营企业发展等等。这些交织在一起，最概括地说，2010年以来的变局中，经济下行的四种原因不可忽视：阶段转换，中美关系的剧变，还有疫情冲击，以及三重压力的交织。
而2023年，是我们对接L型转换的一个重要契机。前面从2020年开始，有两段，一个是2020年增速2.3%，为几十年来速度最低点，加上第二年8%以上的走高，两年合成的复合增长率是5.2%，这在2019年6.1%的水平上又往下跌了0.9个点。接下来2022年“两会”提出5.5%引导性目标，而困难超预期，只实现了3%，今年如果完成得比较好（原来一般认为经过努力可达到6%，5%左右是没有悬念的，但现在看回升态势弱于预期），假定今年经过努力到6%，两年复合平均增长的速度是多少呢？也只有4.5%。所以，直观地看，这个增速走低的经济下行趋势，哪怕到今年同比接近6%或者6%的增长，仍然没有完结。但是今年的同比增速能落在中高速，明后年怎么样？我们“十四五”最后的两年，有望不再出现新低。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契机，我觉得对应的看法，还是刚才樊纲教授强调的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从基本分析框架来说，不能认为是中国经济往下一去不回地走低，还是周期性波动中的阶段性现象。
从长期视野来看，中国经济我认为看它的成长性、客观来讲的动能、新旧动力转换中的动力源，以及资源供给可持续性等支持的发展的愿景，首先应看到客观方面是有依据的。我完全认同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如樊教授所说，后面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有的学者说工业化已经到了后期，而中央的基本判断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虽然已经是世界工厂，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但是“大而不强”，应以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到自己的短板，在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实际发展水平方面，我们现在连第二阵营都还没有进去。认识不足的同时，就要看到后面还有相当可观的成长性空间。中国只有沿海个别局部高地，比如深圳南山街道办事处那里，有工业化后期特征，就是高科技比重很高，其他主要是服务业，而沿海其他地区、更广袤的中西部，放眼看去，中国总体的工业化，现在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再往后期转变的过程。
这样的一个潜力空间，可以得到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分析判断的印证。国际经验是工业化如真的到了后期，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应该基本完结。有的研究者，包括有影响的人士，看到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7%了，而国际经验是到了70%的城镇化率，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就过去了，于是就说我们的城镇化要到天花板了，中国的房地产业不能认为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了——我认为这是严重的认识误区。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首先要看什么？要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7%，一大半中国人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面几十年已经进城的三亿多人里大多数还是苦苦拿不到城市户口，那么他们在基本服务均等化方面，基本的养老、住房、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就是入另册、受歧视的，不是我们故意要歧视他们，是我们发展的有效供给水平没到那个份儿上，比如假定北上广深当地政府给出一点点口风说，适当放松户籍管理，外边马上就会有潮水般的人要涌入，这些地方政府是完全招架不住的。这说明什么？真实城镇化水平首先要看无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然后当然可以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向上调几个百分点（我认为50%-55%的区间差不多了），50%出头的真实城镇化水平，一年再上一个点，完成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至少还要有15-20年，这就跟前面关于工业化的认识对上了：我们后面的成长空间，在这个空间潜力释放、活力释放过程中的韧性、回旋余地，是相当可观的。
这些年间我们碰到的种种困难的分析认识，一定要放在更长远的中国整个完成现代化成长过程这个大视野里来把握。如果我们看到客观上中国后面还有相当可观的成长性的客观支撑，主观方面就要着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认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一人类文明主潮流内含的客观规律——中国作为古老文明国家必须完成工业化，而工业化必须相伴地完成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这两化的推进，又必须结合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国际化，以及现在我们必须抓住信息革命时代的高科技化，信息化、数字化，还有二十大非常强调的，我们必须全面依法治国和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民主化。“六化”潮流合在一起，我们主观上如果不犯低级错误的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被颠覆”，当然就不是简单的宣传用语——我们有客观的论证，也将把握住主观上非常清晰的方向和努力。
在中国打造“新发展格局”中，“争先恐后的地方竞争”是“中国特色”里可以进一步认识分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源。学术界已经注意到，中国经济出现前面的超常规发展，它的谜底是什么？有的学者说他已破解了，就是这种中国地方政府在争先恐后的竞争中形成的特定机制——这个解释还比较简单，但是很有启发。我认为学术界所说的“地方政绩锦标赛”，在当下2023年的情况下，又非常清晰地体现在我近期所到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西部地区得知不少地方政府所说的，现在要抓住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这就对了。
贯彻中央精神，抓发展硬道理，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一定会进一步展开“地方政绩锦标赛”式的中国大地上面潜力的释放，活力的激发。我们要在这个过程中掌握好扩大内需这个阶段性的重点和整个现代化“新的两步走”主线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我们致力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把这表述为一种“守正出奇”，也就是中央说的“守正创新”，具体是“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结合。
那么，这样一种力求升级发展中的新经济，现在应该特别看重的，就是在我们已有发展基础之上的“数实融合”——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
比如九江，我过去有一定的了解，知道江西九江主要经济指标在省内是名列前茅的，它的传统产业有相对完整的集群，有相对好的表现，但是传统产业一定要升级。升级方向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要“数实融合”。这种数字经济在“科技第一生产力”这方面的表现，学术上早有解释，传统生产力所说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生产力三要素旁边，不是做加法加一个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新是放大，是乘数，是多少倍的倍增，所以，它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这个言简意赅的解说，在现实生活中有非常清晰的表现。如果从整个人类发展来说，脱离动物界之后，最简单地讲，有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信息革命，这个社会发展进步，是一个一个台阶“阶跃式”往上走，对人类需求满足度由此往上而“上台阶”。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可以看到，现在信息时代，生产力方面的特征，最前沿的是半导体概念之下发展出来的互联网、移动互联、万物互联，有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支撑着的智能化、共享经济这样最前沿的发展态势。那么中国、江西、九江各个层面上，我们所面对的，必须是阶跃发展这个人类发展进步过程中间，我们怎么抓住机遇，做好数实融合这一重大命题。
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是要争取和平崛起，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崛起能不能如愿实现，关系着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中华民族成员、也涉及所有人类成员根本利益之所系。这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需要在认清生产力基本盘发展规律基础之上，以我们迎接挑战、争取消除种种干扰因素的作为，延续中国可持续的现代化进程。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的考验期：按照原来的预想，我们“十四五”末期应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由于以美元计价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升高，又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有明显贬值，我们未必能在“十四五”末期如愿达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个方向是坚定不移的。这是首先要过的一个坎。然后，在中央说的整个“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的15年时间内，我们要努力争取使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这才能达到总书记所说，很有希望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那样一个时点上，我国的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人均GDP在中国的指标上，非常接近人均收入，这也就意味着，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以后，我们还要再往上翻番。
这样的实际生活大背景之下，说到现在发展的态势，我愿意最后讲一下：要特别重视中央现在给出明确信息的数字经济头部平台企业“完成整改”，跟着要“推出一批‘绿灯’项目”，新成立的民营经济促进局已经引导第一批700多个项目，给予鼓励，支持发展。中央新近关于更好“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31条重量级的文件，要得到一揽子政策措施配套在现实生活中间落实，将使整个经济发展态势，经过努力维护在中高速的合理区间，体现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特征。
以上涉及的几个关键词，我认为就是当下“新经济”升级发展、开创新局面的重要概念。延续扩大内需、六稳六保政策，完成经济复苏L型转换这个态势，中部崛起已有的成效，是我们很好的基础。江西，还有我国的中部，还有整个中国大地上的发展，应该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思想观念进一步创新的结合中，争取继续实现超常规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的中高速，就是美国和欧、日这些发达经济体速度的两倍以上，这样一个发展仍然是超常规的发展，可以继续缩小我们与发达经济体的距离。这需要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坚定不移地持续努力！
谢谢大家！
主持人：贾老师，当下有个热点，在座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这两天发布了中央编办在国家改革委内部正式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对这个好消息您有没有想对民营企业家说的？
贾康：简单说一下。我觉得这个信号大家要充分理解，它是在贯彻中央重量级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文件过程中办出的实事儿，其实也是说了多年的。中国特色之一是政府比较强势，政府重视什么，它应该有专门的机构——现在明确在发改委内设这样一个跟其他司局平行的机构，有人称为是“民营企业的娘家”，未尝不可。但是也有人担心了：娘家人会不会成了“婆婆”，什么都越管越细、越管越死？我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要明确地防止这种偏差。中央的本意和现在成立这个机构的本意，绝对不是想管细管死。有人注意到，整个通稿文本里，没有出现一个“管”字，讲的都是引导、鼓励，讲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优化，这是中央层面决策的本意。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贯彻好这个本意，注意防止我们过去容易出现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偏差。
主持人：我们也期待这个政策能落实落地，优化我们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提升我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力。
贾康：是的，这后面跟着的实事儿，我注意到已经有报道，看来七百多个项目在发展局的前期筹备工作中已经形成清单了，要首先作为第一批重点，给予引导和支持。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品质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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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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