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经济形势确实一般，因此很多人特别是自由主义者们又开始喊着要“重新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是国家不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外部环境导致了经济形势不利？
按照自由主义者们的想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有不同。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要国家进行扩张和投资来刺激经济，另一部分人则比较激进，认为要国家退出让市场自由调节。当然，后者还会再附带上对美友好或者妥协。这些想法其实是过去四十年左右的大致路径，然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样的路走不下去了。
首先，中国的发展引发了美国的战略担忧，美国担忧的是中国在各种产业上持续突破，最终抢占真正的高端市场并排斥美国的控制能力。美国对华发动的科技战、贸易战本质上就是对中国重新强化控制的举措，不过这样的举措很显然是不可能持续的。但同理，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自己主导的秩序之下继续发育，没人愿意看到一个挑战者在自己的庇护下成长起来。
其次，中国也需要持续走向高附加值高利润的产业。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中国如果只能做中低端产业，不仅无法获得利润的大头，同时也缺乏真正的议价能力，90年代请一个日本或德国工程师的花费、引进成套设备的价格那是极为高昂的。中国有14亿人口，单个国家人口比整个西方世界都要多，这么多人的富裕绝不是靠着中低端产业能实现的。现在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如果不能获得更高的经济剩余，中国真正进入老龄社会后会非常困难。
再次，中国内部的分配问题也需要重视。市场分配效率高，但是也同样带有着残酷和自我加强的一面，也就是在不受控的情况下，市场配置资源很容易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结果。在阶层、城乡、地区差异上，中国的表现非常明显。如果对此视若无物，那么最终这种差距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经济上的市场饱和。
所以，有些人觉得回到过去、乃至进入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种幼稚。
其实没人比党更清楚发展经济的好处，这么多年来，很多积弊其实就是在发展中逐步消化和消失的。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的价格闯关、双轨制问题，90年代的下岗问题，2000年后的污染问题，以及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存在的治安问题，都自动消失或者拥有了足够的解决手段。普遍的就业带来的治安好转，下岗问题不再是个问题；良好的经济增长以及基础设施改善还让“车匪路霸”变成了历史名词；深度的市场化改革让价格双轨制也不再成为个问题。
最典型的是新疆，新疆的安全形势一直不那么好，2009年之后则是矛盾的集中爆发。对于新疆的治理，打击暴恐的军警和恢复基层公共服务的下沉干部的力量很重要，这来自于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新疆被更多地纳入到了全国统一市场之中，人走得出去也走得进来，产业升级，让新疆不会因为地理和文化与内地差别过大而被排除在全国统一市场之外。产业升级、现代化以及配套的公共治理体系让暴恐的宣传失去了土壤，让更多的群众过上了好日子，这种变化就是从根源上解决新疆治安问题的关键。
所以，国家会不想发展经济吗？根本不可能。更多的税收、更稳定的社会、更多样化的利益、更丰富的工具，国家怎么可能不想发展经济。
我们需要知道，现在的调整核心在于之前的道路无法持续，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对外拓展市场和控制力，对内持续自我改革。这个过程往往超越了自由主义者的理解，因为他们本身缺乏对自由主义历史和现实政治背景的足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