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张梓桐 孙燕 上海报道
“十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新注册企业超8.4万家，新设外资项目超1.4万个，实到外资586亿美元。”9月15日，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朱松芝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道。
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外高桥正式挂牌成立，目前拥有保税区片区、陆家嘴片区、金桥片区、张江片区、世博片区共5大片区。2019年8月，上海又在临港地区设立了全国唯一的自贸试验区新片区。
在业内专家看来，从政策实践来看，上海自贸试验区为全国自由贸易实践“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欣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全国率先”不仅源于建设时间最早，还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推进首创性和集成化制度创新，如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工商登记改革、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等。另一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形成了自贸试验区改革领域的框架体系。
展望未来发展，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一青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应协调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一方面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实现本地发展规划。
对外开放“试验田”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研究员张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如此形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起源。
他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之际，国际主要经济体在经贸合作战略上同时正在发生着重大调整。
2009年，美国正式宣布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一直力求与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接轨，寻求加入。但规则中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对于彼时的中国来说，属于尚未涉足过的领域，因此自然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而从上海方面来看，2012年上海洋山港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原来承担着上海航运功能的外高桥如何转型升级成为摆在彼时市委市政府面前的一道命题。
因此，创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兼顾安全的同时推进一系列大胆的创新设计，成为了当时国家以及上海的最优选择。
“十年来，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302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中，近一半源自于上海首创或同步先行先试。”朱松芝指出，十年来，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
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相衔接，围绕制度开放，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动构建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率先推出一线“先进区、后报关”、区间“自行运输”、二线“批次进出、集中申报”以及货物状态分类监管等措施，建成运营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并打造接轨国际的法治环境。
与开放型经济体制相适应，围绕要素配置，上海自贸试验区也在开拓资金跨境通道，创设本外币一体化运作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累计开立自由贸易账户14万个，累计发生本外币跨境收支折合人民币142万亿元；设立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等面向全球的平台，推出原油期货、20号胶等一批创新产品；率先探索数据要素场内交易，累计挂牌数据产品近1500个。
改革攻坚
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力所未能及的挑战。
“准入不准营”是其中最突出、尖锐的一个问题。此前，一家外资药械企业就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其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投资落地后，营业执照却迟迟办不下来。
对此，张磊对记者分析称，准入不准营问题实际上已经持续很多年。“准入的概念是市场准入，就是允许企业进入，准营的概念则是是否允许开展业务，所以当时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发布了以后，有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比较突出。”
张磊表示，准入与准营是捆绑在一起的，行业不准入，也就不存在准营的问题，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矛盾点：“先证后照还是先照后证”。
“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它涉及的领域不一样。准入涉及的是对外开放、解决国民待遇的问题，准营概念对应的则是国内监管的问题。因为即便国内企业也有可能准营，资质不符合的话是无法准入。”
因此，张磊总结称，这在本质上是改革和开放的相互关系，比如通过负面清单准入管理，解决开放的问题以后，国内监管的问题要如何优化，又是个独立的问题。
而在孙元欣看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当前攻坚的重点在于，要将中国国情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际规则有效结合，加强数字规则、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改革实践，推动立法建设；同时注意中国法规体系与国际其他法规体系的结合；监督执法与数字化结合，提升执法能力和透明度。
下一个十年
10年前在主动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诞生。而在10年后的今天，中国依然谋求着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上海自贸试验区又将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
“未来我们改革的着力点将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越来越具体，不能够大而化之。”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办经济社会研究处处长周其盛如此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描述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工作思路。
他表示，目前很多政策的权力权限不一定在地方，但地方的优势在于可以与产业、企业紧密结合。上海自贸试验区未来更加希望能够在具体的产业领域进行开放服务，而不再讨论宏观的概念。
“这样可能在我们争取更高层级支持的时候也更有针对性。因为我们并不求一次性的全方位授权，这样的授权对中央部委来说也会为难，他觉得是没有具体指向性、很宽泛的授权，这样的授权制是没有哪个部门敢去做这样的空头支票。”周其盛说道。
而从实践来看，聚焦产业发展，上海自贸试验区也在创新一系列制度供给。
例如，率先开展集成电路监管创新试点，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实施医疗器械注册人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等制度，推出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和研发用物品入境便利化试点。除此之外，自贸试验区还深化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区内自动驾驶开放测试道路已超500公里，我国自主研发的东海大桥智能重卡项目开启“真无人”测试，成为全球最长的自动驾驶商业化运营场景。
而孙元欣则建议称，自贸试验区在法治建设方面，可以从两个路径推进，一是通过自贸试验区的改革实践，推进国家层面法治建设，如通过外资负面清单试点，推进《外商投资法》立法。二是通过“浦东新区法规”立法，已有19部地方法规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