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吗？看起来并非如此，尤其是对经济而言，后疫情时代的经济阵痛导致了激烈的知识和经济措施的辩论，而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其特殊之处还在于，这一场危机的发生，可能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其中一个征兆之一，是关于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
就在最近几个月，非常多的国内记者和经济学家联系辜朝明，想向他请教中国有多大可能遇到30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事情。
对此，辜朝明的回答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不同之处。”除了相似的地产占GDP比重、人口结构等因素之外，辜朝明还提到一些其他不同的地方：
辜朝明进一步说，如果那些国内的公司觉得他们没有足够的储蓄来应对未来的困难时期，并且他们想要增加储蓄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来应对下一轮的挑战，那么我们可能会陷入类似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但这一次，问题出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而不是负债方。
问题可能比辜朝明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当然也有可能轻松得多。
这里可能有必要向大家解释一下何为资产负债表衰退。
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庞大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一个企业的投资就是另一个企业的收入，当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不消费、几乎所有企业都不投资，经济就会进入漫长而剧烈的恶性循环，当时不管日本央行怎么降低利率，日本人和日本公司都不再贷款。
而根据辜朝明的测算，泡沫破灭让日本损失了1500万亿日元财富，更严重的是让日本企业和家庭连续15年将主要收入用于还债，整个日本经济因此错失了15年。
一代人经历衰退，对年轻人而言，其后果无疑是可怕的，因为经济衰退只是一个现象，连带着发生的，还有一代年轻人对未来期望值的变化，这种预期的变化，会最终体现在他们的行为上，例如躺平、佛系，甚至“不思进取”。
而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一个经济体的老化、失去活力和创新，并最终进一步转化为恶性循环。
在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经济看起来都是势不可挡，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推动我们成为全球超级大国。
而今天的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有其风险所在，过度建设和过度借贷，最终导致的金融风险，以及房地产危机，同时又连带债务危机，最终体现在企业层面，就是企业收缩导致的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对经济失去的一部分信心，正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消费者不愿意花钱、企业不愿意投资，也不愿意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甚至于就连新开公司可能也正在减少。
而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又比较符合辜朝明所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这就好比一个多米诺骨牌，任何一个环节跟不上，最终都可能引发整个范围内的下滑，例如对消费者来说，不愿意花钱是因为担心就业前景，而企业降低成本减少招聘，同样也是担心消费者不花钱。
一层叠一层，犹如叠罗汉。
除此之外，外资投资数据也不甚亮眼。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投资者从A股一共撤出了数百亿资金，香港股市也进入熊市，恒生指数从今年1月的高点，下跌了愈20%。
而回顾历史，我国经济在过去应对挑战时皆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例如2009年，我国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而且速度惊人。
另外，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中，我们也同样经受住了挑战，在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其他经济体都受病毒拖累，我们经济反而强劲反弹。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我国的经济韧性十分强劲，远超一般经济体的承受能力。
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韧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刺激力度密切相关。
例如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2015年房地产饱和后的棚改货币化，这些都让我们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快速修复，甚至继续冲顶峰值。
但与此同时，奥地利经济学派告诉我们，经济刺激和扩大力度，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的底层质量，即生产效率的提高。
换言之，刺激力度越大，也可能意味着债务越多。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今天，缺乏一个较大范围的经济刺激方案，因为以今天的债务来看，似乎不再适用于经济快速刺激的方案了。
正如许多国内学者所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药方，我们已经不能再喝了。
换个角度来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地方和企业如今都背负着更多的债务，大举借贷、慷慨花钱的余地已经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经过了数十年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后，我们也不太需要再建更多的机场和桥梁，而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最快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
换言之，过去的老办法，在今天来看可能有一种随着市场不断饱和，而疗效越来越一般的效果。
例如房地产、基建，过去这两个大类都能够快速推动经济增长，但在今天市场不断饱和的情况下，再大力推房地产和基建，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效果。
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开始对经济失去信心。
过去经济一旦出现各种压力，都会很快推出一些相应的刺激配套措施，久而久之，这就给了市场一种错觉，市场可能会认为，每次出现经济阵痛，配套措施都会很快出台，这种依赖感，可能是造成如今经济信心低迷的主因。
信心本质上是人们对未来的一个预期值，体现或者说反映到了当下而已。
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值的高低，其实很大程度上，又和经济刺激力度的大小密切相关，不管是2008年还是2015年，经济刺激配套措施都能够很快出台，这也让市场期待，新一轮的刺激措施能够很快出台。
当这种预期落空的时候，可能信心就失去了一部分。
如今要想恢复消费信心，出台刺激措施可能仅仅只是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或许还是在于打破人们对经济的过去认知，毕竟谁都知道，一味的刺激并非真正解决问题的良药，只要把这一点说明了，很多问题自然能够应运而解。
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和停止发布消费者信心调查，显然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本质，以我个人的愚见来看，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或许才是一个相对更好的解决方案。
难是一定的，不仅仅是对公司而言，对员工来说同样如此。
消费的低迷，间接影响到公司的投资决策，相应的，营销预算或扩张，就会被无限期停止，或者削减预算。
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今年许多公司都下调了公共预算，原来一条广告可能值五百，到了今年可能就打了对半折。
原因可能是竞争更难了，但更有可能是消费者消费的意愿降低了，导致许多公司不得不缩减预算，以最低的成本，花出最大的效果。
信心是对未来的估值，在我看来不大规模经济刺激反而是科学的，也是合理的，但市场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市场预期是这样，2008年、2015年都是这样，如今要想改变市场的预期，其实也很简单。
降本增效，退税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能够极大减缓企业的经营成本，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让企业明白，刺激不是长久之计，真正能够让市场恢复信心的，还是要靠市场自身的纠错机制。
我们过于习惯了即时反馈，经济是这样，短视频也是这样，但这种即时反馈久而久之，反而会削弱我们对真实世界的反应，而只有延迟满足感，才是经济健康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良策。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也何尝不可。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