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增量的风险方面：一是亚洲、欧洲、非洲可能出现地区性冲突；二是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可能会出现外溢的效应；三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2023年还是会有“灰犀牛”出现，我们要做好准备。
本文系盘古智库顾问、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接受采访内容，文章来源于央视财经，节选自央视《经济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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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要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发展，都要受到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和制约，这种相互关联和影响的结果，最直白的呈现就是摆在每一个国家面前的当代国际政经格局。新年中国的经济运行，需要准确把握的一个重点，就是国际政经形势的走势。2023年，进入疫情防控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将会面对一个怎样复杂的世界？稳中求进的中国经济，又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新动力？
中美关系低位波动，挑战与机遇并存
2022年2月，俄乌冲突“旋风式”升级，掀起地缘“海啸”。此后的拉锯式延续，震动地缘政治、能源格局、粮食保障、核武军控等支撑全球安全格局的支柱，不仅如此，极端气候、疫情、通胀“高烧”持续，联合国称世界正面临着21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
危机叠加的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们对2023年的预期依然不乐观。经合组织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2023年将放缓至2.2％；世界银行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3%下调到了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7％，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在2022年或2023年将出现经济萎缩。
立于2023年的起点，远眺未来一年，世界到底将走向何方？盘古智库顾问、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认为，2023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依然危机四伏。
吴心伯：整个世界经济将是比较低迷的一年，比如说美国在2023年大概率会陷入衰退，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也不看好。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都不能够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记者：除了存量的矛盾，在您看来会不会有一些增量的风险出现？
吴心伯：一是亚洲、欧洲、非洲可能出现地区性冲突；二是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可能会出现外溢的效应；三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2023年还是会有“灰犀牛”出现，我们要做好准备。
就在2022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开幕，中美关系被视为此次峰会“核心中的核心”，这也是中美元首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近三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正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所言，处理好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自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以来，双方在多个领域、各个层级的对话和接触在增多，这让不少观察人士对2023年的中美关系回温表达了谨慎乐观。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认为，2023年美国可能会对中国施加更多负面影响。
就在1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关于美国竞争力与中国挑战的演讲，表示“并不寻求美国经济与中国脱钩，我们希望在不威胁美国核心经济利益、国家安全或人权价值观的领域，进一步加强贸易和投资”。
但在此之后，特朗普时期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就在《纽约时报》发文称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应该“战略脱钩”，包括加征关税、限制技术出口、支持企业退出、关闭中国在美国的平台企业、限制对华投资等内容。面对美方前后不一的矛盾言论，吴心伯认为莱特希泽讲了实话。
记者：您觉得最后会“脱钩”吗？具体会如何实现？
吴心伯：具体来讲，对美国有利的方面不“脱钩”，但是如果对美国的竞争力形成挑战，他就要“脱钩”了。或者他认为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利益，在高科技产品、高端制造业、国防产业链等方面，他就要“脱钩”，甚至他也会以人权价值观的旗号，对一些对美出口实施打压和封锁。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脱钩”，而是“脱钩”能够走多快、范围有多大。拜登政府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对华经贸政策的路线图，一方面他在坚定地进行“脱钩”，另外一方面他要利用中国市场，他是“两条腿”走路，但是当下来看“脱钩”是主要的。
记者：美国政府一直在鼓吹与中国的产业和供应链的“脱钩”和断裂。但数据显示，自贸易战开始6年以来，美国不仅从中国大量进口，而且对中国的出口也创下了新的纪录。中国人有句话叫“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您觉得美国会在2023年与中国“脱钩”吗？
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我认为我们不可能看到这种广泛的“脱钩”。虽然贸易增加了，但拜登和华盛顿其他一些顾问认为技术“脱钩”是可能的，我认为这显然正在进行中。然而，我相当确信它会失败，而且会很可怕。对美国来说，《芯片和科学法案》这项立法的疯狂之处在于，它旨在彻底削弱中国的高科技经济发展，但中国可以设计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我认为这将会是美国送给中国的一些特殊的“礼物”。
自2017年开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加征多轮关税，试图刺激产能回流美国，并试图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但继2021年中美贸易额创下了历史纪录之后，2022年再创历史新高。有人调侃说几年中美贸易战打了个寂寞。然而，吴心伯教授在2022年11月再到美国考察，却深刻感觉到了光鲜数字之下的暗流涌动。
记者：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美国工商界人士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
吴心伯：应该讲美国工商界受到的影响比较大。第一，他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现在受到很大的挑战，迫使他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要转移、要减少对华投资；第二，也影响了他们对未来的战略规划；第三，他们感觉到在整个中美关系大氛围不好的情况下，美国工商界越来越处在不利的地位。
近年来，美国联合盟友在其具有优势的半导体领域“去中国化”，成立了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内的“芯片四方联盟”。而针对中低端产业链，2022年5月，美国又在日本发起了《印太经济框架》，力图利用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替代中国。据报道，苹果将于2023年中开始在越南生产MacBook。与此同时，苹果也在加快向印度的产业转移。
吴心伯在2020年曾撰文指出，中美关系在冲突螺旋中屡创新低，现在他认为眼下的中美关系则是低位波动。
记者：在这样的中美关系新常态下，中国在经济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削弱这样的消极影响？
吴心伯：我觉得首先要稳。在美国的各种打压之下，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第二，还是要更大程度地开放，影响到整个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经济的格局。第三，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推动自由化国际合作，推动相关的国际规则朝着有利于合作、开放、共赢的方向去走。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地抵制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负能量，通过我们的示范和推动，让全球化重新回到正轨。■
文章来源：节选自央视《经济半小时》
责任编辑：王毅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