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王文院长。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交流机会。我想结合着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宏观形势和智库责任，谈一些自己的基本看法。
首先，我愿意比较直截了当地说，2023年整个中国推进现代化面临一个不可忽视的契机，从大概率来看，我们今年有希望在年初的一段时间各个地方有先有后扛过了疫情防疫政策调整以后主要由重症带来的压力期之后，整个经济发展态势会明显往上走，极大概率是二季度的指标会相当好看，因为去年的二季度基数很低，同比看，前面只有0.4%，今年二季度最大可能性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增长幅度的表现。像北京，大家已经注意到，一般认为北京的疫情压力高峰期已经过去，当然还要继续救治重症，还要尽量降低死亡率，但是你看看北京现在市面上，已经恢复过去大家曾经感觉烦恼的塞车现象，现在的塞车出现，大家倒觉得还带来一些欣慰，是经济景气回升的表现；消费场所你看一看，海底捞的门前，动不动就一百多人排队等着吃火锅。这些迹象我们应该见微知著，知道它后面带来的实际机遇。市场人士、企业人士特别看重的“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在自己所在的行业，自己所在的区域，自己的赛道上，什么时候该出手，是非常值得在今年看重的。
从大的背景来看，必须说中国整个经济运行的速度重心的下降，是从2010年以后开始，这个经济下行过程到2022年没有完结，而且2022年还更有沉重感。我们的2010年，是战胜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以后报出的当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10.4%，这是中国整个高速发展阶段——经济起飞带来的粗放型发展那个阶段在速度上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一个两位数增长的年度了，但是我们要引领新常态，争取转换为集约型的高质量发展，来升级发展，在中高速区间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过程。
这个高质量的升级发展，当然也不能离开保证速度这方面的诉求。我们从2011年到去年——刚刚过去的这个年度，至少是有四重下行压力：一个是客观因素为主的阶段转换，我们到了中等发达阶段的发展中间，跟其他经济体大同小异，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要牺牲一些速度，追求高质量。第二就是中美关系交恶，贸易战早已经演变成加上外交战、金融战、科技战，以及军事方面的是不是还可能有擦枪走火的风险。这些影响当然也是非常具有不良效应的。第三个下行因素就要说到疫情。第四个方面就是刚才陈文玲总经济师已经非常明确强调的，我们在2021年下半年那个时候，明显地出现了中央后来给出概念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至少这四重因素交织着，形成了经济下行过程，而我认为现在我们要特别注重中央给出的非常清晰的指导：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抓住发展硬道理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间使我们的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
那么什么是“合理区间”呢？我觉得有一个依据，作为研究者，作为智库，是不是可以放开地来做一个粗线条的测算和判断。总书记对于中央关于“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的《说明》里，非常清晰地说，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有不少的地方、部门提出建议，应该在这样的文件里写入未来15年我们经济发展中间最代表性的指标量值，写作组经过认真的测算和研究，认为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指的是门槛水平，这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意义当然非常重大，是在全球统计现象表明这道槛非常难过的情况下，我们中国要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内把14亿人口这个大国推到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水平），具体量值是什么呢？就是人均国民收入要接近13000美元，这个事情是作为总体15年里量化目标的第一个铺垫，后面紧跟着一句话，很有希望在2035年（也就是中央说的“新的两步走”第一步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那个时点上）使我们的经济总量或折为人均的GDP，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如果测算下来，15年这样再翻一番，人均指标那当然就要有一个人口规模的预判——这个很清晰，中国的人口规模很可能今年就是顶点。在这个假设条件之下，学者推算出来，15年我们至少需要4.9%的年均增长速度才能达到总书记所说的这样一个结果。或者粗线条说一点，就是要接近5%的这样一个速度量值，在高质量的前提之下，这个速度量值的保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带有经济意义，也带有战略上现代化全局而言的经济、社会、政治综合的意义。
我们现在理解2023年的契机，我们的宏观形势，怎么样能够改变一路下行的这样的一个曲线，把我们2022年估计也就是3%或稍高这样的一个低点，明显地抬上去？我觉得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和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一旦在今年两会上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给出经济工作的指导之后，我们应该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把经济景气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往上托，我觉得客观的条件和主观条件要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达到这样一个反转。2023年的增长速度，我个人认为现在看到一般的国际机构的预测，是偏于保守的，我个人觉得可以比照一下2020年和2021年中国的指标之比。2020年的大疫之年，我们增长速度经过努力只有2.3%，那是特殊情况，非常时期2.3%来之不易，是当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一个正增长的案例；后面2021年同比增长速度8.1%，前不久统计局按照国际惯例又调整了，结果是往上又走到了8.4%。这样一来，2020—2021两年，最可比的速度是什么？是两年复合的平均增长速度，原来说的是5.2%，现在看来是5.3%。这个5.3%的速度仍然明显低于2019年6.1%的速度，主要是疫情的影响造成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后来有反复的情况下，2022年刚刚过去这一年，速度如果说也就是3%出头儿（不久就会得到正式的公布），1-9月是3%，10月份好一点，11月情况不妙，12月情况又有些好转，所以，大的可能性就是3%或者3%出头，不会超过3.3%。假定如此，2023年我认为在2022年低基数的特征基础上，同比增长速度至少可以看高到6%。要我作为研究者建议的话，2023年我们经济的引导性的目标，应该给出6%或者6%左右、或者6%以上这样一个量值，它是作为一个引导性的目标来给大家一个方向。实际如果处理得好，还可以更高一些。我注意到国经中心的魏建国副理事长已经明确地说，他认为可以摸高到8%，这主要就是因为前面基数低。如果能达到7%，那么我们可以再预测一下，去年是3出头儿，如果今年能达到7%，两年复合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只是5%出一点儿头，还没有达到2020—2021的那个速度水平。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仍是过渡性的，来之不易，我们值得争取，但是后面我们有可能继续乘势把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那个接近6%的水平，体现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间，那就是跟着在“十四五”后面的两年，我们要更好贯彻中央指导方针，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把我们的增长速度在“十四五”最后，争取达到算总账5年在年均5.5到6%的区间。我认为对达到这样一个区间的努力，很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前面的高速度变为一路下行，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往前简单地去比照，往后，总书记说明里所隐含的15年年均增长速度要接近5%，那么我们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各国的经验都表明，经济规模基数越高，增长速度的重心越有可能往下调整，中国也不可能摆脱这样一个经验规律，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是，“十五五”期间我们的速度重心再往下落，但争取不要落到5%以下，比如5%-5.5%是作为我们一个目标区间；再要准备“十六五”速度继续往下落，我们要争取它不击穿4.5%这样一个量值水平——这样一来，就可以满足15年算总账年均增长速度接近5%。这样的一个测算，当然直观上是一个技术性的，更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抓住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这样一个中央的聚焦点。像这样一些量值，为什么总书记做了说明以后并不直接写入权威性的文件呢？就是希望方方面面把更多的注意力聚焦在高质量发展上，而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优化结构，优化结构就必须从制度结构入手。所以，我认为在看到2023年这个宏观形势隐含的重大的契机，使我们整个对接“新的两步走”的目标有了一个新的起点的情况下，要更加强调从制度创新入手，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潜力空间的发掘，和实践中由潜力变成发展的活力，也要匹配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旁边，很有必要在中国进一步贯彻中央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来推进思想观念和基础理论的创新。
这就说到我们智库的责任了。比如在实际生活中间，这一阵大家都高度关注中央强调两个毫不动摇，问题导向下有所指的，就是针对着咱们三重压力的预期转弱里最突出表现在民营经济方面的预期转弱，使企业提振信心把预期转弱变为转强。当然，各方面大家一起努力，并不能忽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的努力，但客观地讲，民营企业这方面受到的挑战和问题是更明显的，而这里面隐含的，就是我在另外一些场合也特别强调的，我们要有勇气（特别是研究者、学者）要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在所谓消灭私有制、劳动价值论这些重要的基本理论概念方面，要正本清源，要有一个思想观念和基础理论方面学者应尽责任的体现。当然，这要落在我们智库的作用上，这是不可分割的。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说这方面的观点了，但举个例子：我在很多场合说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的原版，准确的翻译，那句话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扬弃私有制”，那么这就跟《资本论》里的“否定之否定”的思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思路，在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框架之下走通这条路的思想指引，对接上了。我们这个观点说出以后，现在没有听到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但是大多数的人是绕着走，不敢接触这样的思想观念创新的命题。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社会氛围。中国社会氛围里，我们不可否定存在着宁左勿右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在形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明显的不良效应而伴随了一种社会上普遍的“宁左勿右最安全”的行事方式。这是我们应该把四个层次的创新结合在一起去破除的、不利于中国现代化推进的负面因素。
所以，归结到智库的责任，我认为前面陈文玲总经济师特别强调的社会责任感、学者使命感，是我们应该明确树立的智库的标志性的精神状态。坚持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然离不开学术概念之下必须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我们智库研究问题的时候，我想直率地说，至少应该是“学术问题无妄议”，学术问题如要说什么时候还出现“妄议”的问题，大家就不敢讨论了，学术问题应该像二十大报告重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应以严肃的、坦率的研讨方式，深入交流，争取按照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的努力，达成科学的认识，而且这是一个无穷尽的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过程。所有的智库和研究者，我认为都应该秉承社会责任感、学者使命感，在这方面做出应有的努力。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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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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