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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见】梁启东:再谈东北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做不大?央企大企业国有企业民营经济



东北的民营企业为什么长不大?其实这个疑问我思考了好多年。这样的问题,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该怎样回答?近些年来,各个地方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围绕招商引资,围绕科技创新,围绕稳增长稳就业,做了大量工作,企业发展的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不大不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与东南沿海省份相比,无论在企业的规模还是发展之路上,无论是企业效益还是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文章来源于“启东视野”微信公众号。

本文大约9600字,读完约16分钟。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民营经济发方面着了很多笔墨,提出了很多新思想。其中对“两个毫不动摇”的表述更加明确,特别提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年底前,各省也都召开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对“两个毫不动摇”和民营经济发展问题多有阐述。各地区,也都针对性地出台有关稳经济、稳就业、扩投资、促消费的政策措施。比如,辽宁省政府以今年1号文件的形式,公开发布了《辽宁省进一步稳经济若干政策举措》,9个方面27项政策,实实在在、系统全面,针对性和实操性很强,其中主要是针对各类企业括民营企业的刺激性、鼓励性、保障性政策措施。

2019年4月份,我发过一篇在网上广为热传的博文《东北的民营企业为什么长不大?》。今天,在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过程中,再炒个“冷饭”,再以此为题,重新撰写一下,谈谈一些新的想法。

东北的民营企业为什么长不大?其实这个疑问我思考了好多年。这样的问题,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该怎样回答?近些年来,各个地方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围绕招商引资,围绕科技创新,围绕稳增长稳就业,做了大量工作,企业发展的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不大不强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与东南沿海省份相比,无论在企业的规模还是发展之路上,无论是企业效益还是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上,都还有很大的差距。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讲国强,也要讲民富,这都需要一大批企业支撑。细数发达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若干个世界级企业。中国也是一样。如今在《财富》杂志所公布的世界500强当中,中国的企业已经占有三分之一,达到145户。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经济发展快、效益好、活力旺的地区,都是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好、微观主体实力强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民营经济活跃,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地区。当今中国,民营经济发达的程度,就是区域经济发达的程度;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就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之所以快速发展,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是重要原因。而近年来东北地区之所以落伍,之所以“国”不强,民也不够富,就是缺乏真正能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大批民营企业。

其实东北的民营经济发展并不落后

我是比较早就对东北的民营企业发生兴趣,并开展研究的学者。在20多年从事辽宁省情和东北区情的研究中,我突出的感觉是,东北的民营经济发展其实并不落后。

早在1999年,沈阳市在全国各城市中,最早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委员会,出台全国最早的民营经济发展实施意见。我曾经受当时的市领导和部门领导的委托,帮助策划和提出咨询意见。当时还没有使用电脑的习惯,当然有电脑也搜索不到什么资料。我们的课题组到部分城市调研,而且查阅了能查到的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报纸,用最笨的功夫,做了课题研究,形成了一些决策咨询意见,纳入到沈阳市政府的决策。当时的辽宁和沈阳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思路上,一点都落后。我们在省外调研,和当地的政府部门同志座谈,他们对沈阳市的一些观点都感到很震惊。

就我本人来说,开展民营经济研究较早。后来我组织了全省最早的民营经济发展理论研讨会,和省工商联系统一起研讨,和抚顺、盘锦、本溪、铁岭、阜新的政府部门和一些县区的同志一起研讨。我们曾经组织了省科技厅的软科学重大课题,和某大型民营企业合作开展研究,最后形成《辽宁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等书。

东北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经历了波浪壮阔的国有企业改革浪潮。涌现出一批改革的典型。比如说最早的北行农贸市场,最早的租赁制、股份合作制典型,最早的商业领域改革的“关广梅现象”,最早的(之一)养猪专业户形成的“苏玉兰现象”……在全国形成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民营企业家当中,都有东北三省的典型。可以说,东北民营经济的起步一点都不落后。

但是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发展的却不大

客观地说,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数量并不少。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民营经济主体超过800万户,均占本地区市场主体总数的90%以上。但和东南沿海相比,民营经济仍不发达,即便东北三省中民营经济比重最高的辽宁省也不过占到68%。在这当中,在全国吃得开、叫得响的民营企业少之甚少;在国际上能够有些名气的更是微乎了了。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截取全国工商联2013年到2021年的中国民营企业排行榜一些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北三省进入全国500强排行榜的企业个数:

2013年进入17户,其中辽宁11户、吉林1户、黑龙江5户。

2014年进入14户,其中辽宁9户、吉林1户、黑龙江4户。

2015年进入10户,其中辽宁6户、吉林1户、黑龙江3户。

2016年进入9户,其中辽宁7户、吉林1户、黑龙江1户。

2017年进入10户,其中辽宁6户、吉林2户、黑龙江2户。

2018年进入9户,其中辽宁6户、吉林2户、黑龙江1户。

2019年进入13户,其中辽宁11户,吉林1户,黑龙江1户。

2020年进入11户,其中辽宁8户,吉林2户,黑龙江1户。

2021年进入7户,其中辽宁4户,吉林2户,黑龙江1户。

2022年进入7户,其中辽宁3户,吉林3户,黑龙江1户。

从上述排行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东北地区民营企业一是企业规模小,二是龙头企业少。

相比东南沿海地区,浙江有107户入围(最高的2014年138家企业入围),比2021年增加了11家,连续近24年蝉联全国第一;江苏省92户企业入围,广东省61户企业入围,山东省50户企业入围,河北省30户企业入围,北京市23户企业入围,湖北省19户企业入围,上海市18户企业入围,福建省16户企业入围。而东北三省的近邻内蒙古亦有5户企业上榜。

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各个城市民营企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其中杭州41户企业上榜,宁波18户企业上榜。在江苏省,主要城市的入围数:苏州26家、无锡26家、南通14家、南京9家、常州7家。

我们仍以江苏为例,分析排名靠前的民营企业的规模和效益情况。从企业规模看,江苏入围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达到6.05万亿元,资产总额3.88万亿元,利润总额1652.51亿元,共有13家企业营业收入突破千亿元。从创新发展看,江苏入围企业研发投入达到577.56亿元,研发人员8.16万人,发明专利6.4万件。从社会贡献看,江苏入围企业纳税总额1374.38亿元,年纳税额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30家。入围企业吸纳就业总数150.88万人,员工人数1万人以上的企业33家。

在东北的主要城市中,民营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差强人意,远没有达到“登堂入室”的水平。沈阳是东北中心城市,但沈阳仅有一两户(先远大集团,后禾丰牧业和方大集团)入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同样是省会城市,杭州41家企业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萧山区9家、上城区8家、滨江区6家、拱墅区5家、西湖区5家、富阳区3家、余杭区2家、临平区1家、临安区1家、桐庐县1家。沈阳的民企已占企业总数的90%以上,占全市经济总量近80%。数量虽然多,但能引领、带动行业发展的民营企业太少。无论是体量还是质量和东南沿海相比,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都不高。在沈阳的几万家的民营企业中,年营业收入过10亿元以上企业微乎其微,过亿元的都很少。

民营企业做不大,有营商环境的问题

这些年,笔者经常到一些企业调查,可以听到一线的声音;作为政协委员,每年都参与一些视察、提案、协商,民营企业反映的情况最多;而民营企业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无外乎是企业的营商环境不良,在市场准入、平等竞争、金融服务、执法环境都存在不利于民间资本投资和发育的问题。

国民待遇问题。主要是待遇不平等,政策跟进慢。国家下发过多个文件明确规定了放宽非公经济市场准入,民企与其他企业一视同仁、同等待遇。然而,具体政策的落实还有很多不到位的情况。目前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还一定程度存在“玻璃门”“弹簧门”“肠梗阻”等现象。针对民营经济的各项政策如减免小微企业税负、市场准入、土地使用、政府采购、技术创新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优惠政策没有及时得到落实。虽然政策上“非禁即入”,但事实上民企进入非竞争性领域非常困难。在许多领域都是国有企业垄断,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民企也难以进入,项目审批程序太多,审核周期太长。加之之前种种歧视性政策,使民企在规模、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积累严重不足,没有能力去竞争一些行业已开放的市场。

融资问题。主要是融资难,融资贵。资金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多数民营企业因规模小、可抵押资金少、信用等级低,银行为规避风险,“慎贷”、“惜贷”现象严重,加上银行贷款担保手续繁、周期长,综合借贷成本较高。使得民企融资渠道不畅,导致民企融资难、融资贵。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门槛过高,绝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难以利用资本市场筹集发展资金。另外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根本无法或很难达到金融机构信用贷款评级要求,很难提供符合金融机构规定的抵押物种类或足额抵押物。部分民营企业不惜向小额担保公司借款或借高利贷用于资金周转,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和风险。

税负问题。税费压力大,各项负担重。民企承担着比国企更重的税费负担。向民企收取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评估费、产品检测费、罚款、基金项目和各种摊派比较多,有的企业甚至统计,非公企业平均税负是国有企业的两倍。这就造成在竞争中,民企带着枷锁和国企、外企赛跑。此外,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原材料、用工、社保、节能环保等成本也在快速增加,技术、人才、资金、土地等种种资源因素的制约,资源环境制约加剧等诸多因素,使得民企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生存发展步履艰难。

民营企业做不大,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

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増长点没有系统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刚刚起步。体现在民营经济上,就是龙头企业偏少、产业结构层次偏低、创新能力偏弱。在中国很多地区已经进入工业3.0,甚至4.0时代的情况下,一些地区的民营经济还处于1.0和 2.0工业时代。这个时候,老化的供给创造不了新的需求。就像一台“老车”,仅仅加点油、加点水,不行,需要大修,需要换“发动机”。

东北三省都是资源大省,煤都、钢都、油城、森林城市、有色城市很多。这些城市都是资源型产业,产业的价值链较低,以加工类产业为主,科技创新产业比较少。随着自然资源越来越少,矿竭城衰,产业结构单一、序次低、经济效益差,而替代产业尚未形成,加之社会保障工作滞后,就业压力比较大,职工收入水平。这样的条件下,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遇到瓶颈,后劲不足,“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少”的“四多四少”状况,是民企典型的写照。

微观层面来看,许多企业的资源性经营思路比较普遍,多是围绕资源导向组织生产经营,有资源就等于有竞争优势,创新思维不强。大多数民企规模较小,专业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科技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研发新产品的能力差,知名品牌少,缺乏自主知识产权,难以在整个产业链中获得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弱。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经营不规范、财务不透明、信用记录缺失等问题。甚至有些企业自身都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

民营企业实用型人才匮乏,人才支撑弱。前两三年对沈阳市的粗略调研统计,在民企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占10%左右,中专及技校文化程度人数占15%;具有中、高级以上职称人数占全部从业人员总数不到5%。机械、轻工、建材等传统主导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民营企业效率不高、待遇有限,在区位环境、职称评定、个人发展空间上对人才不具备较强的吸引力,人才缺乏,招不来,留不住,是民营企业的短板,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不但难以招引高层次人才,就是企业内部中端实用型技术人才也难以留住,许多企业难以高薪聘才,更难以高薪养才。人才的匮乏,影响民企的科技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北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东北民营企业的融资方式单一,多数企业只靠银行贷款,都是靠间接融资的很笨拙的融资方式,直接融资的手段和方法使用并不得心应手。其中上市企业少,很难从市场中吸引资本。对比各地2017年A股IPO的企业户数可知,广东、浙江、江苏分别为98户、87户和65户,而东北三省只有4户。2017年内地企业赴港上市50家,只有吉林2家,黑龙江、辽宁为零。2020、2021年A股IPO的企业户数,广东分别为60户、84户,浙江分别为62户、86户,江苏分别为61户、79户;而东北三省中,辽宁分别为2户、4户,吉林分别为3户、3户,黑龙江分别为1户、1户。截止2021年底,全国各省市所拥有的上司公司,江苏、浙江、北京超过400家,分别为571家、499家、424家,位列前三甲;上海、广东、深圳超过300家,山东有211家,四川、安徽、湖南、湖北、宁波均超过100家。辽宁81家(含大连31家)、吉林48家、黑龙江38家。

受传统观念束缚,思想观念陈旧,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成即满”让部分企业缺乏做大做强的胆量和气魄,制约民营企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在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下,面临“不想转、不会转、怎么转”的困惑。这也是计划经济思维遗留,是民营企业需要打破的思想障碍。

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挤出效应”也不容忽视

一个地区资源、要素是有限的,国企越发达的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受限就越多。一定程度上讲,央企越发达的地方,民企越不发达。

很多不了解东北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东北三省都是国有企业大省,那么东北振兴肯定只能依靠是国有企业了。确实,东北是国有经济重镇,但那是过去。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辽宁国有企业数量占全国的1/10,国有大中型企业1096户,也占全国的1/10;振兴之初的2003年,辽宁国有经济比重占64.5%,黑龙江占78%,吉林占88%。那么国企必然是振兴的先行军了。所以大量的项目特别是国债项目落户国企,为第一个十年的振兴成就写下浓重一笔。但是经过多年改革,三省的地方国企,已经所剩无几了。各省真正运行的地方国企业也就几十户,那么靠着几十户企业能实现全省经济振兴吗?

但是一分析东北的国有经济结构,我们才恍然大悟,其实东北的国企基本都是央企。振兴之前的2002年底,东北三省的央企及三级以上子企业共900多户。虽然企业户数只占东北三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的9.5%,但资产总额、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46.0%、72.1%和81.5%。到2013年,央企及其子企业在东北共有3183户,资产总额4.5万亿元,职工人数174.8万人。目前,辽宁各类央企1700多户,资产占辽宁规模以上企业资产总额的50%;吉林2013年央企销售收入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收入的90%多,在黑龙江占全省60%以上。这该多好,依靠这么庞大的资产可以轻松实现振兴了啊。所以地方政府对央企这个“豪门望族”普遍持欢迎态度。因为它的投资都是大项目,不仅能够在短期内稳增长,而且将持续带来巨额的产值和税收,所以央企成为各地方的“香饽饽”,地方官员们使出浑身解数“跑部钱进”,全力跑央企项目、拉央企投资。

但是央企存在着的企业产权结构单一,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不够;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大而全、小而全”状况普遍存在。另外实体性的央企历史包袱沉重,企业办社会机构众多;厂办大集体多,资产负债率高这两方面问题,虽然这些年在地方配合下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部分问题交给了地方。上述四大突出问题,并没有在扩大投资规模中得到解决。特别是央企的人财物是独立运行的,地方很难“插手”,央企与地方争利,“条条”与“块块”博弈严重;而且与民争利,“挤出效应”严重,在央企“巨无霸”快速发展的同时,是东北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

再有央企的巨量投资,客观上讲,其实是把“双刃剑”。央企投资,强化了东北的投资拉动型经济结构。“大钢铁”“大石化”“大乙烯”“大造船”“大港口”……投资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以资本密集为主要特征,对地方经济而言,解决了GDP规模却无法同步拉动就业、拉动消费等基本民生问题,也不能解决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创新的问题。央企投资,肯定会固化了东北的重型产业结构。东北央企大都属于重化工业,越是上大项目,当地的产业结构就越加偏于重化工业,形成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央企一旦出现亏损,不仅拉动地方经济总量下滑,还少了一大块难以填补的税收窟窿和GDP窟窿,形成一个城市经济的“塌陷”。现在要突出解决的东北产能过剩,与前些年部分领域——钢铁、石化、水泥、造船、玻璃、建材、光伏等——过度投资有直接关系,这其中很多“功劳”是央企的。没有新的体制和机制,更多的投资可能成为新的包袱。我最担心的是,东北地区在新一轮振兴中,因为抢大规模投资,如果很多配套问题没解决好,市场没有解决好,没有形成全新的思路,效果会大打折扣。

东北三省很多城市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一个或几个大型央企。比如,鞍钢之于鞍山,辽河油田之于盘锦,辽化之于辽阳,抚顺石化之于抚顺,大连石化之于大连,吉化之于吉林,一汽之于长春,大庆油田之于大庆甚至黑龙江,那都是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的经济总量。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挤出效应”,以及地方经济对央企的依赖性,地方政府依靠央企的习惯性,使民企处于事实上的定位边缘化,在地方经济竞争中可能分一小杯羹,做一些拾遗补缺和配套。所以,东北民营经济发展是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央企改革改革的过程。央企不改革,东北的改革很难推动。

再从科技创新与就业角度进一步分析

作为区域经济研究者,需要对此进行理性的、深层的思考。当前的东北,不靠央企巨 无霸的投资,没法拉动全社会固投的快速增长,也不能快速把地区的GDP做大,也不能形成更多的税收。谁来当这里的主官,都不可能不把第一的选择取向面向央企。但是,抛开GDP和税收的导向,我们从就业和科技创新的视角再来观察一下,你就会问一问——没有大量的民企进行市场的填充、机制的润滑、就业“蓄水池”的建设,那东北地区的创新怎么办?发明专利从何而来?

从国内外经验看,除非国字号工程,极端重大工程,一般性的科技创新和发明,80%以上都诞生于中小微企业。大企业、国有大企业,在创新上有“高原现象”,在发明上有垄断效应。龙头企业凭借垄断地位,较早抢占了创新资源和赛道,形成寡头格局,往往形成对创新的抑制。在垄断企业原有的科技创新成果还没有彻底释放出来之前,它不会愿意进行新的创新,甚至打压对手的创新,或者买断对手的技术“束之高阁”,不让对手的创新对自己既有的市场产生任何挑战。这些都是国内外市场经济的规律。目前的情况是东北三省的科技创新主要靠央企,这点你只要去看每年的知识产权局的工作汇报就看出来,特别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一户大企业占全市的70%、80%;民营科技型企业并没有成为区域创新的主体,所产生的超过少之甚少。所以每年的各省的有效发明专利(至少与对口合作的江苏、浙江、广东比)差强人意,因为市场运行机制完善的地区,科技创新的成果和有效专利主要来源于那些瞪羚、独角兽和雏鹰企业。

至于说就业,特别是对年轻农民工、大学生的就业,怎么办?东北一年至少有新增就业需求100万人以上,辽宁45万人左右(2022年全省完成46万还多)。这些饭碗从何而来?在地方的就业供给渠道中,一个省地方国企很难有新增就业,那些公用服务型国企更是如此,剩下的十几户、几十户竞争领域地方国企,你去看一看多少年不招工了!实体性的央企,像石化、钢铁等,专业性特别强,就业渠道窄;在银行、保险、烟草、铁路、电力、通讯、邮政等领域择业,堪比考公和进事业单位——极端的例子,在个别经营困难的几个年份,几万员工的某油田,平均一年招工35人;十几万员工的某冶金企业,某年招工18人。所以地方国企和央企,肯定不是就业的主渠道,过去和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无论从需要还是从可能,东北地区就业主要方向都是民营企业,至少占95%以上。

从观念创新角度看待做大东北民营企业

解决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要做好“第一道工序”,那就是做好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文章。

东北要全面振兴,人民生活要富裕,必须保持民营经济基业常青,让民营企业做大做强。这不是某些产业、某些城市的问题,而是全域的问题。老工业基地振兴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途径要靠市场。我们振兴多少年了,政府是主力军吗?肯定不是。那只能是通过市场主体也就是企业发挥作用。那么主要依靠什么企业呢?国有企业是主力军吗?很多城市、很多县,国有企业已经一户没有了,怎么难道不振兴吗?靠央企吗?央企再多,也不可能覆盖全域,不可能分布到县城、乡镇和边远地区,那些地方不发展吗?很多央企连主要税收都不在地方缴纳,怎么可能带动振兴、带动更多的就业?那靠外国企业、南方企业吗?也不行,它们没有与地方血浓于水的关系,经营不善有的就裁员、就跑路了。就目前新增就业的95%在民营企业来看,民营经济是我们振兴的主力军。

提振发展信心。坚定信心,提振精神,各级政府和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都要振精气神。要树立创新意识,敢为人先,突破陈规旧制的束缚,敢于向思想禁区挑战,敢于在认识盲区探索,同时能否定自己,大胆突破。深刻领会“两个毫不动摇”的精髓,站在全面振兴的高度,做好民营经济的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放在振兴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打破“重国有轻民营”的桎梏,把民营经济切切实实作为东北全面振兴发展的主力军。

突破观念障碍。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克服消极心理,克服“三个不相信”的习惯势力——那就是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不相信市场的力量;在处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上,不相信民营的力量;在处理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的关系上,不相信中小微企业的力量。没有新的体制和机制,更多的投资可能成为新的包袱;没有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再好的机遇也会丧失。在当前,尤其要破除被动的依赖性的保守思维,确立起主动的开拓性的创新思维;要破除等、靠、要的消极适应思想,发扬自主创业、积极开拓的进取精神,从计划经济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转向具有开拓冒险品格的独立精神;从习惯于向上看的官本立场转向善于向下看的民本意识;从只依靠外在的驱动力来调动积极性转向依靠内生的驱动力来激发创造性;从安分守己、自满自足的守业心态转向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打造舆论环境。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效有赖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要在全社会广为宣传,采取多种形式,造成良好舆论。积极宣传发展民营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使社会各界达成共识,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稳定、透明的政策环境和宽松和谐的社会舆论环境。把营商环境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充满活力的人才环境,激发“双创”热情,增添民营企业获得感。

增强服务意识。在民营经济发展上,政府部门要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搞清谁养活谁的问题,明白谁是纳税人,谁是衣食父母,树立亲商、重商、敬商的理念;二是理顺管和放的关系,既要管好也要放开;三是处理好给和取的矛盾,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既立足于“取”,又立足于“给”,先让利后得利。这样在东北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让客户投资放心,办事放心,生活舒心。通过思想解放,造就优质的舆论环境;通过打霸治乱,造就优越的社会环境;通过让利于商,形成优惠的政策环境;通过高效便捷,形成优秀的服务环境,真正使东北地区成为“投资的沃土”“发财的宝地”“创业的乐园”。

从制度和法律上落实各种企业类型的平等待遇

最近一些年,社会上有一些怀疑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甚至出现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针对这样的模糊认识,必须亮明态度,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含糊,毫不妥协。我国经济规模巨大,需求多样性较强,各种所有制企业都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协同发展,互相促进是我国的独特体制优势。国企和民企都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方面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都是我国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要从制度和法律两个层面,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建立完善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这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对于国企来讲,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于民企来讲,通过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构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各项制度保障,把已经出台的各项具体措施落地落细落实,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促进营商环境优化。

在依法保护财产权上,要消除顾虑,让企业经营者有财产安全感。及时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同时研究建立因政府规划调整、政策变化造成企业合法权益受损的依法依规补偿救济机制。

在建设改革容错机制上,要引导金融机构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探索建立创业保险、担保和风险分担制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对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对各种类型的企业大胆探索、锐意改革,建立容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

在企业诚信制度建设上,要强化企业家公平竞争权益保障,健全企业家诚信经营激励约束机制,持续提高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简约性,营造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四是在加大高效务实服务上下功夫。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面向企业服务项目的办事流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建立政府重大经济决策主动向企业家问计求策的程序性规范,政府部门研究制定涉企政策、规划、法规,要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 ■


文章来源于“启东视野”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毅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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