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股份为支点，立市场方圆，从土地出发，探统筹之道，知行合一三十年，先行者的脚步永不停歇。”这是15年前CCTV第九届经济年度人物特别荣誉奖授予厉以宁时的颁奖词，也是对他终身成就的高度概括。
就在2月27日，这位曾深远影响中国改革实践的著名经济学家病逝，享年92岁。
厉以宁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是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
他一生弟子众多，可谓“桃李满天下”，其学术生涯却充满争议。从“厉股份”、“厉民营”，到“厉土地”、“厉城镇”，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以及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三次分配”，似乎没有哪一个方面能完全概括他的学术思想。但毫无疑问，在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他是最著名、最能影响高层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针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他都曾给出过中肯建议和意见。
“要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中央、国务院授予88岁的厉以宁“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他“改革先锋”奖章，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艰苦拼搏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一大批经济学者的贡献，比如厉以宁。从股份制改革，到打破民企和国企的不平等地位等，他的主张，最后往往会成为政策。
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因文件内容共36条，又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
这个文件的出台，离不开厉以宁的努力。
2003年，厉以宁转至全国政协工作，开始对民营经济研究投入更多精力。
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民营企业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比如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之间发生了债务纠纷，如果是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钱没有还，这是商业纠纷；如果是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钱没有还，这是侵吞国家资产，是有罪的，这是不公平的。”
在担任全国政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期间，他带领调研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调研，听取企业家意见。他发现，民营企业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都遭遇到重重阻力。这些企业家，有委屈也不敢诉说，生怕得罪地方政府。这些情况，虽然很多人都知道，但敢于公开反映的却寥寥无几。
2018年4月20日，北京，北京大学“一带一路”书院成立仪式在京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发表演讲。
调研组就此形成了长达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报告重点论述了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直言民营经济遇到的主要阻碍，提出了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政策建议，并上报了国务院。
这份沉甸甸的报告，当天便得到批示意见，“促进非公经济发展，应有一个通盘考虑，着手研究一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形成一个政策性指导文件。”
第二年2月，“非公经济36条”出台，开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2005年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尽管有政策支持，但执行起来却是另一回事，人们形象地把这种现象称作“玻璃门”和“弹簧门”。“玻璃门”指的是尽管规定民营资本都可以进入，但落不到实处，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法入场；“弹簧门”则是指即便能进入一些领域，但总会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弹了出来。也就是说，本质上国企和民企的不平等地位依旧没有解决。
有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4月，全社会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与2005年的数据相比，几无差别。
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厉以宁，借助2010年全国“两会”的机会，再次向国务院进言，细数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很快，《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被称作“新36条”。
与“非公经济36条”相比，“新36条”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力度更大，内容更加全面，操作性也更强。比如，针对石油、电信、金融等行业和领域存在的准入难问题，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非公经济36条”等文件中有关放宽市场准入的政策规定，更加具体地提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相关行业和领域的范围。
此后，厉以宁又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为民营企业家发声，每一次，都离不开“要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的核心思想。这样不遗余力为民营企业鼓与呼，也为他赢得了“厉民营”的称谓。
最知名标签“厉股份”
厉以宁曾把自己30年里的参政议政归结为四件大事：参与立法、推动股份制改革、扶贫，以及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他还说，“参与改革，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而他身上最著名的一个标签，则是“厉股份”。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
改革开放伊始，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当时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类观点，“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厉以宁一直是后一类主张的代表。他提出这种改革设想的大背景，是就业成为当时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
因为在1978年10月，中央调整了“上山下乡”政策，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一下子成了大问题。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至1978年十年间共有1776.43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大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根本无法消化这么庞大规模的劳动力。知识青年一窝蜂返回城市，却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找不到工作。
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会上，当着一众中央领导的面，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大家可自行集资，兴办企业，并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这样国家不用投入一分钱，就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建议，因为他触动的是最为敏感的所有制问题。
彼时，“姓资姓社”的问题尚纠缠不清，股份制更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象征，这种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组织形式，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厉以宁被围攻了，指责他的人认为“这是把国有企业私有化”。
厉以宁却义无反顾。在那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辩论中，他始终坚持以企业的所有制改革为主线，并在多个场合大声疾呼。
3个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再提股份制，一些领导和学者赞同这个大胆的想法，但反对者仍占多数，更有甚者，说厉以宁是“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
但在厉以宁看来，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有效率的配置。
此后，中国经历了“价格闯关”、承包制等多种尝试后，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报告，才让股份制改革走上历史舞台，并在1997年正式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据厉以宁回忆，这是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
从此，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银行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纷纷转变成股份制企业。
他后来曾回忆说，当时经济学界都提出要“放价格”，认为价格放开了，经济改革就好办了。“光华不是这个看法，经管系一些教授都认为，产权改革才是最重要的。”他打比方说，就像穿衣服扣扣子，第一个扣子扣错了，所有的扣子就都错了。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内，厉以宁教授现场授课，让校友们重温当年的课堂气氛。
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近30年后的2009年11月，他更因提出“股份制”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那天是他79岁的生日，当厉以宁接过奖杯，会场掌声雷动。
这一理论也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理论之一，对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推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培育奠定了重要基础。厉以宁和他“厉股份”的称谓，也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的史册。
得知厉以宁去世的消息，著名经济学家管清友在2月27日晚间发文说，厉以宁作为中国改革的推动者、践行者，股份制的倡导者，在理论的引入、创新和实践的总结、突破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厉以宁先生，我们在很多领域可能还处于摸索和犹疑当中。
“意外”成为经济学家
厉以宁曾向外界透露，学经济一开始不在他的规划之内，当初其实是想走工业救国的道路，但1951年委托同学报名考大学时，对方认为学经济较有优势，擅自帮他报考了北大经济系。厉以宁也顺利考上，使得这位同学意外为中国贡献了一位经济学家。
他一生著作等身，并因其在经济学及其他学术领域的杰出贡献多次获奖，其中包括“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等等。厉以宁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他去世后，北京大学新闻网发表了长文，介绍他的生平和学术贡献。
厉是江苏南京人，出生于1930年11月22日深夜。他的名字以宁，“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他还有两个胞弟，叫厉以京和厉以平。他们在中国学术界也颇有名气，厉以京曾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厉以平曾任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国际商学部部长，因此又称“厉氏三兄弟”。
四岁时厉以宁随家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两所著名的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厉以宁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43年又随家迁居到湖南沅陵，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名校雅礼中学。1947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直到高中毕业。这些名牌中小学，为厉以宁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质基础。
他曾经很偏爱文学。在湖南省沅陵县雅礼中学（当时雅礼中学迁移到沅陵）读书的这段日子，他源源不断地将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诗歌、散文、杂感和短篇小说等表现出来。他的作品，也被同学们争相传阅。这进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梦。
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转到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在一流数理化老师们的熏陶下，厉以宁的兴趣又逐渐从文学转向自然科学。他还担任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兼化学科代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这一个历史事件改变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运，包括厉以宁。
高中毕业前夕，学校曾组织厉以宁所在班全体同学去一家大型化工厂参观。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严肃的化学工程师，深深刻进厉以宁的脑海。他在心中燃起“工业救国”的梦想，并立志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数理化成绩出色的他，如愿被保送到金陵大学化学系深造。然而，才刚上大二，金陵大学就因为南京解放停止了运转。
于是，厉以宁来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费合作社担任了会计。两年后他再次参加高考，将目光投向了新中国的首都北京。
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学赵辉杰代为报名。赵辉杰不仅替他报了名，还“擅自做主”替他填报了志愿。他觉得厉以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思路又开阔，还当过会计，学习经济学有优势，就替老同学做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经济系。
同年7月，厉以宁在长沙应试，8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这样被推上了经济学理论研究道路。“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厉以宁回忆说。
大学的四年，厉以宁要比其他同学更勤奋，寒暑假基本没回过家，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即便是在学校上课，他也起得比别人更早，争分夺秒学习新知识。
北大经济系代理主任陈振汉教授就非常喜欢这个勤奋用功的弟子，给他的评语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甚至将他视为学术接班人。
入学的第二年，厉以宁就在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万余字的文章，歌颂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导。日后提起那篇文章，厉以宁也没有回避，他直言：“那时太年轻了”。
1955年，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工作，他选择到资料室做编译，理由是“自己口才不好”。冷板凳一坐就是二十年，其间他还被下放到江西、北京等地农场劳作。
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厉以宁逐渐对过去所学产生了怀疑。他坚信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厉以宁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偷偷藏到床铺下，生怕被别人发现。
有意思的是，日后正是凭借这些积累，厉以宁在学界逐渐崭露头角。以至于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
1979年，厉以宁被提升为北京大学副教授，1985年至1992年，厉以宁担任北大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教授。他还一手创办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很多高端金融人才，其中不乏政经领域的知名人物，可谓“桃李满天下”。
2015年3月6日，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厉以宁（右）等7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并答记者问。
自1998年起，厉以宁曾连任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之后又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即便满头白发，他也一直坚守在北大的讲台上。截至2月27日他去世当晚，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官网中，厉以宁还是全职教授。据他的一位同事回忆，不管是给本科生讲课，还是给EMBA高管、论坛讲演，都会看到他拿着一摞手写的讲稿。手稿里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每次讲课的要点和逻辑，也正是这些手稿，让每堂课都变得生动传神。
推崇“道德力量”再惹热议
他的思考，也从未停止。2018年，他在其新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中建议，中国应摆脱发展路径依赖，不能留恋暂时的经济高速增长。
他认为，虽然走老路是保险与安全的，但如果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发展路径的依赖将使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路径依赖在思想上成为一个障碍：既然要改，那就慢慢改，没有一种急迫性，并且还认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跟资源配置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
他强调，从经济学理论来看，经济增速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是不符合常态的。因此，他强调，改革不能一拖再拖，应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去摆脱路径依赖，实现中国经济的顺利转型。
到了2020年，全球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也迎来新的挑战。在一篇文章中，厉以宁再度发问，我们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是否说明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极限？
他回顾了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曾经既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但依然存活下来，而且一直在前进。正是道德力量，发挥了调节作用。
基于此，他再次强调，市场、政府及道德是经济调节的三个力量。他说，道德力量是超越市场与政府的。市场调节是一只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调节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及“道德力量”。而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第三次分配”等热词，也是在那个时候提出的。
1992年，在他出版的《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最早提出了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即道德力量，称这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
就此可构建“三次分配”体系，以解决收入分配难题。厉以宁提出，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收入分配，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进行的分配，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以称为“第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初次分配最重要，要让社会和民众感受到劳动伟大、光荣的真实和荣誉，感受到劳动致富的易得和幸福；二次分配的重点则是解决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问题；而三次分配只有在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一部分社会成员积蓄较多资产后，才可能引起社会注意，其关键在于助推缩小贫富差距。
换句话说，“三次分配”的结果将导向共同富裕。
至于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是厉以宁始终关注与研究的问题，他曾先后出版50多本经济学专著，对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也一以贯之。在《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文化经济学》等书中，厉以宁还从经济、伦理、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
按照厉以宁的设想，通过“三次分配”的结合，先富地区可以给后富地区提供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帮助后富地区居民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能力，而当后富地区的居民消费先富地区的商品时，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推动先富地区可持续发展，这样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地发展。
“十四五”规划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被定为2035年远景目标。与之相伴的是，在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在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时提到，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三次分配”由此受到热议。
但这也为他带来了新的争议：正如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只能逐步实现，单纯依靠道德力量对经济施加的影响，就能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吗？具体操作层面，又该如何实施呢？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2017年，87岁的厉以宁最后一次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出席全国两会，他在受访时表示，“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代新人应该要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
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浪潮中，厉以宁的数次发声和写信，都起到了在关键时刻提供思路、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而这正是学者作为国之重器的最典型价值。厉以宁自己也曾说，“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
而他每次发表的观点和言论，总会引起社会各界热烈的讨论。他曾说，“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因此，他希望自己的每一项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特色国情都决定了，发展经济只能靠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经济学家的厉以宁们，经常被人比喻为蹚水时的那根“拄杖”，为安全渡河提供必要的参考，能让人及时发现暗流和漩涡，至少，不至于完全盲目。
身处其中，他当然深知改革之艰难。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记述自己参与做的“十件事”。文中他提到了“股权分置改革”，讲在中国推进改革之难。
他写道，大家知道股份制虽然有改革，但在中国有一个难题：就是国有企业规模都比较大。那么国有企业改股份制怎么改？如果把全盘都改了，反对力量很大，说不能这么做，把国有资产都变成了可交换的。所以，我们当时采取的办法、建议就是存量不变，增量股份化。
即然存量不变，一些人就放心了，这样，股份制的国有企业改革就上马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和建议就又出来了。因为它存量不变，存量占大头，所以股东会开不起来。但是，两种并存、股权分置在全世界是没有的。
所以，从国外回国的一些学者，就说你们搞股份制，搞得不伦不类，全世界哪有说一部分流通，一部分不流通？我说你试试看，你不在中国，你没有发言权。我们在中国，知道中国必须这么走先走“双轨制”。
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走向股权分置改革的。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股权分置，一部分流通，一部分不流通，就成为了世界规律。
如今斯人已逝，一片哀悼声中，也不乏争议，诸如吐槽他是“西方经济搬运工”之类的言论。但客观来看，其一以贯之的改革主张，“陈规当变终须变”与“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徐徐开启的今天，对于中国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穿越岁月的风烟，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拄杖”之一的厉以宁，他的很多声音，都值得被历史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