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度引发世界恐慌的是美国硅谷银行破产，以及瑞信被瑞银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暂时避免了第二个“雷曼时刻”。
回顾2008年的那场全球性金融风暴，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重塑了国际金融体系；大公司变得更谨慎了，针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也更密集和完善了，但正如人类永远在追求增长一样，只要我们追求增长的动力不变，那么金融行业势必就会再次迎来风险。
2008年正值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在那一年里推出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一结果让我们的经济快速恢复发展，但同样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问题，例如货币贬值、产业转型停滞等等，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这次西方所面临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怎样的教训？
国内的金融系统其实也面临不少的风险，例如P2P的爆雷、房地产行业泡沫，地方庞大的债务等等，这些潜在的危机，都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灰犀牛”。
当我们看到硅谷银行的破产，瑞信的被收购时，我们的金融体系的优势在哪里？爆雷的风险又何在呢？
从M1和M2来看，我国的金融体系当然面临一定的风险；而房地产的泡沫之所以很高，也是从房价收入比来看的，如果仅仅只是看数据，我们的房地产市值可以买下大半个美国；我国的债务比重也很高。
西方最近的金融体系接连暴雷，反观我们的金融体系依然稳妥健康，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并不是说我们的金融体系要比西方更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金融体系相对封闭。
我们和西方的金融差距源自于：一国金融体系动员和配置跨期资源的规模和效率决定了该国的金融实力。
简单来说就是，一国的货币的国际地位是金融实力最直接的反映，美元目前依然是第一层级的霸权货币，欧元则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二层级，而人民币则处于第三中层级，虽然我们的人民币国际地位强于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但依然弱于日元、英镑等第三层级的货币。
其次，我们的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也只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金融衍生品规模甚至不到美国的1%，这就决定了我们和西方的金融体系结构完全不同。
我们的金融体系最大的保障就在于是以银行为主导，无法大规模发债，自然也就避免了金融体系破产清算的可能性，而美国则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国债规模接近32万亿美元，其他各种企业债和金融衍生品更是多不胜数。
人民币国际地位偏弱，是好事也是坏事；如果人民币类似于美元和欧元那般属于国际通用货币，那对人民币而言，必然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这就导致了金融体系爆雷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一旦成为国际通用货币，这就意味着该货币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信用和市场的反映，一般而言，现代金融体系都以凯恩斯主义为主，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控制货币的发行来解决市场的经济问题，这就导致了，不管是降息还是加息，市场的反映都会更大。
而这次美国硅谷银行暴雷的背后，其实和美联储的加息就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尽管我们的金融体系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基本上提到的都是“结构性风险”，什么是结构性风险呢？
言简意赅，我们的金融体系因为封闭所以带来了一定的模糊性。简单来说，国内的金融风险究竟有多高呢？我们并没有一套测算其风险的科学体系或方法，更多的我们是借鉴成熟市场现成的工具与经验，来进行防范风险。
更直观地说，公与私的边界模糊，导致了金融体系风险也带来了一定的模糊性，这有好处，也有坏处。
以P2P为例，2015年和2016年P2P平台频繁爆雷，行业规模急剧萎缩，开始走下坡路；截止到2019年底，P2P正常运营平台数量下降至343家，全年P2P网贷行业成交量下降至9649.11亿元，最后留下了高达8000亿坏账无人买单，投资者只能认亏了事。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西方，其带来的风险和后果自然远比我们高得多，这就是模糊性带来的好与坏。
好处是行业发生的风险不会危及到更大范围，而坏处则是，投资者自负盈亏这是其一，更大的一部分在于其中的手续的健全和管理的合规。
如果说P2P的影响和债务仅仅只是一时的，那么房地产则就是一枚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只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会爆。
当前国内的金融风险主要聚集在房地产市场，即经济的“房地产化”；从占比来看，房地产占据国内GDP近四分之一的位置，属于真正的支柱型产业，如果房地产的泡沫没有彻底挤出，如果经济结构不进行重大调整，并让产业结构升级转型，那么房地产所带来的危机随时都有爆发的风险。
但这几个问题要想同时解决，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从2002年以来，国内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微观调控大大小小不下数千次，仅2018年一年，全国各地就有高达450次的地产调控，远远超过了市场本身的含义，为什么地产调控会如此之多呢？
大概还是因为，房地产实在是太重要了。
房地产过去二十年里经历了大调控八轮，收收放放，每次收紧的时候，就有一批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倒下，在2019年开启了针对房地产的最严红线，这不仅让中小型房地产吃紧，哪怕是诸如万科、恒大这类的巨头，也在新一轮的“三条红线”下，苦不堪言。
2021年，国内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就倒闭了300余家，平均下来每天一家，而这些也反映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
也正是因为国内的金融风险一旦爆雷出现的问题和牵扯更大，因此在金融体系方面，我们有着极为专业的人才，例如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财政部长刘昆、商务部长王文涛等等，这些在今年也留任了，他们的专业经验是非常厉害的，这有助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早在2017年，国内债务总额就已经超过200万亿，平均下来人均负债17万，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则高达200%，国际金融机构估算则要严重得多；也正是在这一年，副总理刘鹤说，“我们既要防止黑天鹅（突发性的经济事件），更要防范灰犀牛（指早已经发现但眼下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
而国内金融体系中最大的灰犀牛，就是房地产。
而造成今时今日局面的，可能又和2008年的那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密切相关，当时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发表过反对意见，认为这可能导致中国错过最佳的产业转型和升级的机会，也会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还会酿成资产价值过高的可能，今天这些问题都存在，但当时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也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企业家曹德旺也说，2022年以后我们会有一场信用危机，他的依据其实也是从数据得来的，2019年GDP九十多万亿，但历年的资产投入和价值高达几百万亿，却没有带来更高的GDP，曹德旺拿自己的福耀玻璃举例，“如果我的福耀玻璃每年的投入产出比是这样的，那早就破产了。”
曹德旺这句话的背后，反映的一个现实是：因为生产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投入产出比的严重不符。
历年我们在基建、房地产以及其他行业上投入巨额的资产设备和价值，但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还不够高，或者说没有预期中的那么高，这背后所反映的是一个效率问题。
但效率的背后，又意味着要么是中间商赚差价拉高了资产价值，要么就是程序的繁琐拉高了成本，导致了经济效益低下，但不管怎样，其中的问题的确存在。
投入大，回报却小，这就势必导致地方上的入不敷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多年来我们所追求的GDP增长率，这就导致了很多地方对资产的后续回报偏重较低，更看重当下投入创造的GDP。
例如某地花巨资打造的雕像，结果又耗费巨资拆掉，钱是花出去了，当下的GDP是增长了，但回报率呢？可能几乎是没有的。
澳新银行研究中心估计，在过去五年时间里，国内地方的债务平均每年增长16%，债务的不断增长，这就势必会导致一个问题：借的钱，迟早都要还。
但什么时候还呢？
经济学家辜朝明在日本失去的二十年里所观察到的最重要的经济现象，那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他认为过去日本高速发展经济导致了房地产的虚高，而地产泡沫破灭后，很多人的房子跌的一文不值，但要还的房贷却丝毫没有减少，个人和企业的债务率高居不下，这就导致了哪怕是今天，日本人依然在赚钱还债，而不是赚钱投资。
日本央行把利率降到了零，依然没有企业和个人愿意举债发展投资，赚来的钱全部拿去还债的时候，GDP当然就不会有任何增长。
过去我们修桥修路修地铁建机场高铁，这当然是好事，地产商拿地盖房，路更好了，住的更好了，但庞大的开支不仅仅促进了GDP的增长，也同样带来了相应的债务。
如今债务不断累高，当到达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就势必面临着还钱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只是一时的，但痛苦发生的时候，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企业，都是一场难熬的持久战。
今天的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基建投资和地方投资，更在乎回报率了，而不仅仅是GDP增长，同时对个人和企业进行减税降费，促进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等等，这也是一个有力的措施。
财长刘昆最近就提到，今年1-2月全国税收下降，消费税降18.4%，增值税降21.6%，关税降27%，城建税降10.5%，车辆税降32.8%，印花税降31.3%，证券印花税降61.7%，土地增值税降22.4%，房产税降22.9%，土地出让金降29%，这些税务种类降比其实还是很高的，这当然有助于消费的恢复，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成本。
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税收的减少，因此刘昆说，地方要做好长期过苦日子的准备。地方尚且如此，我们个人也应该需要有相应的心理预期。
过苦日子不是回到四五十年前，过苦日子仅仅只是相对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下的放缓而已，苦日子可能难过，但先苦后甜，熬过了这段苦日子，我们就可能迈向发达收入群体。
在金融中，杠杆其实就是用未来的钱，撬动今天更大的收益，过去我们资产投入回报比不算太高，这说明杠杆带来的回报率偏低，随着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回报率甚至还会越来越低，这几年大家都在说余额宝上的收益越来越低，那是因为一个好的投资标的物越来越稀缺。
如今，借来的钱总是要还的，债务上的问题，最终都要用“明天”来偿还，这就意味着基建上的投资将不会再是未来的核心，我们也会慢慢从投资驱动增长转变到消费驱动增长。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要学会慢慢去适应调整，眼下的金融结构性风险又和内卷碰撞，这就注定了未来五到十年的年轻人不会太轻松，在人口结构还未彻底扭转的时候，就业难依然会是一个常态。
生活总是这样，有苦有甜；经济周期又何尝不是？有高速增长就一定会有增长放缓，这既是人生常态，也符合经济周期理论。
而眼下，我们都需要正视一些问题，客观认清问题的存在，而不是忽视它，苦日子再苦，我们也要学会苦中作乐。
正如辜朝明所说的那样，任何经济体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往往只有那么一段时间，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它。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