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导读
过去三年间，新冠疫情大流行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对外经贸及交流活动首当其冲。为了切断传染链条，人员流动和接触受到大大的限制，跨地区、跨境的商务活动大幅度减少，航运、物流、旅游、会展、文体娱乐等服务业遭受沉重打击，并且波及到实体经济生产。此外，疫情导致劳动力损失、非生产性支出增加，对经济造成了更广泛的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在新冠疫情防控上取得了重大的决定性胜利，疫情大流行在国内已经基本结束，社会生产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在后疫情时代，广东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重启更深、更广的对外开放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广东对外开放的再出发不仅仅是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开放状态，而是要在新的挑战中发挥引领全国的作用。
图源：网络
★本文作者：
谭锐，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一、后疫情时代对外开放的挑战
首先是大国关系的变化。对外开放取决于国际形势，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就与1979年中美建交有关。相反，中美关系的紧张则会使对外开放受阻。2017年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之后，贸易摩擦、全面脱钩、技术卡脖子等问题就接踵而来。不单是中美关系，美国、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紧张局势同样也使中国的开放受挫。例如，俄乌冲突导致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成本推动型通胀压缩欧洲市场的进口需求，波及中国的出口部门。
其次是新技术革命。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5G 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方兴未艾。数字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与人的交流方式，数字技术创造的无需近距离接触的交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疫情的冲击。数字技术使得疫情监测和防控可以更加精准、有效，从而减少了对人员正常流动和交流的阻碍，为持续扩大开放提供保障。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逆势增长，成为对抗经济下行的一个亮点。线上购物、交易、会议、展播、娱乐展示了数字技术的巨大经济能量。疫情过后，数字化转型将成为世界和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动力，同时也将深刻地影响对外开放的内容与形式。
二、新形势下开放模式的转变
新问题和新技术手段的出现，对我国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满足这些要求，应对挑战，推进制度创新，才能从整体上改变我国对外开放的形态。这种要求不是小修小补就能做到，而是要做模式上的转变。所谓更高水平的开放，可以从几个维度上去讲。
1、窄口径——宽口径
更高水平开放的模式，最基础的就是扩大开放的领域，以前有的制造业没开放，要进一步开放，现在是制造业开放的差不多了，服务业部门就要扩大开放，比如金融领域、文化领域、信息领域，总之就是要把口子开的更大，这是比较基础的做法。
2、天然优势——新竞争优势
第二个是从依靠天然优势向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转变，以往，土地、劳动、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充足，国内企业还没有做大做强，市场竞争不激烈，稍微一开放，外资就涌进来，但是现在这些要素优势正在减弱，因为要素的价格在上涨，现在简单的开放已经难以吸引外资了，除非能够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比如说R&D的能力，数字经济的能力，制度创新的能力，营商环境的改善等等。
3、引进来——走出去
货物贸易一直是商务部门的工作重点，商务部门的职能机构中有八九个都是和外贸进出口有关的，而只有一两个是跟对外投资直接相关的，这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主要做的事情是引进来。在外资引入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引进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在减弱，所以要培养全球运营的能力，面向全球去吸收资源和组织资源。但企业主动走出去这方面还很弱，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从制度和服务体系上加以完善。
4、被动接受——主动引领
当中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弱的时候，都是被动地接受外国设定的标准和规则，因此存在低端锁定的风险。现在总量做上来了，要开始学会主动出击，引领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获得话语权，赢得更多的附加值，而不仅仅只是赚辛苦钱。当前，国家已经在宏观层面上搭建了塑造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战略框架，如“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RECP等，此时，需要地方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做实这些战略框架中的内容。
三、广东引领对外开放的五大方向
“引领”强调一个“先”字，只有敢为人先、先行先试、走在前头，才能实现引领。思路要超前，发人所未发；改革面要广，做人所未做。当前，对外开放的边际创新，容易做的都已经做了，广东要引领高水平开放，就必须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先想、先干、先吃苦。我们认为，广东可以从五大方向上实施引领。
1、领域开放引领
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愿意转移的产业已应转尽转，剩下的多是自己想保留的产业；同时，我国已对外开放的领域外商投资多已饱和甚至供过于求，剩下的领域尚未开放，外资只能望洋兴叹。因此，要进一步扩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汽车等关键领域的对外开放。广东在这些领域的开放力度不够，限制很多。比方说，在金融领域，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要求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10亿；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向单个中资商业银行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向单个中资商业银行投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外资银行业务仅限于从事人民币存取款、汇款和房贷等部分业务、无法代理或从事政府债券、金融债券、股票交易。此外还有行政审批层级过多、缺少实施细则的问题。
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如果还做不到扩大对全球资本的开放，广东可以面向港澳资本探索统筹安全与发展的高水平开放。目前在第三产业领域，内地向港澳开放的领域还有较大的局限性。例如，在CEPA框架下，内地对香港各服务业部门开放的程度按照由高到低依次是保险、建筑工程、旅游、分销、专业服务、资讯及通信服务、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内地对银行服务业和资讯及通信服务的保护程度较高，对这两个行业设置了较高的准入壁垒，使得香港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对内地的服务输出额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仍较小。因此，面向港澳扩大开放领域仍有较大的空间，未来可以借助南沙、前海和横琴三大合作平台探索对港澳资本的进一步开放。
2、链条组织引领
过去四十年，通过外商投资带动，广东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但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环节。近年来，广东的一些产业和企业已经做大做强，具备了在区域，乃至全球组织产业链的能力。例如，印度手机市场销售前五位中有四位是中国的手机，其中就有广东的OPPO、VIVO、小米等品牌。OPOO在境外设立了9个生产基，国内国外产能实现五五开；新宝电器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设厂，服务东南亚市场。此外还有金发、宝成、东方精工等企业。
要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产业链，不仅要靠原生性积累，还要收购国际企业，尤其是欧美的“小巨人”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利用它们的技术、生产网络，和销售平台，在更大范围内培养组织产业链的能力。2022年美的就收购德国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KUKA就是一例。中国要在经贸规则上树立话语权，必须依靠大量具有全球产业链组织能力的本土跨国企业。
广东可以挑选优势产业和优质企业，优先支持、重点支持它们走出去跨区域组链。推动企业走出去不必过分担心产业转移导致本地产业空心化，因为广东本土的超大规模市场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会对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产生引力，只要高端环节还留在广东，就会形成产业升级效应。支持企业走出去，需要国家在外汇、金融、关税、税收、行政审批、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扶持。广东可以向中央争取这些方面的政策试点，努力把广东打造成适宜本土跨国企业总部运营的地方。
3、平台功能引领
广东被誉为“世界工厂”，但有的学者认为它只是“世界车间”，因为除加工组装环节外，广东企业在研发、销售、服务等环节的国际竞争力都较弱，赚的只是辛苦钱。广东开放的目标不是充当世界车间，或者说，世界车间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广东应该通过开放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平台，引入更多高端要素，承担更高层次的功能，聚集总部、信息、金融、会展、科技、航运、商贸、创意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活动。
2019年，上海、广东第三产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分别为90.7%、73.3%，远高于全国69.8%的平均水平。上海服务业吸收的外资中，科研及信息技术类现代服务业占比高于广东，2019年二者合计占到了22%左右，广东则只有12.7%，且上海跨国公司研发总部、销售总部、金融公司总部较多，辐射带动效应强；广东第三产业吸收外资仍以租赁和商业服务、房地产和批发零售等传统业态为主。因此，广东要进一步提升自身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上的能级。这可以通过与港澳优势服务业的融合实现。
过去，港澳与广东的关系被概括为“前店后厂”。事易时移，珠三角九市中比较核心的“广深珠”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它们应该和港澳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更大的“店面”，服务于其他作为“工厂”的城市，从而形成新的城市间产业分工。广东构建世界级经济平台，仍然要在粤港澳融合这个主题上做文章，率先把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国际规则引入“广深珠”，有条不紊地把这个世界级平台做大。
4、数字贸易引领
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广泛应用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在改变着贸易的形态（贸易的数字化）和贸易的内容（数字的贸易化）。在这个大背景下，广东的对外开放，尤其是贸易领域，要充分抓住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实现质的跃升。2021年广东数字贸易规模紧随上海居全国第二，占全国比重约为22.5%，较2020年增长了1.4个百分点。广东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为55.5%，高于全国5.1个百分点，位列全国首位。
广东的数字贸易规模全国领先，在数字贸易引领方面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方面，与江浙沪相比，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例如，阿里巴巴倡导建立了世界范围内的eWTP平台，广东还缺少像这样的市场主体和平台。
广东要在数字贸易领域更好更快地发展，保持领先地位，还需要更加系统的规划、扶持政策，并且要持续推进。当前，广东实施数字贸易工程，成功争取国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怎么制定政策、如何与企业、市场、港澳联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2021年形成的《广东省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应尽快落实执行。目前，中国加入DEPA还在申请阶段，但是广东可以基于自身数字贸易的基础和优势，研究如何对标DEPA的一些条款，例如电子贸易管理文件系统、电子支付系统、电子发票系统等领域，先行先试，为国探索。
5、市场开拓引领
受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俄乌冲突、新冠疫情流行等重大事件的影响，欧美等中国的传统贸易伙伴区域正面临日趋上升的不稳定性，因此，在这些地区之外，中国应该积极开拓新的贸易伙伴和市场。2022年正式实施的RCEP是广东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一个重要契机。东盟拥有6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丰富的能源及矿产资源，以及承接国际产能转移的良好能力，这些条件为双方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调研中有不少企业反映，在东南亚市场中，中国产品位于中端，欧美日韩占据高端，当地产品位于低端，只要在品牌、服务、质量上进行提升，中国产品可以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广东企业新一轮“走出去”必须适应全球价值链大调整和新技术革命的要求，充分利用RCEP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相关措施，一方面有序转移产能过剩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快推动具有竞争优势的通信设备、电子信息、运输设备、电力设施、能源资源开发等产业开展跨国经营。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集群式投资的方式，建立基于广东自身产业优势的海外产业链体系，在东盟乃至全球范围内有效利用和配置资源，变跟随战略为主导战略，主动布局和组织全球生产，逐步实现由“广东制造”向“广东主导＋全球制造”的转变。
广东的政府和企业应该深入研究和发掘RECP带来的机遇，利用这个机会完善和扩大广东的对外开放体系，培育企业的跨国产业链控制运营能力，为对标CPTPP积累经验。
编辑：IPP传播
微信ID：IPP-REVIEW
国家高端智库
中国情怀 国际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