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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卦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银行业危机的对策央行新兴市场金融监管商业银行


作者 | 张春子

来源 | 悦见非凡

编辑 | 武文 张云迪

首个?ChatGPT的行业影响来了……

桥水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危险的边缘”,可能会面临三个“地震式”的剧变:即巨额债务的货币化、最大财富和价值观鸿沟引发的巨大内部冲突、世界大国的冲突。目前这三种力量已达到了1930年至1945年以来的最大程度。面对当前风高浪急的国际地缘政治变局、国际银行业危机的不断演化、主要头部大国之间战略较量的持续升级,大型发展中经济体金融业应加强在全球各地国家的民族财富保全和撤回工作,加强金融创新架构和国际攻防能力建设,打造地缘级国际金融生态空间和友好国家金融合作市场体系,推动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再布局和再平衡,确保打赢对美西方集团整体金融战各大细分战役等的谋划、布局和执行力度。

一、新兴经济体应高度重视国际银行业危机

(一)大型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稳定

一是经济实力显著上升。经过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走在世界发展前列的大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比如2022年金砖五国GDP总量已经达到25.91万亿美元,已经略高于美国一家的25.47万亿美元。2021年金砖五国总人口达到了31.67亿人,占到全球总人口数的约40%。国土面积总和约为394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26%。2022年全球十大经济体中已经有四个是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全是金砖国家。其中,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具有最为全面的工业体系,已经连续十几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今年GDP总量将进入20万亿美元超大规模经济体俱乐部,未来十年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大概率事件。

近年来,中国之外的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发展也非常迅速。比如,2022年印度以3.6万亿美元GDP超过法国,位居全球第五位;俄罗斯在高油价和通胀支持下GDP出乎意料地不降反升,达到2.22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八位,超过七国集团的加拿大、意大利,再度入围GDP总量世界前十名。

同时,俄罗斯、巴西国土辽阔,具有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在能源、农业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俄罗斯也被称为“世界的加油站”。印度作为新的第一人口大国和英联邦成员,则是具有一定的国际地缘政治腾挪优势,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年龄优势,在软件、外包等第三产业方面却发展得很不错,故也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南非有着异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储量并开采的矿产有70余种,是一度触摸到发达国家门槛的“非洲之星”。

二是金融基本面比较稳定。

2023年3月份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银行市场经历的动荡凸显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为光明的发展前景,国际投行认为新兴市场的估值仍比主要发达国家更具吸引力,看好新兴市场股票和美元债。一些投行甚至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可能是2023年全球金融市场中“为数不多的好题材之一”。

首先,新兴市场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

比如在金砖五国中,2023年初,中国外汇储备在3.2万亿美元,俄罗斯近6000亿美元,印度在2022年12月接近5630亿美元,巴西在3600亿美元,南非为近600亿美元。五国合计外汇储备占全球11.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41.2%左右。

其次,大型新兴经济体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

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在金砖五国中显示出“领头羊”作用,在此不多赘述。在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的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券商等其他金融机构构成。该国实施二级银行体制,一级是中央银行,二级则是由1590多家商业银行构成的。其中除俄储蓄银行、俄外贸银行、莫斯科商业银行等五六家由原苏联时期的专业银行分解改建而成的大型商业银行外,绝大多数商业银行是规模都很小、资本金较低的股份银行,基本上俄罗斯是由国家所有或变相国家所有。

2013年,俄罗斯对金融监管体制实施了重大改革,建立起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发展潮流的统一大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了国家金融委员会,强化了中央银行行政地位,推动俄罗斯金融行业进一步市场化。作为金砖国家第二大经济体的印度金融服务业比俄罗斯要更加健全和市场化。

印度商业银行划分为五类,即国有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小型金融银行和支付银行。虽然近年来印度民营银行增长较快,但印度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总资产中国有行占比高近年一直在60%左右。但近年来民营银行资产规模占比提升,已经由 2017 财年末的 28.18%上升到 2021 财年末的 32.82%。

该国金融业其他三大部分组成分别是:第一是资本市场。包括资产管理、证券经纪、财富管理、投资银行等;第二是保险公司。包括人寿、非人寿;第三是非银金融机构(Non Banking Financial Company,NBFCs)。主要包括资产融资公司、投资公司、贷款公司、保理公司、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公司等等。在金融监管方面,早在2018年印度央行就推出了一项反周期宏观审慎措施,旨在建立投资波动准备金(IFR),银行被要求转移在宽松利率周期内出售投资所实现的收益。面对2022年以来的国际市场货币紧缩,印度央行要求的这类准备金发挥了危机减震器作用。

同时,印度银行监管机构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预警,强化了金融监管协调,特别是强化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以及对综合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桑巴之国”巴西在金融监管方面更加重视实施新监管准则,强化监管有效性,并通过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管理流动性,防止银行信贷过快增长和资本流入过多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该国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框架,强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机协调与补充。

作为金砖五国老弟的“彩虹之国”南非金融监管的重点就是要确保金融稳定,建立“双峰”金融监管模式,强化消费者保护和市场行为监管。

再次,具有较强大的银行业规模和资本基础。

尽管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经济金融发展基本面参差不齐,但走在发展前列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银行业具有相当强大的规模实力。

比如,截至2021年12月,印度拥有12家国有商业银行、22家私有商业银行、46家外资商业银行、56家地区性的农村商业银行、1485家城市合作银行、9.6万家农村合作银行。

近年来,印度商业银行资产增速在 8%以上。其中2021 年末商业银行总资产是2012年末的2.4 倍,十年间由83.21万亿卢比增至195.95万亿卢比(当时汇率是1人民币≈11.8 卢比),同期汇率转换后我国银行业总资产约为印度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的15.8倍(但我国GDP总量仅为印度的5.5倍左右!)。

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占据核心主导地位,占据其金融业总资产的87%左右,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占余下的13%。目前俄罗斯银行系统拥有366家银行,其中248家银行拥有通用许可证,118家银行拥有基本许可证。截至2020年12月31日,俄罗斯的银行系统总资产为103.8万亿卢布(按当时汇率计算,相当于1.4万亿美元;同期,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19.7万亿元,按照当年人民币美元平均汇率1美元兑6.8974人民币计算,折合美元46.351万亿美元,是俄罗斯银行业资产的33.11倍;美国银行业资产规模达到21.9万亿美元,是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的47.3%!)。

在资本充足率方面,截至2022年3月,印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CRAR)已升至16.7%的新高。2022年四季度末,中国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资本充足率为15.17%。俄罗斯央行2022年报告显示,该央行拥有足够的流动性储备支持金融稳定性和执行其他众多金融调控操作。

最后,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在加快构建非美元贸易支付体系。

金砖国家正在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不向富裕国家倾斜、更公平的新的国家间支付体系,一旦建成全球80亿人口中将至少有30亿人摆脱美元控制。2022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CIPS)处理业务440.04万笔,金额96.7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8%和21.48%。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贸易加速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

俄罗斯卢布结算体系(SPFS)目前使用者已涵盖俄罗斯的银行,以及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瑞士等国的23家银行。巴西与中国协议决定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而直接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日本和中国也已签署了使用人民币和日元进行贸易的协议。中国和新加坡建立了人民币和新元的直接交易渠道。澳大利亚和中国也签署了人民币清算协议。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也与中国签署了类似的协议。

法国成为第一个签署允许以中国货币人民币支付而非美元或欧元贸易协议的欧洲国家。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正逐渐在贸易结算或投资中转向使用人民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2022年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全球第五大交易货币,交易量占比由2019年的4%提升至7%。

此外,印度和马来西亚已同意用印度卢比进行贸易结算。俄印也在推进卢布卢比支付机制。尽管面对在全球经济与贸易活动中依旧纵横捭阖的美元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社会尚难形成驱动其大尺度离场的合力,但是随着新兴市场之间本币结算系统的逐步建设和完善,对美元和美元支付系统的依赖程度将不断降低,欧美发达经济体银行业危机对新兴市场的传染效应将逐步降低,不仅短期内不会爆发大规模系统性金融风险,新兴市场也有能力、有决心、有信心应对包括美国银行业危机等在内的各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二)谨防银行业危机向新兴经济体蔓延

尽管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具有应对发达经济体银行业危机传染和冲击的稳健基本面,但目前阶段鉴于大型新兴经济体庞大的经济规模,一旦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出现大幅波动或惊涛骇浪,国际性金融机构几乎不可能提供有效紧急援助,经济金融将承受空前压力,发展成果将面临重大损失。

一是欧美银行业危机影响巨大。

美欧是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金融领域发挥着新兴市场尚难替代的作用,因此其银行业和金融市场动荡不仅影响其自身经济,也会波及全球其他地区。一旦银行业危机升温和蔓延,全球金融市场就会遭遇深度调整,包括部分经济金融基本面比较脆弱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诸多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就会面临破产风险,全球经济也会陷入严重衰退。2023年3月上旬以来,欧美银行业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步显现,从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倒闭,到第一共和银行被救助,再到百年瑞信银行被并购,德意志银行市值大幅波动,再到法国金融检察官以涉嫌税务欺诈突击搜查包括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等在内的几家大银行,欧美银行业危机简直是此起彼伏,弹痕遍地。

二是新兴市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由于新兴市场的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密切相关,危机会对新兴市场的金融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以及许多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会面临冲击。由于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利率不断上升的担忧,投资者抛出了大量的风险较大的头寸,在汇率波动大幅上升的情况下,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比如墨西哥的货币比索和匈牙利的货币福林等的波动最为激烈。

一旦一个经济体的经济从“对冲融资”主导转变为“投机融资”盛行,直至最后进人“庞氏融资”为主导的状态时,人们的投资行为就会变得越来越轻率,金融危机风险就会显著上升。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次银行危机中,墨西哥或匈牙利等这样受冲击国家汇率震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掌控在自己手中,关键还取决于美欧发达经济体金融监管机构能否快速处理相关银行危机事件,安抚国内外投资者,减少对其银行系统动荡危机的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强调部分发达经济体出现的银行危机体现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稳,各国央行正在采取相应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客观地讲,尽管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业基本面稳定,应对危机能力不断强化,但欧美发达经济体银行危机的风险传染性同样要引起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和监管当局的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将危机和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是要高度警惕银行业危机的集群效应。

银行危机的发生经常呈现集群效应,一国银行业出现危机会导致相关若干国家几乎同时遭遇危机。银行止赎和清算房地产等投资行为更会加速资产价格下跌,其结果就是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

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和现实,可以清晰地看到多个国家同时发生金融危机的例子并不鲜见。在这次以硅谷银行破产触发的美国银行业危机刺激下,全球市场避险情绪高涨,从而导致借贷成本大幅上升和流动性资金稀缺,各类风险投资者正在对墨西哥引以为自豪的“超级比索”快速解套。股票、债券和房地产价格下降、相应的债务违约和银行破产增加。

再例如,如果由于银行业危机导致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大幅衰退,并引发石油、铜、棉花、咖啡或者橡胶的价格大幅下降,与此相关企业会面临严峻问题进而产生贷款违约,从而使更多国家的银行直接暴露在危机之中。

实际上,1907年、20世纪30年代早期以及80年代早期的银行危机就是由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引发的。1981一1983年间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跌,引发了包括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乌拉圭以及菲律宾在内等国家的银行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

另外,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也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的货币和银行危机,以及90年代末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危机。欧美银行业动荡还导致全球债券市场陡然陷入恐慌,当金融市场体系充满巨大不确定性时,没有投资者会愿意购买高收益债券,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等融资需求受到严重桎梏。

高盛公司的研究显示,目前约27%的新兴市场主权债券与同等美债的收益率差距超过9个百分点,达到了市场准入受到限制的水平。埃及和玻利维亚的美元债券利差已攀升至11和14个百分点,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债券利差在3月份分别攀升至8.95和8.4个百分点。大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从宏观、银行和企业微观等层面,强化金融风险预警和反金融危机对策,巩固经济金融发展的“长城”。

二、新兴经济体应建立健全应对危机的宏观政策机制

面对后疫情和后俄乌冲突时期世界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因素的大幅增加,全球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的复杂形势,特别是进入3月份以来欧美银行业危机蔓延,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在宏观层面未雨绸缪,加快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做好应对新一轮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准备。

(一)建立健全金融危机预警和干预体系

最近的欧美银行业危机和过去几十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爆发的一系列银行业危机教训惨痛,因此建立健全金融危机预警和干预体系异常重要。

首先,要加强金融法制法规建设。要按照国际标准规范发展金融市场,规范各类金融机构经营行为,预先强化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财务、审计等制度,强化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

其次,要建立健全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通过建立健全早期预警系统,实时地监视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财务状况,加快对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资本、风险状况的普查摸底,准确掌握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业务经营方面的全面信息、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等。

再次,要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风险的监控和行动能力。重点加强对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加杠杆行为、债务及金融周期的监测,有针对性的创设政策工具,在国家综合金融监管部门的统筹下,加强政府各个部门的交叉互动合作,实现对整个金融和经济活动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测。

2023年3月中旬以来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等多家银行接连爆雷倒闭后,美欧的三驾马车机制(即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美国存款保险公司;瑞士财政部、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和瑞士央行(SNB))对银行业救市速度之快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既有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有非常规的救市工具。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已为硅谷银行储户提供了上限最高25万美元的存款保险,25万以下的存款可以通过“过渡银行”自由取出,而最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是美联邦政府紧急出手,推出一系列措施,确保硅谷银行的全部存款得到支付,以稳定客户和投资者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信心。美国财政部还立即对初创企业进行调查,了解相关企业存款额、现金消耗量以及在硅谷银行和其他地方使用银行设施的情况,防止“多米诺效应”冲垮美国金融业乃至波及整个经济。不管美国政府这种干预措施最终效果如何,但其政府各部门及央行的联合行动之迅速,采取的各种措施等等还是值得关注和分析借鉴的。

(二)科学设计金融风险监控指标体系

美欧这场银行业危机的发生既是美欧央行一年多时间史诗式激进加息的“自食其果”,也是硅谷银行等个体银行风控薄弱等非典型原因。同时,危机也暴露出美欧金融监管,特别是对区域性金融机构监管的脆弱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专家研究发现,银行危机和当期GDP的大幅下降、通货膨胀的周期变化、信贷扩张、资金内流、实际利率上升、资本产量比率下降增加、实际汇率大幅下降和贸易战等不利的贸易冲击等等有关。

一般而言,针对银行危机甚至金融危机从宏观来看,监测的主要指标应当包括:实际利率的高估水平、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率、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率、外汇储备增长率、出口增长率、银行系统的合计资本金比率、流动比率以及不良贷款的规模变化。

从产业部门看,主要监测指标包括:

(1)企业部门的价值损失。如果许多企业不能赚到足够的收入来偿还债务成本的话,危机就可能发生。具体而言,一旦绝大多数公司的资本回报率低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话,危机红灯就会闪亮。这在硅谷银行倒闭前一年多来受疫情、美联储疯狂加息、俄乌冲突、历史性通胀等等因素影响,许多初创企业融资出现困难,投资回报率下降,不得不提取存款应对日常运营和投资,导致客户存款总额开始迅速缩水;

(2)利息偿还率。如果一个公司的现金流与偿还利息的比率低于2,这个公司就可能面临流动性危机。如果该比率为1,就代表流动资产等于流动负债,也就是说可立即变现的资产刚好覆盖住企业的负债。

从金融系统角度看,主要监测指标包括:

(1)银行的盈利能力。如果银行系统年均资产回报率低于1%,或者年均净利息收益率低于2%,通常是危机爆发的信号;

(2)信贷资产的快速增长。如果银行的信贷资产连续两年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的话,这种情况要么是低利率导致的泡沫疯狂扩张,要么是商业银行在经济周期萧条或衰退阶段为挽救经济和保持银行利润稳定所采取的以量补价行为,这样的贷款速度和行为往往导致坏账积累,加大商业银行危机爆发的危险;

(3)储蓄急剧下降或者存款利率迅速上升。如果储户开始从当地的银行取出存款,并且这种行为持续两个季度的话,通常是危机即将爆发的信号。这一点在2023年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前客户大量提取存款的行为中已经得到证实;

(4)不良贷款。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幅上升,资本充足率迅速恶化,这些指标反映了银行短期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是较好的指标。一旦真实的银行不良贷款超过银行总资产的5%,危机的预警信号就会发出;

(5)银行间市场和货币市场拆借利率。如果一家银行为了获得资金,愿意支付比银行拆借市场高得多的利率,这样一家银行的崩溃很可能会蔓延到整个系统。这一点在2013年国内银行流动性风险事件中一些银行不得不高息拆入资金得到了证实。当时隔夜拆放利率大涨135.9个基点至5.98%,最高达到13.44%,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最高甚至达到史无前例的30%水平。资金交易系统甚至出现历史最长延时,市场上一度出现大面积违约。

从国际货币和资本流动看,主要监测指标包括:

(1)外国银行贷款的期限结构。如果某一国家期限低于一年的外国短期借款比例超过25%的话,危机预警信号就会闪烁,因为危机一旦爆发,这些贷款可能被外国贷款人迅速收回;

(2)国际货币与资本流动的迅速增长或崩溃。一旦外国资本流入增长速度超过本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三倍,金融危机就可能爆发。国际资本流动方向的变化也可能会引发危机,通过对资本流向的跟踪,我们可以有效地衡量汇率的持续性以及公司和银行面临汇率风险的程度。

从资产价格泡沫角度看,在关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他资产价格,无论何种类型资产,只要资产价格在持续两年内每年增长超过20%,就会出现泡沫现象,形成危机隐患。

(三)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踪短期资本的流动方向,了解投机资本的炒作方法,争取在开放资本帐户前,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国际投机资本的运动规律,提前出台相关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除此之外,还应当按照WTO原则,在与主要谈判伙伴国签定的有关协议范围内,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准入制定适当限制性政策,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抑制短期投机交易。

在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初期,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对国际上有名的对冲基金等金融投机性炒作机构有限度地禁止其进入本国市场;可以借鉴智利政府的作法,建立外币存款的无偿准备金制度,调控流入外资的期限结构;对于外币交易征收一定比例的印花税,增加短期资本流动的成本;对于国内银行的国际信贷设置数量或比例限制。比如,我国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就联合规范了银行境外贷款业务,强调贷出资金不得通过向境内融出资金、股权投资等方式调回境内使用。

巴西和泰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资本控制的经验也表明,一个新兴经济体在实施资本流入控制的同时,也必须大力调整其宏观经济政策、强化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否则就可能因过于固执的资本流入管制,延缓国内市场调整,丧失国际正常直接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同时,必须看到在金融业开放的环境下,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仅靠一国的力量往往难以奏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和有关国家政府已经意识到各国相互协调,共同对付金融危机的必要性。作为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一定要积极参加国际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游戏规则制定的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维护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四)高度重视完善金融风险监管和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一方面,

要逐步升级完善金融体系监管的顶层设计。过去十几年,我国已经从“一行三会”格局,到“一行两会”,再到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2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又推出了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填补了金融监管空白,完善了机构和风险监管职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金融风险全面监管的体系。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也在加快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比如为了实现在鼓励金融科技创新和防控新型金融风险之间的平衡,印度储备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保险监管和发展局推出了面向各行业的"监管沙盒"机制,致力于实现金融科技创新、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健全金融监管等目标;另一方面,强化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完善。国外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投资者愿意为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30%的溢价,管理者也可以通过多维度的公司治理改进实现公司市值10%-12%的增值。如果公司缺乏信息披露、透明度、管理责任,特别是良好的公司治理,投资者就会对公司失去信心,因此可以说公司治理不仅是提高公司价值的手段,也是防范未来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目前新兴经济体主流金融机构基本都已经上市,加快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建立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增强经营过程透明度,减少由于非对称信息引起的金融风险,是未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政府应当积极推进的重大事项。为提高金融机构竞争力,必须逐渐实现金融经营体制的转型,逐步从分业经营体制转向综合金融经营体制。

(五)新兴市场要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

金融开放要求本国必须逐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金融机构国际化经营、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遵守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从而客观上会增加本国金融对外依赖性和风险感染性。大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差异,因此金融市场开放条件、开放程度和风险暴露不尽一致。

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金融业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尽管建立一个充满自信和对内外开放的金融市场会增加各种金融风险暴露,但是其对于防范和化解银行业危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包括但不限于改善和提升本土银行企业管理能力,拓宽银行资本补充和国际化经营渠道;改善金融供应不均衡不充分问题,提升金融供应质量和本土银行市场竞争能力和国际视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允许大企业、民营企业等共同发起成立更多的金融机构,通过增量性金融产权结构调整,完善金融宏观治理结构,增加国内金融业竞争,发挥民营金融在促进经济金融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六)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加强政府对金融创新保障作用

利用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推动赶超型战略实施,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政府必须对金融创新的利弊进行有效平衡,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同时严格有效控制创新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和危机。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在中央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展很快。这些平台的建设极大地缓解了地方政府的压力,总体上讲风险处于可控状态。但是必须指出,政府融资平台的快速发展已经积聚了风险隐患,比如部分平台的规划性不强、政府偿债能力薄弱、项目资本金不足、操作程序不规范、资金运作信息不透明等。为了保证和推进融资平台的健康发展,及时解决隐藏的问题。

建议政府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各项法律法规之间要保持一致,政府担保要真实可靠,资金运作要有充分的信息披露。

第二,坚持稳健发展、风险可控的原则。要按照国家财政部关于坚决防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强化融资平台公司综合治理,在有效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要求,对缺乏真实项目背景、出资不实、风险管理与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的融资平台要及时加以清理和规范,要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规范地方政府发债行为。

第三,积极推动金融创新,拓宽政府融资渠道。为避免政府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独木桥”,要在充分考虑偿债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企业债、公司债和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

三、新兴经济体应当不断强化科学合理的金融监管

(一)发挥金融监管的引导和监督作用

总体上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是审慎的。比如,2022年四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资本充足率为15.17%,拨备覆盖率为205.85%,不良贷款率1.63%,这些指标应该说是世界水平的。在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中,印度商业银行截至2022年3月资本充足率(CRAR)已升至16.7%的新高,不良资产总额(GNPA)比率则降至5.9%的六年来低点。但毋庸置疑,随着国内外各种政治、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因素的综合演化,新兴市场银行业风险将明显上升,银行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甚至可能继续上升。因此,在新的发展环境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金融监管,提升金融监管的前瞻性,强化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要针对不同规模和评级的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风险监管,进一步提高基础监管人员的素质等。

新兴市场要特别加强对金融创新活动的系统性监管。如果没有系统的观点,始终以分割的眼光观察市场,看不到各类机构在市场中的联系,看不到金融创新所依托的基础产品的实质风险,不能有效规范各类机构行为对市场内系统风险的影响,就会误导金融机构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监管部门应规定商业银行需满足不同业务的差异化资本需求,强化对各类“影子银行”的监管,构建金融衍生品的防火墙,防范风险传播。

(二)进一步强化金融审慎监管理念

一方面,要积极鼓励银行创新。创新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银行发展的根本动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科技和第三方机构迅速崛起、客户需求日益个性化和多元化、国际化、综合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大背景下,要简化创新审批流程,提高创新审批效率,引导银行从借鉴引进创新向自主创新方向发展,从单纯的产品创新向经营体制创新、组织体系创新、服务模式创新等方向发展,否则就难以在与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竞争中取得主动地位。

另一方面,要加强事前监管。金融监管机构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监管科技和数字技术,审慎监测和评估金融创新风险,加强对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透明度建设等风险监管核心指标的事前监管,防范风险于未然。

(三)进一步推进差异化监管

由于历史和实践的原因,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商业银行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多种形式的银行类别,各类和各家银行在金融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在控制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这就要求监管机构综合考虑银行监管和市场评级、资本充足率水平、公司治理完善程度、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本国区域经济金融环境等一揽子综合指标构建评价标准,逐步建立起针对不同种类商业银行、不同难度创新产品的差异化监管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对于创新能力强、风险管控好的高评级银行,在业务和产品创新、机构准入、子公司设置等方面可先行先试,这在经济低迷和衰退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创新实力薄弱,综合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的商业银行应该在创新业务的准入上实行严格限制,防止一窝蜂地搞全能性银行,一窝蜂地跨地、跨境、跨行业综合经营。

(四)建立健全衍生金融产品分类监管

过去几年,硅谷银行用吸收进来的储蓄资金配置了大量长久期的持有至到期资产和可供出售资产,期限错配严重,面临巨大的利率风险。以此为戒,新兴市场金融监管机构应当强化对金融衍生品的分类监管,比如:对于从事利率掉期、外汇掉期等有真实贸易背景的“正常类”衍生品业务,金融监管部门应侧重信息的掌握;对于从事期权、期货、结构性衍生产品等“关注类”金融衍生品业务,金融监管机构应要求商业银行实施对衍生产品的全面风险管理和资本覆盖要求,加强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对于杠杆倍数偏高、具有投机倾向的复杂金融衍生品业务,监管机构要“严格限制”。

(五)发挥综合金融监管的整体合力

目前金砖国家等主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已经初步建立了统一、综合的大金融监管体制。为应对后疫情和俄乌冲突后全球金融业大变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进一步完善内部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避免监管交叉和重叠,消灭监管空白和灰色地带。

比如,近年来我国大资管业务发展迅速,这些资管产品的标的已经覆盖了股票、信贷、外汇、利率等多个金融市场,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私募等各类金融机构,甚至涉及企业的实体资产,监管部门已经按照“资管新规”和“理财管理办法”的要求加强了综合监管,完善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和评价制度,防止理财产品风险的跨领域传染,切实保护理财产品创新和发展中各方利益。我国这些成功和行之有效的经验可以作为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借鉴。

(六)加强银行业市场环境建设

银行业发展的市场环境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五到十年新兴市场银行业发展的水平。新兴市场经济体应从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和市场规则、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有效的约束退出机制、增加银行业的市场透明度、建立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等六个方面入手,加强银行业的市场环境建设,为银行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打造世界一流银行企业。

(七)推动国际监管体系改革与合作

风险无国界,在高度连接的世界,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新兴市场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都应进一步加强多双边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风险监测力度和风险监测手段,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管理政策工具和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有效防范国际投机“热钱”的大进大出可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经济金融基本面带来冲击。特别应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促进全球经济恢复和金融安全稳定。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人民币纳入SDR、非美元贸易支付体系和结算安排快速发展等为契机,积极推动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不遗余力地推进国际货币多极化,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货币成为国际占优货币,在全球资源配置和维护全球金融体系安全和运行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也要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金融格局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颠覆性变化,美元和欧元等发达经济体货币、SWIFT等国际支付体系等仍将在可预见未来是世界经济金融贸易等运行的基础设施,因此新兴市场也要加强与发达经济体金融监管当局的信息交换、强化政策的相互协调、危机管理和联合行动,促进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和秩序在保持国际金融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向更加公开透明、务实高效的方向发展。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要积极推动和落实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最新版等国际普遍性监管规定,推动完善国际会计准则,促进评级机构强化自身制度和能力建设,更加客观公正地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主权和金融机构进行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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