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3月31日在“城市战略：营造新能源，经纬创融汇”论坛上的发言）
做好中国自己事情这个产业升级的逻辑，应是什么？我愿意强调，最直观地说，就是在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使我们企业的微观活力能够真正释放出来的情况之下，要使我们在全球的产业链中的位置，实现关键性的从中间的加工生产为主，推举到“微笑曲线”左右的高端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横轴表现的全球的供应链或产业链，它是从大家都知道的创意创新成功而确立品牌，然后推到批量的生产，再推到后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和市场扩展；纵轴表现的是相应于这个位移的收益率。经验表明，两头高，中间低，像人微笑型的嘴型，所以，叫它微笑曲线，是个比喻的说法。中国大量的产能就落在中间，虽然叫世界工厂，但短处明显。
举个例子，早知道中国本土生产全球85%以上的儿童玩具，但大家想想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可想到的、叫得响的中国本土儿童玩具品牌吗？想到的，可能是几十年长盛不衰的芭比娃娃，是孩子们到处在玩的乐高积木，那个左右高端的收益，是牢牢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我们干的就是中间这个相对而言低收益的加工。苹果手机风靡全球，我去看过中国本土上大规模的厂区，比如郑州那边，三十多万人连轴转，三班倒，生产出来的产品行销全世界。它左右的高端收益，美国人是牢牢抓在手里的，我们自己当然得到了非常宝贵的劳动者就业机会，特别是低端劳动者有了就业，他们的收入可以由此取得而去追求以后进一步致富的过程，也有了政府非常看重的税收（才得以能履行职能），有了我们统计上不能不看的GDP，但是对不起，按吴敬琏老师说，我们干的这个活儿，说得难听一点儿就是“硬苦力”。这个局面是中国在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以后基本的、一般而言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当然，这些年也有进步，就是在某些具体的场景下，我们看到了位置往上的改变，比如广州汽车生产厂家过去生产的广本，口碑很好，我当财政部科研所十几年的所长，坐的就是广本，开到60多万公里里程了，不用大修，平常基本不出毛病，很省油，坐着也舒服，看着也顺眼，但对不起，广州汽车生产厂家是干中间这个活儿。但它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下决心推出自己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其中一款广汽传琪说前些年卖得相当好，曾经说国内汽车销量下滑，但是它这款车一年可以卖出几十万辆，我看到的比较高的是一年50万辆以上的出货，这时候，它如果能有把这个局面稳定住的把握，一个上台阶的战略升级式的发展是什么？它可以把生产线迁到越南去，这就是珠三角早已说了多少年的“腾笼换鸟”，然后在总体的综合成本上可以明显压低——这是一个新的跨国公司的模式，牢牢掌握着左右的高端，而更好压低自己的成本，更好加入全球竞争，这是不是可以直观地代表我们中国升级发展对应着的可以把它形象化的例子？
当然，怎么实现这样的升级发展，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一般的专家认为约有五年，充其量再长一点而已。上有打压——美国和它的盟友努力在压我们，下有追击，越南、印度、印尼等等，现在是咄咄逼人，这几年他们的增长速度比我们高，他们也在努力追求尽快走过前面的经济起飞阶段，也要升级。我们必须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这个产业升级的逻辑，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供给侧要素里一些潜力的发掘，实现新旧动力的转换，冲破上下夹击，传统的要素——劳动力越来越贵，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综合开发成本越来越高（大家看看现在的拆迁，要多么天价的补偿才做得下去），还有就是资本，现在应该讲相对充裕，但是金主们轻易不敢出手投资。为什么呢？一般而言的边际投资收益在下降。这时候，我们要更多依靠的，是技术创新——“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效应，而技术创新潜力空间的打开，一定要有制度创新，使我们的制度机制优化，来保证方方面面参与者能够在遵循科研规律的情况下，在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使我们意愿中间的科技创新真正变成第一生产力。当然，还有数据——大数据被中央认为应该列为供给侧要素之一，那我们怎么抓住这样一个数据化时代中数字经济和产业经济的结合？这都是对我们的考验。
在这里面，应该说最根本的保证，我认为仍然是制度创新。中国完成经济社会转轨，现在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跟着的就要说到怎么评价跟制度相关的地方的营商环境。前面徐总，还有咱们市里的周局长，其实都对营商环境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强调的表述。我自己作为研究者，愿意勾画的是这么一套原则体系，就是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在中国就明确要求形成的一个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应该首先是企业面对负面清单——这个事情要落实。如不碰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条件之下，使企业敢于自己承担风险、自负盈亏去试错，去争取创新的成功。负面清单不能漫天遍野，一开始上海各种红头文件禁止的，可能有三千项出头，逐渐把它精减下来。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反过来政府跟着的原则，是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不要以为你政府公权在手，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调控，必须有合理的事权清单，后面还要跟着支出责任清单。这个事情已经在做。事权清单、责任清单后面跟着的，就是原则上讲叫“有权必有责”，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按照中央要求都要有绩效考评（当然，这个事情要落实还有一个过程，绩效考评意味着要量化的打分，跟着的要有奖惩）。这个原则体系我认为非常好，这就是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我们应该在心目中认识到、并通过操作落实的那种境界。
我知道，在厦门，我们已经有了跟着上海自贸区多轮复制中现在也有的自贸区概念，但这套原则体系怎么真正落实，是很有难度的。我参加的内部讨论里，很高层的领导也说，原则非常好，落实何其难——这大家都知道，但没有别的选择，这样一种地方营商环境的好坏，也必然应纳入地方政府在今年两会之后要拉开架式“全力以赴拼经济”的地方竞争中，这就要说到下一个题目——地方政府在产业升级，引导产业集群发展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要认识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改革的核心问题，要全力打造这种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那就得革自己的命。我认为长三角，珠三角，包括这些年福建在厦门特区等这些地方表现出来了政府革自己命的明显进步。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在对企业表现出来的态度方面，像在厦门我们感受到了，就是诚心诚意以服务姿态迎接大家来投资，来创业创新发展。当然，实话实说，在另外一些地方，氛围跟这相比就大相径庭。大家想一想，市场上的评价，北方曾经说过投资不过山海关。对东北，大家的感受确实是跟这边差异大，而且那边已经表现出来人口净减少。人心是什么？是“最大的政治”，政治后面跟着的是什么？是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为什么会这样？我不展开说，但要强调一下，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说得更开阔一点儿。冯仑跟我说，哪里是投资不过山海关？是以黄河为线，黄河以北颗粒无收，过了山海关，可能是人头落地的问题——说得可能严重了点儿，但我们确实听到过这样的案例——中央所说要纠正的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大量发生在民营经济领域，而民营经济的错案冤案翻了几个，大家可以数一数。这是很实的问题，老百姓特别是企业界人士，不光看你宣传怎么说，还得看你怎么真正把中央的指示落实。现在，此其时矣，我们地方政府首先要抓这个营商环境建设。
跟着的，我认为应该抓发展战略、顶层规划。国土开发这方面一旦形成不动产，纠错太难了，这不是微观单位以试错方式就能够形成好结构的，一定要由政府牵头调动所有的智力支持，包括购买国外的高水平的规划团队的服务、国内专家团队的服务，也包括吸收民间智慧，形成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自己辖区国土开发的总体顶层规划，而且还要动态优化它。我深知各个地方这些年都是很看重这个战略规划的。前面局长介绍的体系性的认识，那是反复调研、反复讨论概括出来的这样一个顶层规划，还可以继续动态优化它，这是政府必须继续盯着它而不放的。
另外，我认为还要有“守正出奇”的一套地方特定的支持发展的创新。守正是认识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出奇是什么？特别要认识到地方在宏观调控情况之下，货币政策是个垂直系统，你不要想自己能施加多少影响力，但是财政是分级的——地方手里有自己的本级财政，以财政资金在自己手上的尽可能高水平的运用可以形成一种在保运转的前提之下。（我们厦门财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支撑力的），使后面可用的财力，让它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放大、乘数作用，这套机制是什么？过去我们总结过，比如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PPP，所有这些，里面大同小异的，就是财政必须有它掌握公共资源的动用，形成“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的这样一种“出奇”的效应。中国大地上现在各地人事安排都已到位、没有人事方面的悬念以后，全力以赴拼经济，大家都来比拼自己有所作为如何的时候，要更加注重出奇、出奇制胜。我认为这不是空想。比如我前面说到的贴息，中国在大疫之年有很好的、大规模的运用。2020年在抗疫特别国债发了一万亿元筹资之后，中央马上拿出其中的两千亿以上，直达到地方和基层解燃眉之急，让困难的小微企业能得到财政贴息的优惠贷款，而在商言商的银行，他们继续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来控制它的风险，实际上的风险，是被财政公共资源冲抵了，而拿到手的这些资金，在小微企业那里是优惠的，资金价格被明显压低了的。这个作用就是放大，是财政特殊的一种作用。它的贴息贴了几个点，比如5%，它的倒数就是放大的倍数，5%的倒数是20，即以5%的公共资金运用下来，解决了100%的资金规模进入到想支持的那个领域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就业，几乎全都是这些民营企业构成的占市场主体绝大多数的小微企业提供出来的，这是中国现在的基本事实。没有这种就业的稳定，就没有大局的基本稳定。所以，看着财政花那些钱，这钱出去以后也不让它回来，贴出去就贴出去了，但是换来的，是全局我们经受大疫之年考验的这样一个首先从稳就业上取得成效的局面。
当然，在谋发展方面，更是有重要意义——比如政策性信用担保做什么？支持小型科技企业，大量的是小微的、民营的、三农概念下的，它们的升级发展创业创新。还有很多可以在这里面加上去的、各方面一起发力对于举足轻重项目的综合支持，都是可以用政策性信用担保去配上的。
PPP做什么呢？是政府出少量的股本，拉着更多的民间资本进来，规范的特殊项目公司（SPV），股权非常清晰，规则阳光化，而实际结果是政府、企业和参与的专业机构“1+1+1>3”的综合绩效提升机制。我们福建在这方面，在全国是有先行之功的。中国有了80年代开始试探性的外资在中国做PPP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我知道厦门机场是用科威特的优惠贷款建成，然后从厦门去泉州的人流马上提升，泉州政府认为机会来了，必须乘势以它的发展规划来对应这个新局面，那么就必须尽快建成咽喉要地刺桐江上那个刺桐大桥。自己没有钱，一筹莫展，想到了用PPP，所以诞生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民营资本和和地方政府合作做的刺桐大桥PPP项目。现在大家看2014年以后，PPP在全国成为一个创新创业的重点，但我不讳言，最近财政部PPP中心的领导调到新疆建设兵团，看起来升职当了副司令，没几个月翻身落马，是经济问题，细节还没披露，据说数量巨大。所以系统内现正在倒查，在强调这方面先要把其他相关问题一起理清，PPP可能会出现一个低潮。但是不要忘了，在低潮里，可能酝酿着它再重现高潮的机遇。我们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要审时度势，在发展战略里，我认为大的方向上，不可能不用PPP，包括我们沿海地方政府，财力相对雄厚的地方，也一定要抓住这样一个机制来守正出奇地更好形成自己争先恐后地方竞争中间尽可能好的表现。这个具体的地方层面财政政策的特别意义，正是我前面强调的这条我们地方政府在引导产业升级、产业集聚发展中，大有可为的一个政策设计思路。
当然，跟着的就有受到地方政府实际上必然有操纵、有指导的地方国有资本，怎么在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中起作用？我自己的基本看法，是可以配合着发展战略，定制化地来设计一些我们地方国企作用的重点。必须承认，地方国企更多的要首先考虑城投，跟这个地方辖区里中心区聚集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产业集群所需要的那些燃眉之急项目，这个时候可以淡化一些盈利导向，而首先贯彻政府发展战略里的那些基本意图。我在这方面了解有限，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深圳地铁。深圳地铁这个公司现在已经两万多的员工，业务何止是地铁啊，它还在世界上不光中国、而且外部也注意到的，中国企业万科发展过程中碰到一个危机局面以后，突然由深圳地铁出手化解危机形成的他们的战略合作。深圳政府和深圳地铁，在和万科有战略合作以后，现在传来的消息是他们非常审慎，并不直接去指手划脚——它的股权比重已经非常高，但是类似于自己只做财务投资而更多地让企业家精神在合作过程中，充分地有一个弹性发挥的空间余地。这就是地方政府和相关的地方国企决策者，他们以自己的理智，再结合着在发展过程中的承前启后，实际上很好地把万科的品牌，和深圳地铁的品牌合在一起，而两边一起加分。
我刚才见到咱们吴书记，他特别强调了厦门城市辖区的三大发展重点，一个是抓科技创新，一个是抓和整个发展配套的港口和港口区的改造与建设，再一个是必须解决的我们城中村的改造工作，有相当可观的工作量，都需要天文数字的投资。这时候地方的国有资本，是不是在其中要起一个重要的作用？显然城投、基础设施这些，地方国有企业在里面的重要作用，是应该起到压舱石、主心骨作用，在这方面，至少是先导性地先进入，特别要注意，这时候还得要尊重跟市场对接的规律，还要尽可能调动民间资本来一起合作。我前面说的PPP就是这种合作：你开了一个头儿，地方政府可以占比较小的股本，拉到更大份额的股本，由民间的非政府社会资本进入，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得更快更好。
这些是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约定的时间也到了，就此打住，不成熟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交流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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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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