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弹出的消息是：“那如果我现在骂你的话，你会不会去自杀？”
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父母不理解施雯文的痛苦，觉得她得了“疯疯癫癫的精神病”。
确诊抑郁症的当晚，她被母亲大哭着质问：“你为什么要不高兴？为什么这么无理取闹？不就是别人讲你坏话？你为什么不能大度一点？”
与此同时，班主任的态度是：“大家都还是小孩子，很多时候讲话没有轻重，我们没必要把同学之间的一些话放在心上。”
美国学者蕾切尔·西蒙斯曾针对青少年之间的隐性欺凌问题做长期调研，她发现人们对于“非肢体接触”的隐性攻击行为存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认为这是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礼仪”，“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从受害者的角度看，事实并非如此。
杨思言难以忘记她向父母求助的时刻。
在内心深处，她并不相信“大人们”。在她眼里，老师或家长，都只是一个“虽然强大但很遥远的外在力量”，他们或许可以暂时制止欺凌者的行为，但他们离开之后，在看不见的地方，欺凌者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对她施以更严重的报复。
所以大多数时候，她采取的措施是忍耐。她学会了一套自保措施，试着在观念层面将自己的遭遇合理化，逼迫自己变得麻木，像“旁观者”一样观看自己的经历。她从未在任何被欺凌的时候流泪。
然而，无论她怎么“控制”自己的精神，身体的反应更直接。
杨思言发现，她只要往学校方向走，就开始浑身抽搐，“像一种生理反应”。每周返校时，杨思言会在家里控制不住地哭泣，父母都开始“习惯”她的异常表现了。
某天中午，她拿着菜刀，控制不住地切肉，切得很细碎，嘴里还“嘀咕什么”。母亲看见了这一幕，第一次询问女儿“发生什么了”。
杨思言吐露了部分实情，结果遭到母亲质疑：“你为什么这么软弱？不就是没人和你相处？如果没人和你玩，你一个人不也很好吗？”
杨思言记得，父母信奉“苦难教育”，母亲总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们厌恶女儿的“软弱”，认为她必须要“坚强起来”，独立克服这些问题。
此外，在这对父母看来，从老家来到成都念书的孩子，遭遇大大小小的欺凌很寻常。他们早就听惯了，将之理解为“必经之路”“只要熬过了就好”。他们也听说过有小孩因为遭受霸凌而退学，所以女儿还能上学，就说明“还是可以了”，不过是“孩子们之间常见的社交矛盾”。
“或许真是我的错”
不光是父母，杨思言也一度怀疑自己。
她说那时她会“自我PUA”——“交不到朋友，别人不喜欢我，也许真的是我有问题”，不然 “他们为什么不那样对别人”。
当她的行为举止被室友嘲笑，她也会怀疑：“是不是我真的很土？是不是我真的需要被改造？”
朱雨辰也反复追问过自己。
在被室友孤立之前，她从未感受过什么“社交障碍”。从小学读到初中，她在班里人缘一直非常好。但分科后，她无法加入集体中任何一个“小团体”，还被室友排挤与厌恶。
作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优等生”，朱雨辰认为，当人们形容一个“完美的好学生”时，这个概念不仅包括成绩好，还包括他应是一个拥有好人缘、受人喜欢的人；而当一个人只有成绩好却在人际交往方面有问题时，“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书呆子，或者是一个怪人”。
“完美的好学生”变成一个与同学格格不入的“怪人”，朱雨辰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
因此，尽管理智告诉她，室友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超普通的“不喜欢”，但她还是忍不住反思，“是不是我真的有社交能力障碍，是不是我真的是一个不值得交往的人。”
这份自我怀疑混合着“青少年奇怪的自尊心”，使朱雨辰最终没有向任何人求助，独自忍过整个高三阶段。
上大学以后，朱雨辰在社交媒体平台看到一个有关校园欺凌的帖子，有很多人在帖子下记录了和她相似的经历，直到那时，她才明确意识到，自己经历的远不是同学们之间普通的“社交矛盾”，而是一场怀揣恶意的“校园欺凌”。
朱雨辰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故事发到网络中。然而，还是有网友在她的评论区里留言，试图挑出她做得不对的地方。朱雨辰的大学同学鼓励她：“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每个人的个性和人际交往方式不一样，这不是他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的理由。”
后来，朱雨辰和很多朋友探讨过校园欺凌的问题，找到了不少“同类项”。当这些女孩试图向家长和老师求助时，得到说法大多是“女孩子之间有这种小小的摩擦也是很正常的”，甚至还有“女孩子天生就是心眼小”的评价。“他们觉得只有几个男生把另一个男生摁住打，才算校园霸凌。”
蕾切尔·西蒙斯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中写道，我们应该对孩子们之间隐性的“另类攻击”行为报以更多的重视以及进行更加明确的界定，“我们需要将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定格，大声下定义，这样女孩们就无需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在遭遇另类攻击时才会明白，那不是自己的错。”
“他们变成了另一群人，我不知道该恨谁”
施雯文曾坚定地相信，离开学校，噩梦就终结了。后来她才发现，伤害带来的影响和疗愈伤害的过程都过于漫长。
初三休学后，她没能重返校园。
施雯文坦言，重度抑郁让她的大脑变得迟钝，无法处理复杂的信息。曾经，她的作文常被老师朗读，后来，她甚至无法完整地阅读一篇长文章。别人坐在她身边，给她讲题，她很用力地听，但“听不进脑袋里”。
到了读高中的年纪，施雯文曾试着复学。同学们7点钟到校，她9点才能到。坐在教室的角落里，她明确意识到自己和同学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异类”，没有办法融入学校生活，也厌恶回到校园生活。
最终，施雯文放弃了学业。
在内心最愤恨的时候，她设想过无数种极端方式，想惩罚伤害她的人，最终她只是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着施害者继续她们的人生，甚至找到下一个受害者。
施雯文曾控制不住地点开那些女孩的社交账号，看到她们升入高中，晒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去国外参加夏令营、学习化妆打扮，“她们的自拍照真的很美”。
而施雯文还被困着，她用黑色T恤罩住家中的镜子，不想看到自己的脸。
曾经的同学参加高考时，她也待在家里，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她记得父亲哭得很难过。
他描述了原本为女儿规划的人生：学钢琴、舞蹈，成为“精英”，出国留学，他觉得施雯文“毁掉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小孩。
那年的高考结束后，施雯文又一次关注了曾经欺凌她的女孩们的动态。她看到她们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新的校园生活，有人还出国了，过着父母期望施雯文所拥有的人生。
“所以我不相信天道轮回，她们的生活真的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被“欺凌”长时间影响的施雯文不是个案，12年过去了，如今24岁的杨思言也感觉到，自己好像被永远困在初一那年。
“我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我已经看不清了。”杨思言说，被欺凌的经历重新塑造了她的性格。
在摆脱校园欺凌5年后，杨思言突然患上了抑郁症，她分析，这本质上源于她对自己的不认可。 霸凌者长期的贬损和攻击内化为她对自身的长久批判，她无法接纳自己，试图在各个方面不断改进自己，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极度糟糕的人。
如今，她在名校读研究生，曾经欺凌她的人也早已远去，但她还是会经常从睡梦中惊醒，仿佛身边还有一根会戳醒她的衣架。
在朋友眼中，杨思言有点“讨好型人格”，时常因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而忽视自己的感受。住在研究生宿舍，她总会控制不住地注意身边每一个人的反应，担心做出让人不喜欢的事情。使用洗手间时，她也时刻注意门外的声响，感知到有人想要使用洗手间的瞬间，她会立刻起身离开，为他人腾出空位。
最近，通过一些渠道，杨思言惊讶地发现，曾经欺凌她的人似乎已经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群人”。他们看起来成绩优异、与人为善、热衷于为弱势群体发声。他们会针对一些社会事件发出正义的号召，“好像变成人群里非常好的那种人”。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去恨谁了，我没有恨的对象，因为他们好像已经不是曾经霸凌我的人了。”
“他们怎么可能什么损失都没有呢”
李亚超曾是一名施害者。
他承认，读小学时曾参与对两名女生的霸凌，而现在，他试图通过帮助校园霸凌的受害者来为自己当初的行为“赎罪”。
时至今日，他已经记不清那两名女生的姓名，但他记得她们的眼睛——被一群男生围堵在厕所门口时，她们的眼神恐惧、躲闪、饱含痛苦。
回溯过去时，李亚超表示，在他长大的湖南农村，“暴力”是孩童之间重要的关键词。村小里的男生以“武力值”进行权力分级，越会打架的男生权力越高，他曾是这样一个男生的拥趸。在他看来，童年时对同龄人疯狂的欺凌像一场“无意识的暴力游戏”。
比如在班级里，“老大”挑中了一个“新目标”，“小弟”蜂拥而上，李亚超混在其中，跟随“老大”对目标受害者进行言语或者肢体上的攻击。他曾短暂犹豫过，要不要这样做，但“大家都动手了”，如果不跟着做，“就好像没办法跟大家玩在一起了”。
李亚超形容自己是“乌合之众”，“当你深入集体，你很难有自主意识，如果我当时能够自主思考，可能也不会参与他们的行为”。
直到几年后，李亚超第一次在网络中看到“校园霸凌”这个概念，才第一次明确意识到曾经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性质。他看着新闻视频里被围攻的校园霸凌受害者，感觉内心被狠狠敲打，“无法原谅自己”。
但他没有勇气跟当年的受害者道歉，甚至没有勇气打听受害者的近况，“真的不敢想像他们之后会过着什么样的人生”。他也不敢在现实生活中向任何人袒露那段经历，害怕被鄙视。
3年前，李亚超发现了一个“校园欺凌”网络小组，他仔细读完了小组里的每一条帖子，最终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写上去，想为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提供一些帮助。
他的坦白和忏悔被一些受害者接纳，同时，他也遭受了部分受害者的攻击。
有人愤怒地质问他：“忏悔有用吗？你知道有人因为校园欺凌而自杀吗？我作为受害者没法正常睡觉学习、不敢出门，你们还要来标榜自己。你们这时候发声难道是让我们原谅吗？假借忏悔之意，以为这样就好了吗？”
李亚超被深深刺痛了，他说自己像个战犯。“不论做什么都不会有人原谅你，而你自己也永远没办法原谅自己，但是我也真的不想再一直责怪我自己了。”
盛千秋拒绝原谅欺凌者，她希望他们获得惩罚。
曾经，她一度想过与自己和解，不再纠缠于过去。但就在27岁那年，她无意听到一段转述，那个曾经带头欺凌她的男生说：“霸凌她这件事我觉得我做得特别好，完全没有后悔，没有悔恨。”
时隔十几年，盛千秋重新燃起了强烈的愤怒与痛苦，所有校园欺凌带来的伤害都涌进她脑海里——灰暗的校园生活、抑郁症、失败的中考和她彻底被改变的性格。曾经她是一个“内向斯文的小女生”，如今她成了一个“过分强硬的、走在路上别人都会觉得很凶的人”。
“但是欺凌者，他们怎么可能什么损失都没有呢？”
盛千秋讲述了一件在她心里埋藏已久的事情。
她读高一时，听说隔壁学校的某个女生因遭受全班女生的精神霸凌，喝农药自杀了。临终前，这个女生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告老师。”
3年后，高考结束那天，盛千秋碰巧和这名女生的同班同学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同学开心地打着电话，聊着对新人生的畅想。盛千秋则忍不住想起，还有个女孩，已凋零在16岁的春天。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裴思童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