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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3年4月）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以法治化的经济治理稳预期释活力促内需固增长”，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毛振华、邢自强、孙明春、王军、熊园、刘青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青代表论坛发布CMF月度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2022年经济简单回顾：从哪里出发
二、2023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态势及特点
三、 关键抓手是法治化的经济治理
一、2022年经济简单回顾：从哪里出发
1、2022年宏观经济简单回顾
2022年，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全国疫情反复，上海一度封城；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房地产市场承压；欧美国家的高通胀导致我国外部经济环境受到很大影响；俄乌冲突引起了一系列超预期冲击等。在一系列重大挑战下，2022年我国经济增速达到3%，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
疫情之前，以2019年为例，第三产业的GDP增速是最快的，第一、第二产业相对较慢。但疫情之后出现了相反的情形，第一、第二产业增速超过了第三产业。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由于第三产业受到了更大的打击。
从各产业对GDP的贡献率来看，疫情前，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超过60%，2022年这一比率降至42%；第二产业的GDP贡献率从疫情前的35%上升到48%，这主要是由大量基建投资带动的；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从疫情前的不到5%上升到10%。这说明疫情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影响。经济要回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关键在于第三产业。
分行业来看，对GDP贡献率下降最大的是房地产业，其贡献率从之前的约3%下降到-11.5%；批发零售业从约9%下降到3%；住宿餐饮业从1.7%下降到-1.2%；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从4.88%下降到-1.12%。这几个行业对GDP贡献率下降比较明显，主要是由疫情原因、消费能力下降和政策原因等导致的。
从需求角度来看，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之前的60%大幅下降到2022年的30%，资本的贡献率大幅提升至50%，净出口的贡献率变化并不大，相较2019年有一定提升。疫情期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对GDP贡献率比较大。在疫后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启动和稳定消费的意义重大。
2、2023年经济复苏的良好基础
一是我们平稳地渡过了疫情，但仍需科学判断疫情反复的风险；二是服务业有了供给的基础，但需求方面仍需研判；三是房地产利好政策不断出台；四是经济增长重新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这是政策转变的强烈信号。
二、2023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态势及特点
1、GDP已经显著回升，但波幅巨大
由于疫情态势转好、较好的经济韧性和良好的发展基础、靠前发力的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第一季度全国GDP显著复苏，同比增长4.5%，超出各方预期。
与此同时，疫情后经济增长的波幅扩大，对于企业和政府来说不确定性变大，预期变得更加困难了。
2、消费强劲修复，对GDP贡献巨大
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由负转正，达到5.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6.6%，修复态势强劲。随着经济、社会状况逐步稳定，消费会逐步回归常态。但由于谨慎性储蓄意识强化、收入基础受损等因素，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消费实力暂时难以完全恢复。
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经过疫情冲击，居民谨慎储蓄意识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居民出现明显的超额储蓄的现象。2019年以来，居民存款、贷款间的分化愈发明显，存款大幅增加，而贷款增幅不明显，2022年甚至出现显著下跌。多年来积攒的超额储蓄还没有出现显著释放的迹象，这表明消费要回升没有那么容易。
此外，消费取决于就业，而目前就业仍然困难。3月的调查失业率为5.3%，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不低的水平。特别是16岁-24岁青年的失业率继续上升，3月份达到19.6%，这是很高的比例。同时，我国存在高达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这可能会带来收入、就业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消费。
从收入来看，2022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3%左右，这相当于疫情前的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约为疫情前的1/3。今年第一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增速上升。
总结来说，由于谨慎性储蓄意识的强化以及收入基础受损，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消费意愿、总体消费实力暂时难以完全恢复。从这个角度来看，稳消费的任务很重。但是在稳消费的同时，考虑到现实的约束、收入、就业、居民理性选择等，我们也要避免急于求成、杀鸡取卵。
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平稳，房地产投资已有起色
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增速达到5.1%，高于GDP增速；基建投资自2022年以来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同比增速为10.82%，是维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主力军。环比来看，今年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基建投资增速下滑了一个百分点，可能是受到了春节的影响。制造业投资一直呈现下滑态势，由去年第四季度的9.1%下降到7%；房地产投资的跌幅收窄，由-8.4%降低到-5.1%。
总体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平稳增长，基建投资仍然是主要的支撑，制造业投资还没有完全激活，房地产投资仍是最大的拖累因素，但已出现改善。
4、制造业（尤其是新兴制造业）、服务业均扩张
2023年1月起，我国PMI持续高于50，3月份达到51.9，说明制造业开始扩张，但仍不够强劲。其中，代表战略新兴制造业的EPMI明显高于总体PMI，达到56、57左右，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产业结构在改善；服务业PMI在疫情期间非常低，最低跌到40，第一季度快速攀升至56.9，说明服务业恢复迅速。
此外，住宿餐饮、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接触类服务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22.8%、13.7%和9.4%，同样表明了服务业在快速扩张。服务业是重要的推动力，服务业的扩张将为经济的复苏打下坚实的基础。
5、民间投资总体信心不足，汽车投资一枝独秀
民间固定投资增速自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持续下降，增速较低，2023年第一季度同比仅仅增长0.6%。其中，第一、第三产业的下滑尤为明显，前两个月分别同比下跌5.2%和4.4%。
亮点在于汽车制造业强势上升，同比增速高达23.4%，可能主要是由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崛起。从出口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大幅增长。
6、民间投资持续低迷
从区域的角度看，民间投资持续低迷。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的民间投资自2021年以来持续下滑。今年前两个月，广东、江苏、浙江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9.4%、0.1%和2.4%，说明民间投资仍然比较低迷，还未完全激活。
7、企业增长有待恢复、稳固
企业经营指标继续下滑。今年前两个月，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滑1.3%，企业利润同比下滑22.9%，表明企业盈利能力堪忧。根据国税总局发布的数据，3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7%，相比1-2月出现了较好的回升，但其稳固性还需进一步观察。
8、外贸开局平稳，今年逐月向好
今年1月，我国进出口同比下滑15.1%；2月增速转正，同比增长1.3%；3月进出口非常强劲，同比大幅增长15.5%。今年第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4.8%，远超预期。其中，出口同比增长8.4%，进口同比增长0.2%。可以看出，在整体增长率逐步下滑的背景下，进出口扭转颓势，开始触底回升。
出口大超预期的原因：
1）我国贸易伙伴多元化
一方面，我国贸易伙伴多元化取得了进展。例如，受益于RCEP生效，我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16.1%，成为拉动出口提速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额同比增长16.8%，与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额同比增长7.3%，说明我们的贸易伙伴多元化了。
另一方面，稳住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同样重要。我们要意识到，贸易绝对不仅仅是商品的流动，其中还隐含着知识、技术的流动。技术的扩散和溢出对我国GDP的增长、贸易的升级和生产率的增长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强调贸易伙伴多元化的同时，也要稳定对发达国家的出口。
2）新能源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季度，我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出口合计大幅增长66.9%，增量超过1000亿元，拉动整体出口增速2个百分点，是我国出口大幅转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3）外贸经营主体数量稳中有增，贸易主体活跃度提升
一季度，我国有进出口实际业绩的外贸企业达到45.7万家，同比增长5.9%，表明外贸主体的活力增强了。
4）中西部地区出口快速增长
我国中西部地区活跃，一季度出口增速高出全国7.8%，规模占我国总进出口的8.6%，创历史新高。这说明国内产业在转移，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开始发力，为未来的贸易发展打下了基础。
9、货币和融资规模增长
一方面，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货币投放持续上升，2023年第一季度M2同比增速达到12.7%，是很高的水平。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0%。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长了11.7%，这对于支持实体经济来说是很好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持续倒挂，反映了社会融资的需求低迷，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在减弱。
从居民和企业的行为来看，2022年居民贷款明显下跌，尤其是中长期贷款（即房贷）跌幅较大。今年一季度，中长期居民贷款和短期贷款均显著增加，但仍然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还有增长空间。
企业贷款的规模和结构也有类似特征。第一季度，企业的中长期和短期贷款相较于2022年第一季度大幅增长，同比增速超过50%，表明企业经营活动大幅回暖。
10、CPI保持平稳，PPI继续下滑
今年第一季度，CPI持续运行平稳，月度涨幅显著低于3%左右的政府预期目标；PPI增速保持下跌趋势，但这并不一定代表通缩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去年的基数很高，导致今年同比增速较低。另一方面，今年能源产品，石油、天然气、煤碳价格大幅降低；由于排放标准和清库存等原因，汽车价格也出现大幅下跌；此外，猪周期对CPI影响也很大。因此，在解读数据时，可能需要谨慎一些。
11、政府收入下降，非税收入上升
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层面，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了0.5%。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了4.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了5%。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1.4%，非税收入同比增长10.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层面，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1.8%，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长6.1%，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同比下降23.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0.7%。
一方面，由于大规模退税、经济疲软、房地产市场走弱，税收收入和卖地收入下降，税收收入和卖地收入的下降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2022年以来非税收入增长非常明显，2022年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4.4%，2023年同比增长10.9%。其中，常规税收收入减少，而开支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从非税途径获得资金。但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要么不可持续，要么有恶化营商环境的风险，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12、地方财政空间减少
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财政空间大幅压缩，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脆弱性风险日益上升，导致发展地方经济的杠杆能力下降。收入下降，支出压力大幅增加，使得地方财政变得越来越依赖转移支付。根据《2022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报告》，2022年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只有48.4%。这意味着政府拉动经济的能力下降，有可能改变政府行为。
13、发达国家高通胀持续
外部需求可能也有下行压力。发达经济体的高通胀虽然有所缓解，但是还在持续，通胀率依然很高。因此，可以预见货币政策仍然会处于紧缩状态，尽管程度会有所下降。在货币政策的压力下，全球金融风险不可忽视。
一季度经济环境总体状况的突出特点为：宏观面超预期，但微观基础仍然脆弱。1）2022年的几大拖累因素均出现好转，比如消费回升、服务业迅速恢复、房地产业触底回升等；2）消费的谨慎性仍然很高，基础不牢，超额储蓄很高；3）投资总体企稳，但结构分化。其中有改善的苗头，比如新经济、新兴战略产业、房地产投资在上升；但民间投资还没有启动，活力仍然不够；企业的经营状况有待改善，投资仍然高度倚重基建投资；4）贸易形势超预期好转，但仍面临外需压力，风险尤存；5）政府财政约束收紧，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空间减少。政府的财政能力与发展压力间的差距变大，这可能导致政府经济治理行为走样，比如各种非税收入上升。
总体上，中国的经济形势偏正面，正在快速恢复。经济信号复杂，意味着经济正处在转折期。在这种转折期中，要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提高经济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三、关键抓手是法治化的经济治理
1、稳消费和激发投资活力是当前稳经济的根本
在新发展格局和新全球化环境下，外需不稳，内需就显得更加重要。政府支出能力受限，消费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6.6%，但基础不稳固，有一些反弹的因素，我们需要让它更加可持续。
民间投资缺乏活力，政府投资撬动民间投资的乘数效应羸弱，说明压力很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发挥作用的效力有限，既不治标也不治本。可以看到，M2增速已经不低，明确不能大水漫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不佳，财政支出的边际效应很弱；信贷资金错配严重，民间融资需求不振。在这种情况下，治本之策是法治化的经济治理，而不是常规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
2、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经济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一方面，提供公平、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心。 另一方面，法治化的经济治理可以规范政府行为，更好地塑造有为政府。 这两方面缺一不可。
3、当前经济最稀缺的是稳定的预期，法治化的经济治理是提供（短期和长期）稳定预期的关键
从提振和稳固消费的角度来说，要稳定收入预期，稳定提升消费的倾向，这其实就是让大家对未来经济发展有一个明确的预期。法治化可以让经济和政策的波动小一点，从而让预期更加明确。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也需要法治化的经济治理。由于民间投资是对预期的响应，如果政策摇摆不定，投资也会观望。此外，从制度成本来看，疫情期间各种管制和行政措施大幅增加，这些制度成本需要通过法治化的方式来消减，尤其是要消除各种未经法律允许的制度成本。
另一方面，大环境也需要稳定的预期：1）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本身就意味着预期和环境的不稳定；2）目前经济增速的波动非常大，同样意味着经济的不稳定性很高；3）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很高，尤其是在中美争端的背景下，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联系仍有不确定性；4）全球经济下行甚至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仍存；5）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巨大的约束条件下，更强的促增长目标可能会带来乱作为的隐患，从而扰乱预期。
法治化的经济治理有助于稳预期，预期稳定后才民间活力才可能释放，才能实现促内需和固增长。反之，只有释活力、促内需、固增长才能稳预期。大家对收入有了明确的期望，才能敢于消费。
4、法治化的经济治理要点
1）既包括立法，也包括执法
我国的立法是比较明确的，尤其是《民法典》确定了市场经济基本的运行原则，强调为市场主体，创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营商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坚定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
2）既包括规范企业，也包括规范政府
在疫情管控形成新的体制，以及当前的财政压力下，要确保政府以规范的经济治理来面对投资者和消费者。各种经济政策、管制政策、管制手段的出台都要符合法律规定，程序要规范、符合科学规律，杜绝随意及摇摆。
3）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关键，也是应对“卡脖子”问题、助力产业升级、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
新发展理念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创新和开放都和法治化治理直接相关，绿色涉及到创新，与法治化治理也有一定相关性。
5、法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关键一环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下的创新需要法治化保障。
1）高质量的市场制度是高端制造业比较优势最重要的来源
高质量市场制度包括契约执行和知识产权保护。哈佛大学的Nunn的研究表明，市场制度的质量是高端制造业比较优势最重要的来源，甚至超过了传统的人力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因为越是高端的企业，产业链条越长，涉及到的分工就越细密，对企业间契约的执行力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要求也就越高。因此，只有高质量的市场制度才能形成这些行业的比较优势。
2）好的市场制度是实现“以竞争促创新”的前提条件
我们经常呼吁“以竞争促创新”，但前提条件是有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创新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创新的风险更高。如果没有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哪怕创新成功了，收益也没法保障，这会降低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好的市场制度也是实现“以竞争促创新”的前提条件。
3）好的市场制度是实现“以开放促创新”的前提条件
扩大开放有助于扩大资本品、中间品、技术品的进口，来帮助国家实现技术升级和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外来的资本品、技术品可以与国内企业互补，提升产业发展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些进口产品也可能对企业创新形成替代。国内企业在买到好的技术、产品和资本品之后，可能就不做研发了，此时如果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就有可能衍生“拿来主义”。因此，当外部的技术和资本品变得便宜后，更要加强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否则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可能会下降。
4）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创新的重要阻碍
如果不能以法治的方式治理经济，而主要以各种多变易变的经济政策的形式，由于政策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很低，从而会阻碍企业创新，因为企业会担心政策改变带来的风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法治是在高水平的开放性经济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产业升级、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2018年5月，我在《人民法治》发表了一篇名为《以高科技产业发展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文章，其中明确提出建议实施一项为期3年的“经济法治行动”，来提高市场制度质量，促进创新和发展高科技产业。2021年初，中办、国办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其中首次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总结来说，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复苏的轨道。但由于各种信号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我们需要稳预期、释活力、促内需、固增长。其中，关键是要提高法治化经济治理的水平。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月度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如何更好地实现经济复苏、中国是否进入了通缩”等问题展开讨论。
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认为，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呈现出结构性复苏和温和复苏两大特点。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会加快，达到7.5%-8%的全年高点；三四季度可能略有回落，但还是会保持在5%以上。具体来看，供给端和需求端的修复均有望加速；投资整体稳健，下半年可能会有所回落；支持房地产投资企稳的积极因素仍然存在，目前已经有了复苏迹象；出口增速大概率会随着全球衰退预期的增强出现回落；当下的物价走势更多是由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结构性物价下跌，因此年内既无通缩之忧，也无通胀之虑。
在政策不折腾，稳增长不放松的大前提下，关键要打好宏观政策的组合拳，继续加大力度稳就业、扩消费、提信心、防风险。1）未来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是消费而不是投资；2）要采取新措施提高效能；3）要通过改革来完善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4）要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加大在居民就业服务、技能培训方面的政策支持；5）要出台更多的，特别是需求侧的房地产支持性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需要给市场信心，同时用市场机制推动复苏。市场化复苏的核心，是民间与政府的关系。三月份的经济数据好一些，但不能过于乐观，因为市场需求不是由国内决定的。
实现市场化修复的建议：1）回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认真为市场主体注入能量，培育市场活力；3）经济市场化的修复短期来看是消费需求，长期来看是投资需求，因此要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建立合理预期。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整体来看，中国不具备处于通货紧缩环境的条件。本轮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内生动力，其特点是供给端自发性地恢复。目前经济恢复趋势比较乐观，社会零售总额等数据都出现了改善。但很多人认为消费状况不佳，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消费复苏开始时冷热不均，多以服务业的复苏为主；另一方面，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经济复苏状况的反馈不同。
中国的出口仍然比较强劲，表明在中美关系短期内难见曙光的背景下，中国非常积极地抵御逆全球化的影响，把重心转移到扩大同其他地区的经贸和投资活动上。我国的GDP增速可能不会像疫情前那么快，但是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中的融入深度和竞争力还在。接下来的政策依然要保持较强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市场和企业有长期的政策确定性。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指出，虽然今年的经济环境会面临很大挑战，尤其是海外风险非常大，但相较于去年会出现明显改善，GDP增长5.5%以上不成问题。复苏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取决于消费者信心的复苏，同时也取决于企业家的预期。企业家信心的修复不能仅停留在政策制定者这一层面，还要在提高法治化水平的层面上采取措施。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两大驱动因素，一是城镇化需求，二是改善化需求。如果房企有能力建设，老百姓有钱购买，金融机构也有实力给家庭部门提供一定杠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就不太可能饱和。调控是有一定难度的，关键是要改变调控的思维，更多地考虑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
国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熊园认为，从当前经济的整体情况来看，全年实现5%的增长目标是没有问题的。从出口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重视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因为短期内他们对中国的出口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在汽车、家电以及纺服箱包等产品上的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要充分发挥这种竞争力。
政策建议：1）在修养生息的同时，尽可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地产和基建仍然是经济的稳定器，建议适当放松房地产的管控；2）建立稳定的法制环境。对于民营企业、外资、互联网等市场主体来说，稳定的法治环境和连续的政治预期是十分必要的；3）通过顶层设计化解债务困境。目前地方政府和居民端都面临着较大的债务压力，只有中央政府还具备加杠杆的空间。若不能有序化解当前的债务困境，中国经济的内生动能可能会面临较大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