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90年代的时候，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90年代末期金融危机出现了，当时日本政府的做法就是国家、政府把资金注入这些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努力十年，十年之后再把钱还给国家，总算是度过了金融危机。想请教一下中国目前遇到金融风险，让金融走向正常需要采取怎样的办法？
贾康：现在看中国在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也有前些年的一些经验积累。对一些有影响的银行金融机构注资，这方面可以追溯到1998年，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朱镕基正式出任总理，他认为有必要实施抵御危机的扩张性政策。除了当年做出预算调整方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之外，又下决心专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途就是给当时的工农中建这四家最大的银行补充资本金，使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那个水平。这样也就使国际上有些说法即“中国的主要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这种论点不攻自破，这是属于中国方面一定的经验。
刚才先生提到日本的经验，我们知道美国也有这样的经验。美国当年次贷危机闹得很厉害的时候，它没有救雷曼兄弟，结果金融方面的危机从“海啸”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它对花旗、两房等都是比较及时出手注资相救。注资这种政府拯救局面而防范危机的手段，一直运用到它给实体经济概念的通用公司注资——到了给通用注资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稳定大局的转折点。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处理风险过程中，简而言之，如果出现了特别需要的话，这些经验都可以得到借鉴。
问：想关注一下房地产问题，地方政府通过各方面努力，希望能够成为支持经济的支柱。现在目前这个方面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程度，政府如果给补贴给钱，今后房地产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会给消费预期带来怎样的影响？
贾康：对房地产我一直认为，客观上讲它必然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在它自己的发展中间，指标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房地产随着城镇化水平达到30%以上，是合乎国际一般经验进入高速发展期，大概城镇化每年要上一个百分点左右，房地产业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兴旺发展局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怎么样形成这一支柱产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最有影响的就是住房。房地产其实包括工业的，商业的，还有住宅的这些不同类型的不动产，住房是最关系民生的引起社会上高度关注的。在住房这个市场上，这些年的总体感觉就是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热了以后老百姓有非常明显的抱怨，给政府形成压力，政府就不得不用行政手段为主去把热度往下压，压下去以后转到冷的时候，又发现不行，冷了以后地方政府辖区里经济萧条，就业也受影响，老百姓要求的民生改进其实也不能得到实际发展局面的支持。所以，是在冷和热之间不断变换调控的方向，有人称为行政手段为主，治标而不治本，成了过山车或者打摆子。
2022年以后的情况，是从原来的从严从紧防范风险往下的行政压制，转成了可以称为政策暖风频吹的过程，一直到不久前还有相关的一些支持文件，就是怎么样让房地产市场投融资得到更好的政策支持，一直落到很具体的操作细节上。这一轮，在中国有希望在2023年迎来发展新局面的过程中，大概率就是“冰火两重天”的中国房地产业界火的这一边带头稳住、升温，冰的这一边很多的情况要特别注意区别对待，但是大的可能性还是跟着火的局面走。冰的这边也是趋于稳住，以后有先有后看有没有可能回暖。
问：这样房地产税收就更得往后？
贾康：在这次调控方面，决策上又提出了要形成健康发展新模式，这个意思延续了过去说的健康发展长效机制那个指导思想。按照健康发展的要求，怎么解决问题呢？就是得标本兼治而要体现出来治本为上。制度建设才能治本，而制度方面中央早就强调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应该是配套，我认为至少包括土地制度、住房制度、金融制度和税制，税制改革又是其中的一个硬骨头。
房地产税具体的改革，原来在中央层面上强调共同富裕的推进之后，已经有了一个安排，就是积极稳妥推进立法，配套的则是要在上海重庆两地有称为房产税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的基础之上，扩大实施的范围。但到了2022年，因为考虑到应对三重压力，收缩性政策都暂缓出台（说法开始叫"审慎"，其实就是都暂缓了），财政部表态房地产税改革试点的扩围，在这个年度之内不予考虑。现在这个年度过去了，我觉得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铺垫。前面几个月财政部说，和深圳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份文件，就是合作推进深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财政部要从政策、管理还有制度改革三个方面来支持深圳往这个方向来形成示范。那么在改革这部分，专门提到了支持深圳在税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而深圳作为地方层面，它税制改革能够先行先试什么？马上想到的就是它是不是应该加入试点的扩围。如果时机成熟，我估计这一步就会迈出来。
我个人始终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财税的现代化，中国的财政体制、税收体制要现代化，必须有现代意义的地方税体系。地方税体系里，又必须有现代意义的房地产税制度，就像日本的经验、美国的经验，都表明了。
问：刚才提到地方财政的情况比较困难，现在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央和地方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这个想听一下您的见解。还有支出和共享税的问题能不能有所调整？还有一个是把国税拿到地方征税这个有没有，在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方面考虑？
贾康：现在讲地方财政困难，大家都高度关注，它的成因方面，我觉得确实有些误解。一些人说中国因为有了1994年的分税改革中央集权过多了，所以地方困难。其实这个认识是不对的。分税制不是讲的集权，讲的是从原来的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我们有全套的分析：这里面直观地来看，中央在百分之百财力盘子里所拿到的部分是增加了的，增加了以后，中央主要是把自己扶助欠发达地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能力提升了，满足了本级支出需要以后，新增财力主要都是转回来区别对待地支持欠发达的、民族的、边远的地方，这不是集权，实际上是在很好稳定地正确处理政府、企业关系的基础上，更合理地处理中央地方关系，支持各个地方能够一起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在直观的数据看，原来全国的财力里，中央已经在比重上低到了只有20%出头，1994年以后这个比重又拉到了50%出头，这些年是缓慢回落到45%左右。中央拿将近一半的财力满足自己本级支出需要，只需要20个点，25个点左右都是做对地方区别对待的转移支付支持。这样一种机制，和日本，和美国，有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日本中央级政府要往下支持都道府县、市町村，美国联邦级它也要往下往对州对它的Local层级给出财力支持。我们前些年看到的数据，美国和日本在整个财力格局里，比中国这方面更明显地表现在最高端所掌握的财力比重，要高到60%-70%，中国只是曾经达到过55%，这些年又回调为45%，绝对不能以这样一个指标来说，是中央政府太集权所以地方困难。
我们分析地方的困难最主要的形成原因，不是分税制造成的，恰恰是分税制在省以下没能真正贯彻落实造成的。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的省以下还都是不得不做的分成制。出路上，我一直在强调，应该是把中国整个政府的行政层级扁平化，最后走到中央、省、市、县三级这样的一个按三级配税基的状态。如果是有了三级的框架，那么就没有必要像原来理解的那样给五级配税基，五级配税基是无解的，是不可能做出来的。那么中央下面的两级在中国都称为地方，省和市县应该有地方税体系，给他们形成比较稳定大宗的收入来源。
未来的地方税里最主要的税种，一个是在资源税概念之下按属地原则的绝大部分，凡是可以认清以属地这样定位的，都应该归地方，只有海洋石油因为不好确定它到底应该归哪个省，所以这块税收归中央，这是地方税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另外一个，就是要考虑逐渐培养的房地产税了，这也是借鉴国际经验，是从逻辑上讲有这种建设的需要。其他还有一些地方上比较小的税种，合成一个税收中的地方税体系。在有了以税收作为稳定来源的支持的同时，还应该有中央和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这就是比较客观地以公式法为主，做转移支付，支持扶助欠发达的地方。合在一起，才能比较好地从长远的意义上去消除地方财政困难，特别是基层财政的困难。
这样，未来中国财政体制合理化建设的要素，应该有这么一个合乎逻辑的序列：就是三级框架中，各级政府首先要明确政权应该履行的事权，这个事情已经在做，这些年通过文件先规定所谓财政事权，形成它的清单，以及跟事权匹配的支出责任清单，一直落到操作层面。事权支出责任后面跟着的，应该是财权，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税基怎么配。事权、财权、税基后面，还应该有资产管理权，这方面中央、省，还有市县这三级，基本上已经有了人格化的资产管理机构的设置，这个框架也已经有了。再加上举债权，中国现在是法律已明确规定中央发国债，地方概念上是省牵头发地方债，实际上省把每年跟中央商量好的各自的发债额度实现了以后，还要再切分到下面更低的地方层级上使用。这样政权、事权、财权、税基、资产权、举债权后面跟着的运行载体，就是规范的预算体系：现在中国分四种预算，一般收支预算、国有资产预算，还有社会保障预算，另外有中央和地方都有的基金预算，这个就落实到所有政府职能的履行都应该有的财力匹配上。
在这样的一个体系运行中间，就少不了前面所说的中央和省要有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同时也在发展所谓横向转移支付。首先是对口支援，中国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中央牵头确定哪些比较发达的区域去对口横向支持欠发达的地方。再有，也在实验一种所谓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比如一个流域，有上游、中游、下游。上游的、中游的地方，更多承担保护水源质量的责任，下游更多的工商业活动产生的收入，要横向过来支持上游这种生态保护，使他们也能够得到利益。这大概就是所谓分税制分级财政未来我们期待的健康稳定可持续的状态。
现在的局面之下，不得已把共享税搞得很大了，第一大税增值税，再加上两个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都是共享的。未来地方税体系越来越有支撑力以后，不能再一味依靠共享，而是要有一个逐渐更符合分税制长治久安的演变，在有些税种上，确实就如同刚才您所说到的，也打过主意，比如能不能够把中央于生产环节100%拿着的消费税的其中一部分，转为在后面消费环节上的收入，归为地方，成为地方财力来源的组成部分。这个只是开了一个珠宝首饰的头，很有限的一小部分，试点后来没有听说有进一步的发展，还得看以后配套改革中间怎么样通盘考虑。
问：请教一个问题，刚才讲到房地产，如深圳可以作为先行先试的一个城市，就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是由谁来做出这个决定让它先行先试？
贾康：现在只能推测，从文件提到先行先试，实际想到必然是要把房地产税试点扩围，放在最先考虑的先行先试内容上。深圳它是有中央寄予厚望的特定要求，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对应性，比如对浙江明确地说是要建设共同富裕的示范区，而共同富裕就跟这个房地产税产生的调节作用对接上了。所以，我估计在经济形势如果有了一定的好转、决策上认为时机到了的时候，合乎逻辑的，是应该把深圳、浙江这样的地方纳入试点扩围。此外是不是西南这边也应该有一点考虑，重庆是第一批的试点，有没有可能考虑成都也纳入试点扩围？这类事情就只能是拭目以待了。
问：共同富裕是不是中央领导个人特别关切、特别喜爱、特别寄予厚望的一个理念？
贾康：如果从中国官方改革开放以来最权威的信息看，共同富裕首先是邓小平强调的，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致富，客观地讲又不能大家齐头并进一起富，那就要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但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先富起来的地方一定要回过头去支持欠发达地方，先富带动共富，这是一个邓小平的基本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说现在到了着力推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了，有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意识，就是在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本质的诉求上面，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更多体现出推进其实现，而且应该设定主要的目标和路线图。在新的两步走这个现代化目标于2049—2050年实现的时候，也应该基本达到共同富裕。大概是这么一个承前启后的关系。
问：非常感谢，我们提出了特别多的问题，您都作了回答。
贾康：很乐意跟大家交流，说说我们研究者的看法供各位参考。
问：中国的情况对我们外国人讲有很难懂的地方，通过您给我们讲解我们得到很清楚的一些认识。
贾康：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贾康学术平台| 版权属贾康先生，转载请注明“贾康学术平台”，感谢关注与支持！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也欢迎关注“新供给经济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