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贾康先生2023年6月的研讨发言整理）
今天主题讨论的切入点，是针对加大投资或者加大消费这样一个方向的选择，而考虑负债的匹配。我想先谈六层看法。
第一，消费与投资两个概念的关系。中央的表述，在学术上是相当严谨的，就是消费是基础，而有效投资是关键。从社会再生产原理来说，所有的经济活动，出发点与最终的目的当然就是满足公众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所体现的需求——是落在目的和归宿上，当然它是基础。这个意义，从“出发点和归宿”上，就可以把它表述清楚了。而有效投资是关键，那就是说在能动作用方面，整个社会再生产一定要有一种产出，使有效供给能够适应需求而且引领需求，来源源不断地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出来，那么这个作用的源头一定是投资，而且这个投资，需要具有“有效性”。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意义，我觉得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没有有效投资，就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就业，就不可能有社会成员可预期、可得到的收入，就没有支持社会上老百姓消费的源头之水，你要是一味在这种情况之下去刺激消费，提振消费，加大消费，听起来很受欢迎，但是可持续性堪忧，到一定的情况下还会陷入“民粹主义基础上福利赶超”带来的恶果，比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一群国家那样，吃很大的苦头。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消费显然不行，必须有老百姓的就业、收入来形成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而这一定是要求从源头上处理好“投资的有效性”。
当下， 在 面对 整个 发展态势的现实考虑中， 资源配置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市场决定”论， 以及 在中国追赶 - 赶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紧跟着的一句话——“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在 目前阶段 有特别的意义：实际上还是要承认有凯恩斯主义认识框架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经济低迷已经持续了十几年， 增速 还在一路走低，今年 我国 如果能够达到 6 % ，和去年复合平均的增长速度也只有 4.5 %左右 ， 还 没有达到中央所说的“维护在合理区间”的要求，而且这影响 着 以后“新的两步走” 目标 能不能如愿 达到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通盘考虑 如何以关键性的有效投资满足基础性的消费需求， 而承前启后 。
那么对于有效投资在中国的关键意义，我认为在当下特别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当然观点上是见仁见智，各不一样。我注意到有些观点的倾向性是不太看重这方面，还有更极端的看法，有的学者说只要把消费刺激起来了，中国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并批评投资在政府来做，全是无效的，低效的，等等。政府确有低效、甚至失误的问题，但这方面还有一个“外部性”的问题：政府要做的这些投资，直观地看，微观视角的成本-效益分析往往是不合算，但全局来看却有它的合理性，比如前面我国做的青藏铁路，到现在，项目的财务表现怎么样？还远不可能收回投资，但从全局来说，事关所谓“正的外部性”的实现，即支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全局发展的后劲与可持续性，等等。这种综合绩效，是必须肯定的。当然相关的举债、投融资，就得有一个瞻前顾后，作出合理的衔接。
这样的正的外部性的追求，有效投资的有效性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必须统筹协调，瞻前顾后，必须有一个高水平的政府顶层的国土开发规划罩着所有的项目。这个方面我觉得需要说清楚：这不是否定总体而言的市场决定作用，是讲市场失灵而政府必须发挥的作用。微观主体、基层单位在一个“一盘棋”式的国土全域上投资形成不动产，以“试错法”，不能形成有效的通盘结构和有效投资的支撑，错了以后再要改，代价极高，甚至不可能改过来。政府这方面当然也会犯错误，比如北京城50年代初否定了“梁陈方案”，到现在人们只有痛惜，没有办法了，逼出了一个新的“两中心方案”——通州和雄安的建设。现在我们当然就得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这是第一层面切入后，要讲“满足消费”和“形成有效投资”的关系，并且从具体项目，要一直上升到通盘的国土开发的正的外部性，认识所有具体项目的直接效益与其“国民经济综合绩效”的考量。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紧跟着说，当下如果我们考虑更积极地做有效投资，政府主体应该发力参与或引导、鼓励的项目在哪里？很多人说已找不着，但我说俯拾皆是——这几年我一直在讲，最简单地说，中央反复强调的“新基建”，一定要搞，别无选择。数字经济平台公司必须完成整改，赶快让他们能够“另起一段”在创业创新之路上抖擞精神继续往前走；而新基建一定需配合着安排各种各样的老基建。中央关于新基建早有了一览表，七大重点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匹配的其他可以结合重点抓的项目。再比如说，凡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更不要说千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按照国际经验，一定要赶快建设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这个事情别无选择，发改委这一段儿还吹风严格控制这些地铁系统建设，这就有点儿倒行逆施了——看看北京的沉痛教训，地铁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现在后遗症非常严重，这么一个“首善之区”大都市，这方面有点儿现代化意味吗？老百姓买车摇号，要几千个之中取一个，这是国际笑话！我对比了纽约、东京、慕尼黑等等，说明为什么人家机动车拥有率明显高于北京，却完全不用像北京这样控制机动车的购买——基础设施支撑的有效供给，是最根本的“现代化”条件，一定要过这个关。
与这个轨道交通网相配的，一定是要有机动车的停车场停车位。北京市又是倒行逆施，本来就严重不足，还到处画“禁停”，连郊野公园旁边都画上了禁停，跟老百姓过不去，这是干什么呢？为增加罚款？有关部门有过估计，几年前就说全中国缺五千万个停车位，后来说不止五千万个——那么今后停车位还得配充电桩，还要搞立体停车场停车位，比如北京的平安大道两边只有立体化，没有别的出路了，就算一个停车位平均十万元投资，总体是多少投资？五万亿，与当年的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相比，现如今千头万绪里的这一件事，都要超出它的总规模，而它对于扩大内需、改善民生和繁荣经济生活的影响，总体来说一定是正面的。当然建设起来，还得循序渐进，规划水平要高。
接着我再举几个例子，还有老百姓特别关心的老旧小区改造。这个事情八年十年做得完吗？这么多中国的城市老旧小区改造，迫在眉睫要更积极地做。海绵城市建设，我们已面对非常明显的这方面的刺激因素，郑州说花了几百个亿，结果那场大雨水来了以后，出了全国震惊的不幸事件，没有别的选择，必须把这个 海绵城市建设建到位，哪能再出一次这样的事儿呢？这都是非常活生生、俯拾皆是的项目。地下综合管廊，我认为早就应该规定，所有的新区建设（现在还不断有新区），必须是标准图纸只能按照综合管廊设计建设，否则不许开工；老的城区没办法，慢慢地去改造升级。乡村振兴，是现在的国策，乡村振兴里的增长点，是不是要有不动产的形成、投资建设的项目？又是一个综合绩效考虑必须要做的重点。国土整治项目，是不是得做？（但有些又做反了。我这一段网上看到，有些地方以粮食安全为名把山上的林带毁了搞梯田种水稻，一场大雨下来，整个水土流失，干的什么糊涂事儿？这属于错误投资的折腾）。有效投资的有效性是关键。我们要做投资的生产要素，一样不缺：我们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基本技术力量，有基本管理力量，我们完全可以努力争取以一个好的国土开发规划罩着所有这些项目，八年、十年、二十年做下去，配合“新的两步走”。政府应牵头的，就是这种特别看重综合绩效、当然也要在每一个项目上尽力提高直接绩效、从而结合起来的通盘开发顶层规划。
跟着讲第二层。消费、投资这两个概念，都和举债、借贷有关。比如前面说到的老百姓的消费，总体来说首先考虑必须形成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购买力，那么就得有前面投资的支撑，总体来说必须使民营企业能够提振信心，改善预期，继续提供中国现在几乎百分之百的新增就业机会。有学者，比如陈全生，抠过统计局的数据，得出确切无疑的结果，是这几年100%以上的新增就业，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怎么会“100%以上”呢？因为国有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密集性特征上升，它总的就业盘子是萎缩的，填上去的部分，便是民营企业的贡献。这个方面，如果把有效投资做好，也得配上融资、借贷，包括举债（如特别国债）。是要以投融资使老百姓有就业机会，有货币支付能力，然后跟着有消费潜力的释放，当然还得配上社会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另外，居民有些能力一下够不上的消费支付，所以借贷概念也来了，就是我们这些年已积极探讨的消费信贷，对应房、车、其他耐用家电等消费品，这方面还要总结经验做得更好。投资方面当然就更清楚，必须是有合理，可持续的融资，而投融资是一个整体概念，这里面的债权融资，就是借贷问题。
第三个层面，我们当然要警惕风险。投资，特别是投融资，主要防范什么风险？中央说得其实很清楚：系统性风险。经济活动无处不有风险因素，宏观上说，关键是不要形成系统性风险，如要说看见风险就按住，什么风险都不能感觉到，整个经济便没有活力，而且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最典型的，2021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出来以后，韩文秀副主任直言不讳、言简意赅地指出了“双重谬误”，其中第一个谬误是“合成谬误”，最代表性的可看房地产业。2021年年初，已经有了“三条红线”，然后所有的公共权力管理部门、管理环节，都是从严从紧防范风险，都是在贯彻中央精神，看起来政策方向都对，都要火线立功，表现自己守土有责，但是韩主任说，形成的却是宏观上的负面效应，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总结的最近的教训。“灰犀牛”在房地产领域真的冲过来了，但却不是从原来所有环节一起发力要防范的过热方面，而是陡然到来的从萧条、违约、崩盘威胁方面。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整个房地产业的政策转向暖风频吹，到现在也才只能做到使大家感觉房地产总体来说不会崩盘，要解决陆续出现的违约和其他麻烦的问题，还有一个过程。当然，“冰火两重天”格局中，火的这一边已经在波动中间表现出来一定会回暖，冰的那边可能更需要一城一策地解决问题，但总体的趋势也是跟着走完这一轮的上升。当然这里面该总结得，还有不要再浪费这次的危机，认清和处理中央说的新发展模式，也就是过去说的“健康发展长效机制”靠什么打造？要靠“基础性制度建设”，啃硬骨头的配套改革。这方面一直是我们的短板，几轮房地产调控就是治标不治本——人民日报非常明确地说了这一点。必须追求治本。那怎么追求？当然跟后面我要说到的金融角度上的配套改革又有关系。这个防风险、防范合成谬误，在中国其实已经有值得总结的重要经验和教训。
这方面我们也得注意，方方面面担心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确实要仔细研究。我觉得最概括地说，中国当下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一个角度，是局部的一些压力特别突出、值得关注的地方；另一个角度，就是所谓隐性的债务风险值得特别关注。局部的压力过高，如果出了问题再去灭火，影响全局，震动整个的市场信心；如果是隐性的，迟迟不能发觉，一旦爆发又是措手不及，还很可能形成塔西佗陷阱式公信力丧失。
对这些事情关注后，还得具体分析。我尽量简短说一下大家最近关心的贵州案例。遵义出现了城投债的违约，实际上重复的就是前些年早已经看到的云南那边省级路桥公司解套的办法，过几天经过协调以后，正式宣布本金展期，利息照付，马上市场又归于总体平静了。我们有这个空间，但它已经暴露出来矛盾问题，如果这种事情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非常尴尬，余地就会越收越小。还有大家说到的贵州省现在新的领导似乎有授意让政府研究中心专门发文讲他们的债务沉重。前面几任贵州领导，几乎都是出了政绩成为国家层级领导人的，他们怎样出的政绩？好的规划加高负债。得承认这里面并不都是弊病，有它的积极因素。现在如果贵州要解决问题有没有办法？人们也说了，你把茅台的股份再卖一部分，马上又风平浪静，我们有这个空间。但要总结经验教训，以后能不能更好地掌握节奏？不要频频出现这样让大家感觉有可能过不去的风险压力。
再有第四个层面，简单说一下特别值得讨论的地方隐性负债。前面说的贵州、云南叫局部，类似的局部还有武汉等地方，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个隐性概念。这个隐性，到底隐在哪儿？财政部要求广东等地查清以后上报，上报以后的信息作为绝密，只字不透露。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拿到确切信息说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是个什么样子。学者的推测不作数的，有人说整个城投债现在的规模60多万亿元，其中10%-30%可能是地方隐性负债，那么这个变动幅度就相当大了。就说30%，约18万亿，跟整个中国GDP相比，公共部门债务余额加上十几个百分点，就大祸临头吗？不至于。但是值得警惕。
这个方面要进一步讨论，我觉得更应该聚焦到，到底什么是隐性债？至少有一个，是还没有完成转制的地方政府平台暗度陈仓继续搞其负债的财政信用化，由它作为主体来变相地给地方政府筹集资金。另外一个，依照法规地方政府不能给非政府主体做担保，但实际上有些担保已经形成，一旦出了相关的事情，地方政府难逃干系。第三个，人们担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规范性不足，产生隐性负债。这都得具体分析。今天时间不够，总体来说，这三个方面具体的风险防范要有一个总体思路，然后要分别施以对症下药的措施。我和吴昺兵博士有长篇论文对PPP的负债作了详尽分析，可在网上查阅。
第五个层次，总体的思路上我愿意强调，要疏堵结合，而堵不如疏。要援引大禹治水的古老智慧。这就是前一轮我国预算法做修订的时候已经明确的大思路。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一定是要有举债的，政府的财力筹集也一定要对接有偿的举债投资、投融资机制。这方面的可持续性，是需要制度创新加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当然还有观念的创新，这是一个配套的改革，是制度创新为龙头带出来的我们应该追求的高水平境界。在这方面，其实金融里面一定还要有政府用有限财力为后盾的政策性金融的充分发展，以政策性资金，来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我国原来久以有之的财政贴息，2020年曾经大显身手；政策性信用担保，一直在实践中的探索；产业基金，地方近些年也特别注意——产业引导基金显然是个政策性的机制，母基金不直接做项目，带出一群非政府为主体的子基金，配上一些好的“跟投”等捆绑机制，能够把权责利尽可能结合好，去按照产业政策导向支持创新。这些都值得总结。PPP现在估计还要过一个低潮期，因为大家知道中央层面管理的关键环节，两个主要干部都出了事儿，现在还在进一步清理，会注意纠偏，但是对以后PPP创新的必要性与规范发展方向，一定不能够否定，这是一个非做不可的创新。那么总体思路上，就是疏堵结合，堵不如疏，沿着预算法修订的基本思路，继续我们要有所作为，守正创新，守正出奇。这是中国必须走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这条路比较窄，但我们别无选择，否则你只跟着别人发展，实际会越来越被动。
第六个层次，当前抓住契机打开新局面，要适当举债。速度的走低还未完结，今年虽然大概率能实现5%或者比5%更高，但是2022-23两年综合平均，没有完结2010年以来的下行过程，关键就是明后年不能再出现新低。那么一定要抓住契机，这里面很多的政策手段，是可以用的。这个公债概念下面，叫它什么，其实还是一个标签，比如说抗疫特别国债，特别公债，地方专项债，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是一回事儿。地方专项债不计入赤字，这跟特别公债一样。“抗疫”是讲了它特定的用途，不加这个用途表述，也可以一部分抗疫，一部分做别的事情。地方专项债可以长达30年为期，这与1998年朱镕基同志当总理以后，下决心推出的2700亿特别国债那个机制设计一模一样，三十年现在还没到期呢（2028年到期），如果说一次性还本，也只是2700亿的本金，对比现在20多万亿元的财政收入盘子，已仅是一个百分点的事儿，那有什么多大的压力？我们具有这个腾挪空间。守正创新，一定要看清楚市场经济可总结的共性的经验，再结合中国我们审慎的、但又要积极有为的利用公债的机制和手段。总体说，还是要强调，必须在运用总体公共部门债务资金安全空间的时候，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在大规划之下务实追求科学化、精细化、实施绩效考评和问责制，盯住全国一盘棋的合理性，盯住每一个项目的规范性，实现尽可能的高水平。当下我认为，在上半年的快报马上要出来的情况之下，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就要积极考虑适当给扩张政策加码，配之以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来引导新局面。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讨论中作为补充再简单说一下案例观察：最典型之一是贵州。那里本来是一般人认为最不能做到县县通高速的了，但它却首先实现了县县通，整个都是建在桥梁和隧洞连接的这么一个大网络上面了，因为那里基本没有平原，“地无三尺平”啊。对于贵州在西南方面总体来说它现在的崛起之势，还得基本肯定，“要想富，先修路”，以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带动超常规发展，虽然它高负债（这样做必然高负债），但如果处理得好，却又是一个守正创新、守正出奇的案例。我们不能把话说绝对了——现在如果新任贵州的领导有意让他们的政府研究中心在这方面放风，表示债务负担沉重，当然要引起方方面面注意去缓解它的压力，这是有必要的，但是整个经验的总结，还是得全面看。大前提，是贵州不负债不可能有今天的西南数据中心和相关产业集群这样超乎一般人意料的崛起，和特别符合中国追赶-赶超战略的这样一个案例的形成。
另外，一定要总结这方面“得”的之外还有什么“失”，怎么控制可能的不良负债。特别是有个独山县，那也是在贵州，建什么“天下第一水司楼”，太不像话了，那就是胡来了，贫困县里花几百个亿搞了一个要烂尾的大楼，那就是沉重的教训。所以，要全面看待地方负债问题。
有学者精心准备了很精彩的对政府公债的抨击意见，归结为四项底层逻辑引出的虚幻，即结论为不可取。虽逻辑讲得很清楚，但视野还是落在微观的一般债权债务常识直接搬用上，然而恰恰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负债，它有一个需“捅破窗户纸”可以说的概念，就是只要有适当控制，“公债不是债”，甚至再极而言之，哪怕没有适当的控制，最后这个政府垮台了，它仍然不是债。应看到如果是适当控制，能把它的余额跟GDP之比总是控制在安全区之内，也没有管理得一塌糊涂的话，那么就是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与滚雪球一样的——在一个一个具体跟政府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人看来，钱是有去有还的，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有借无还的，随着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可动用的债务资金量也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国债、公债不是债。再假定这个政府最后弄得不可收拾而垮台了，它的公债更不是债，不可能再还了。这是极而言之来说。当然，我们一定要避免“倒U曲线”过了以后，那个风险一下子表现出来的风险度迅速增加，而且这时曲线向下，是非常陡峭的（如使用有学者所说概念，公债作为一种“文明”，这时就一下子全表现为“文明病”了），这是我们一定要防范的。所以，在分析了一般人认识到的债权债务逻辑关系后，现在往往缺少的是怎么上升到宏观层面，深入考察公债的特殊性。如果最后的命题能落到“发债空间多大”，那么这个命题是正确的，没有否定政府发债的必要性，并且符合几乎所有市场经济体的基本现实——接下来就应讨论认识和量化这个合理的空间，要有什么样相关参数？我们在中国的特定情境下，特别在当前的阶段上，亟应掌握好这个又发债、又防范系统性风险而寻求的兴利防弊。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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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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