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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3年中期）暨胡乃武学术青苗奖学金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为论坛致欢迎辞，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副主席，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闫衍联合主持，聚焦“夯实复苏基础的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来自政界、学界、企业界的著名经济学家宁吉喆、江小涓、高培勇、刘元春、毛振华、刘晓光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纪念胡乃武教授教育基金-胡乃武学术青苗奖学金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应用经济学院评选推荐，纪念胡乃武教授教育基金会评选出8名同学获得首届胡乃武青苗奖学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为获奖学生颁奖。
胡乃武学术青苗奖学金一等奖获得者为经济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谭涵予、应用经济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韩晓。二等奖获得者有：经济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周钰丁、经济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杨登宇、经济学院2020级本科生范思源、应用经济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陈荣杰、应用经济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崔健和应用经济学院2020级本科生郭标。
论坛第二单元，王轶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各位到场的以及线上的嘉宾、老师、同学和媒体界朋友表示了热烈欢迎和诚挚的问候。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成立17年以来，聚焦中国宏观经济动态和前沿性重大经济问题研究，已成功举办会议论坛近210期，发布报告600余份，积极发挥了“国家高端智库”咨政启民的先锋作用。
他表示，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应当主动承担历史使命，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的重要一年，做好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环境，只有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后，王轶表示，本次论坛汇聚政产学研各界专家，共同把脉中国宏观经济，分享深度洞见，为中国经济把脉问诊，指明未来经济走势方向，必将为中国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稳步迈进添砖加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的力量。
论坛第三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代表论坛发布CMF季度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一、本轮中国经济复苏的起点、目标与必经阶段
二、实现恢复性增长下的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
三、继续夯实复苏基础的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
四、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预测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本轮中国经济复苏的起点、目标与必经阶段
1、宏观经济分析的三大主题
疫情放开以来，宏观经济不断发展，形势也不断变化。大家对不同的数据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整体上分歧较大。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可以用错综复杂一词来概括，但其中也蕴含着一些明晰的条理。
一方面，不论是从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还是需求面来看，不同指标的同比增速都是有高有低。例如1-5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1%，社零总额同比增长9.3%；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4%。总体来看，宏观经济形势是比较复杂的，这是由于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经受了疫情的持续冲击和干扰，并且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主体受到的冲击有所不同，因此呈现出非常不平衡的现象。
另一方面，从近年来的平均增速来看，数据明显有所收敛。例如供给面在2019-2022年的四年中，平均增速为5.3%左右；而内需面平均增速大概在4.0%-4.5%之间，这只是名义增速，扣除通胀后实际上可能只有2%-3%。这意味着宏观经济的供给面明显强于需求面。
从外需面来看，也有这样的趋势。过去三年中，出口支撑了经济增长。今年出口规模仍然非常大，进出口总规模也很大，但出口增速出现了非常剧烈的波动，并且存在各种结构性的问题。
2023年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主题：
1）当前经济复苏的性质与所处阶段研判。这将为我们把握下一阶段的经济走势提供基础。
2）实现复苏阶段转换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提前做出预案，针对性地进行选择。
3）下阶段宏观政策取向与调整政策空间评估。这将使我们在出台政策时拿出有针对性的方案。
2、本轮中国经济复苏的起点
过去三年，中国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稳住了经济大盘。我们没有像欧美一样爆发经济危机，并且没有出现经济衰退，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宏观失衡被持续放大
过去三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工业生产和投资，消费和服务发展较为滞后。这就意味着今年以来，消费和服务不仅要实现恢复性增长，可能还需要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否则宏观失衡就会被进一步拉大。
2）微观基础被持续削弱
具体表现为居民的就业质量下滑、收入增速下滑，以及企业绩效的恶化。全社会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脆弱化的现象。
3）外部环境持续恶化
集中表现在两方面：我国的高端科技发展受到打压和封锁，而中低端产业在面临替代。
以上是去年四季度疫情解封时我国经济所处的状态。与这个起点进行对比，才能更好地看清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向。
3、本轮中国经济复苏的目标
2023年是疫情影响消退，经济秩序归位的一年。中国经济复苏核心目标是通过恢复性增长和微观基础全面修复，重回疫情前的常态化增长轨道。具体包括三个任务：
1）纠正宏观失衡
服务和消费至少要达到恢复性增长，甚至需要更高的增速，这样才能弥补工业生产和投资带来的新的需求缺口。
2）夯实微观基础
企业和家庭要深度修复资产负债表。政府也有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冲动，但一定是企业和家庭优先修复，政府不能抢跑。当前，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同样亟需修复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上半年的财政政策力度没有预期中的大。
3）改善外部环境
要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总理最近在欧洲进行各种访问，我们也邀请了美国企业家来华访问，这都是在试图改善外部环境，巩固我国在全球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4、本轮中国经济复苏的三个必经阶段
带着这样的目标和起点，我国的经济复苏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不同于以往周期，这三个阶段可能不像刚开始复苏那样自然而然地发生，每个阶段都可能遇到新的阻碍。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阶段，以供给和需求各方面实现恢复性增长为主要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资产负债表全面修复阶段，主要以企业利润、居民就业、财政收入的改善为主要特征，目前修复幅度的还不够大。
第三个阶段是常态化扩展阶段，以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重归潜在增速为主要特征。
每个阶段都有鲜明特征，并且这三个阶段不是自动演进的。比如资产负债表修复以后不一定会扩张，可能会选择维持。本轮复苏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因为经济复苏的关键是要实现从恢复性增长向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转变，这点是非常困难的。
一是由于去年年底，短期经济恶化的态势已经形成，虽然今年一二季度开始逐步扭转，但目前仍以恢复和维持为主，走向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意愿不足；二是由于三年疫情冲击下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累积，与2019年之前已有的中长期趋势性问题叠加，削弱了经济的潜在增速，需要至少1-2年的时间来调整；三是外部环境急速恶化，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经贸格局重构，外需存在超预期回落的风险，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适应性调整；四是我国微观基础比较薄弱，悲观预期持续传染并在风吹草动中不断固化，宏观层面上则容易落入悲观的自我实现陷阱，需要宏观经济率先并持续复苏才能从根本上予以缓解。
二、实现恢复性增长下的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
1、上半年宏观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三重压力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
1）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反弹，为实现全年预期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一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长4.5%，名义GDP增长5%，分别比去年四季度回升了1.6和2.1个百分点。当前经济增速的恢复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的全面反弹。一季度，第三产业的主要细分产业相比去年都有大幅回升，二产和一产增速略有回落。尽管二季度以来，很多经济指标都在放缓，但考虑到去年二季度的超低基数，以及三四季度的较低基数，我们认为全年增长5%的目标预期能够实现。
2）需求收缩的压力总体好转，三大需求相比去年第四季度都出现明显好转
消费实现恢复性增长，大多数消费项目都出现了改善，同比增速或跌幅缩小，或由负转正。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吃、穿、行和周边消费，包括服装鞋帽、纺织品类、化妆品类等，增速由负转正；与房地产相关的周边消费，包括家具类、建筑及装潢材料类等，跌幅缩小。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本企稳，相比去年四季度改善的幅度非常大，但相比去年全年又有回落的态势。从当月或单季指标来看，这个趋势更加明显。支持目前固定资产企稳的两大核心力量，一是基建投资还保持高位，二是房地产投资跌幅相比去年有所缩小，但压力仍然较大。从边际来看，二季度以来，投资增长动力放缓；向前看，新开工项目的计划总投资额和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分别有9%和20%多的跌幅，这意味着未来稳投资将面临压力。
出口增速扭转了单向加速下滑的态势。去年下半年以来，出口增速持续下滑，今年以来有所波动，但相比去年四季度出现改善。改善的支撑力量主要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我国出口市场在进行多样化调整，从而可以应对局部市场风险；二是世界经济增速下滑，但下滑的节奏相较去年四季度有所放缓，为我国出口提供了支撑。
我国的出口市场发生了重大结构性转变。我国对美国、欧美、日本等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大幅下滑，对东盟“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快速增长。这为微观企业提供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新的机遇。短期内，企业的贸易利润、贸易质量结构不一定都符合我们的预期。
多样化调整能够应对局部风险，但无法抑制系统性风险。东盟从中国的进口最终也是为了出口，同样会受到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5月，我国对东盟的出口下滑，导致5月的整体出口下滑幅度较大。
3）供给冲击压力逐步消散，服务业生产大幅改善，工业生产成本下降
服务业是目前改善最为明显的行业。1-5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1%，不仅实现了由负转正，而且比2022年增速回升9.2个百分点，这是对经济最大的拉动力。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基本保持平稳。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4.0%，相比去年回升了1.0个百分点。
国际原油价格等大宗商品价格由去年的上升通道转入下降通道，5月的原油价格已经跌到70美元/桶，去年最高时曾超过120美元/桶。由于中国是进口国，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和能源消费成本。
全球层面来看，供应链压力大幅减轻甚至基本消失。对中国来说，部分高端产业仍然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此，这对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影响可能具有两面性。
4）预期转弱压力有所改善：消费者信心低位回升，企业家信心仍然不足
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满意指数、预期指数以及各个分项指标，自年初以来开始企稳回升。但回升的幅度有限，并且已经开始放缓，目前仍有20%的较大缺口。因此，当前消费表征不旺，但相对居民80%的信心而言，消费已经超标了。若想进一步提振消费，要么需要改善消费者的信心，要么需要增加消费者的真实收入。
一季度以来，企业贷款需求明显回升，反映了企业扩张意愿增加。但民间投资仍然低迷，投资还是依靠基建和国有企业拉动，这与去年的格局相同。今年1-5月，民间投资下降了5.1%，表明民营企业家信心还没有充分恢复。
5）物价运行超预期低迷，总需求不足依然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突出矛盾
尽管宏观经济在恢复，消费在反弹，M2增速也保持了12%的高位，但物价指数仍然在持续下行，处在通缩的边缘。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值得关注：一是CPI环比连续四个月负增长，这意味着CPI绝对水平开始下降；二是PPI的下跌开始扩展到生活资料里。过去很多年中，生活资料的PPI一直稳定，与核心CPI类似。但今年5月，生活资料的PPI也下降了5.1%，表明通缩的压力在扩大。
6）当前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相位
一方面，疫情解封之后，经济恢复明显，宏观经济复苏进程开始启动。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恢复还不充分，总需求相对不足，我们仍然处于经济周期的底部，实际和长期增长轨道之间还有较大缺口。
从一些PMI指标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差距。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还是依靠生产驱动，核心表现是PMI产出指数转化为定级指数后，已经远超2022年之前。但从整体PMI和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这些更综合性的指标来看，定级指数的缺口还非常大。因此，我们距离目标还有差距，短期形势仍然比较困难。
2、宏微观传导存在时滞和阻碍，对微观基础修复尚未充分展开
1）青年群体失业率持续飙升，居民收入增速不及预期
宏观经济回暖向居民就业和宏观传导还存在时滞和阻碍，表现为就业和收入创造效应下降。一方面，青年失业率还在持续上升，四五月份突破了20%。另一方面，居民收入改善幅度低于宏观经济增长幅度。过去五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速开始持续低于经济增速，但缺口较小，年均增速差约为0.2个百分点，而今年一季度扩大到0.7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过去五年中持续低于经济增速1.1个百分点，今年扩大到1.8个百分点，这造成居民对于经济增长的获得感有所下降。
2）工业企业绩效恶化显化，市场需求不足取代生产成本冲击成为主因
宏观经济回暖向企业状况改善传导存在时滞和阻碍，表现为利润创造效应下降。去年，企业营收增长了5.9%，而成本增长了7.1%，成本冲击导致企业利润下滑了4%。今年年初以来，由于总需求不足，企业供给竞争非常激烈。企业营收增长了0.5%，营业成本增长也不多，但利润总额却下滑了20%。这意味着市场需求不足取代了成本下滑，成为企业绩效恶化的主因。无论是在产业层面还是在所有制层面，企业绩效恶化都呈现扩大趋势，导致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今年一季度的产能利用率比去年四季度还低。
3）高技术产业增速显著下滑，工业部门面临总量收缩和结构性下滑压力
工业部门面临着总量收缩和结构性下滑压力，突出表现为过去几年高速增长的高技术产业自今年以来出现急剧下滑。过去二十年间，高技术产业平均增速为14%左右，过去十年是11%左右，疫情期间也有11%左右，而今年前五个月却下滑至1.4%。高技术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保持平稳的拉动力，今年却成为经济的巨大拖累，值得我们关注。
从月度数据来看，去年高技术产业增速就开始剧烈波动。11月份以来，每个月的增速都处于低位。这是二十年来首次出现的低增长状态。
高技术产业增速下滑可能是导致青年群体失业率不降反升的原因之一，它主要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对比来看，每当高技术产业扩张的时候，青年失业率就会下降；而当高技术产业下滑的时候，青年失业率就会上升。
4）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不及预期，地方财政收支困难的局面延续
主要表现为在土地市场影响下，公共财政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比较激烈。年初，我们对政府性基金收入的预期是微增长百分之零点几，对政府支出的预期是增长百分之六点几。实际上，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了15%，支出下滑了12.7%。这导致1-5月政府支出合计增长了0.6%，远小于年初的预算目标。因此，上半年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及预期。
5）经济循环速度的恢复仍不充分，客流物流资金流阻碍犹存
虽然客运量、货运量的反弹幅度非常大，但转化成绝对水平来看，客运量目前只恢复到疫情前的55%。尽管“五一”出行的人次很多，但每个人的花销只有2019年的九成。如果考虑到今年“五一”假期多了一天，则每天消费只有2019年的七成。工业企业的营收虽然有所增长，但应收账款回收期不断拉长，导致亏损逐渐显化。
3、当前宏观经济处于复苏阶段转换的关键期
复苏已经启动，但不同于以往经济周期，在经过三年疫情之后，我们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的关键期。这既是经济的恢复增长期，也是各种潜在风险显化和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当前我国经济的特点包括：
1）宏观经济恢复不够充分，总需求相对不足，与长期增长轨道还有较大差距。
2）宏观基础修复尚未充分展开，各方面预期还较低迷，各方面矛盾开始充分暴露。
3）经济复苏良性循环尚未建立，恶性循环轮番冲击，需要通盘考虑尽快破局。这一点与以往不同。在过去，若没有建立良性循环，复苏就不会开启。疫情解封不代表良性循环的建立。
4）这既预示了未来的发展空间，也表明需要更持续稳健的复苏，来缩小各项缺口。
4、现阶段经济复苏的痛点和难点
1）青年群体失业率在经济复苏中持续上升，已经突破了20%。这是大家信心不足的重要表现。总书记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在青年。但当前，青年在失业，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0%，这影响了企业的一系列行为。
3）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滑20%，这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运行模式和行为。
4）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0%，这为进一步稳投资带来了巨大压力。
5）消费者信心缺口依然高达20%。经过上半年各方面的恢复和反弹，大家依然没有什么信心。
以上5个20%表明，相关领域的压力已经突破了自我修复的能力，需要宏观调控中一些专项举措的介入。同时也表明，集中解决好这五个20%就牵住了中国经济复苏的牛鼻子，它们是未来宏观经济调控的五个重要领域。
三、继续夯实复苏基础的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
1、支持中国经济复苏增长的有利因素
1）二十大召开与疫情政策优化后开启新一轮建设周期。
2）“十四五”规划项目进入中期，将发挥更大的投资拉动效应。
3）宏观政策传导效率提升将更有效地发挥稳增长作用。
4）国际原油价格进入下降通道，将会带来成本降低效应。
5）通胀水平保持低位，使得货币政策仍然有非常大的宽松空间。
6）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带来了某种风险对冲效应。
2、六大短期风险点
1）宏观政策力度不足或提前回撤导致复苏进程中断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经济复苏会经历不同阶段，而且要完成阶段转换，不会完全自动发生。目前我们正处于阶段转换的关键期。第一阶段的社会秩序和交易修复后，不代表一定能进入资产负债表的充分修复阶段，修复完成后也不代表能够进入扩张性增长阶段，每个阶段转换都是需要关键期的。在此背景下，若宏观政策核心调控部门的政策空间大幅收窄，可能会导致复苏进程中断。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和教训：2021年上半年经济增速非常高，达到13%，于是从年中开始，宏观政策开始退坡回撤，其他类型政策开始密集推出，导致那一年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上半年还在谈经济过热，下半年直接面临三重压力。
今年上半年经济进入稳定，二季度还是会实现比较高的增速，上半年增速预计在6%-7%，超过全年增长目标5%。因此，今年与2021年有相似之处，我们要避免类似的教训。
从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看，的确存在这样潜在的问题。三年疫情后，居民部门已经不愿意提升的杠杆率了；企业则是根据形势加杠杆，波动很大，没有绝对水平的上升；政府部门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加杠杆，中央政府加的不多，甚至比较稳定。目前，地方政府加杠杆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例如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仅利息支出就使得地方财政的压力很大。去年，有11个省财政支出的10%以上是用于利息支出。如果没有好的项目，这将会成为政府的负担。去年有一半以上的省份使用了不到95%的专项债，有的省份用的更少，北京、上海等甚至都没有用到，因为没有好的、符合收益的专项债项目来匹配。这意味地方政府已经没有多少能力和空间来扩张财政，中央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货币政策方面，2019年底至今，央行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引导LPR下行，分四次累计下调了0.5个百分点，可见它特别珍惜现有的政策空间。与此同时，央行主要通过数量工具M2保持高位来拉动社融的增长。但今年以来，M2保持高位，而社融却在持续下行。M1也在持续下行，与M2有很大的缺口，这预示着社会融资需求和交易需求较低。货币政策要想真正带动经济增长，降息、降准的幅度需要更大一些，超越市场预期。
2）房地产市场和汽车市场共振造成较大短期下行压力的风险
一季度房地产市场回暖，二季度又开始逐渐变弱，说明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还在恶化。因此，房地产下半年可能会继续成为经济的拖累因素。今年前四个月，汽车市场的利润总额只有2011年的水平，说明这个行业还处在高度竞争的状态。下半年这两个专项市场仍然面临着比较大的波动风险和压力。
3）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债务压力上扬凸显结构性区域性风险
地方政府显性债务快速提高，隐性债务增速也比较快。这导致从2021年开始，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综合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基本面不是很好的政府，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周转压力。此外，这些城投项目本身也面临着收益率下滑、等级覆盖倍数不足、经营活动现金流短缺等问题。因此，今年地方政府的困难比较大。
4）全球经济放缓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持续承压的风险
全球经济进入了低增长与高通胀、高利率与金融动荡相伴的复苏困难期，主要经济体增速在下滑，通胀在上升。虽然欧美通胀已经开始下降，但核心通胀粘性很强，开始持续超过通胀水平。为了降低核心通胀，欧美政策可能还会保持高位甚至收紧状态，将会加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
5）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引发中国资本市场异动的风险
目前主要体现为人民币贬值压力，并且束缚了央行某种政策宽松的力度，之后可能会有更多表现。
6）俄乌冲突导致国际阵营对立产生强烈经济外溢效应的风险
2023年以来，俄乌冲突也有了新变化。从冲突发生后各方的不同表态，到形成了新的国际阵营。这种阵营的形成，将会对中国供应链、产业链带来安全风险，甚至对中国贸易安全形成较大威胁。最近不断有新事件发生，表明冲突的影响非但没有减小，反而对中国越来越不利，外溢效应可能会比去年更强。
3、四大中长期挑战
1）在复苏过程中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积累问题
三年疫情中，有很多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不断累积。过去三年，消费累计增长2%，平均每年增长0.6%。这种消费水平的停滞，将会进一步影响消费升级和技术产业的升级。
从中长期来看，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去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滑到43%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0%。如果是在投资非常有收益，收入和消费高速增长的状态下，这是可以的。但在现在的局面下，必须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否则将会对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经过三次分配以后，居民部门的收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还被拿走了一块，再分配机制没有起到改善初次分配不平衡的作用。90年代的分配制度是从企业拿走一部分，分给居民和政府；现在变成了从居民和企业各拿一部分到政府部门，这是造成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的重要原因。此外，体制内外工资收入的差距在这种低增长的情形下也在逐渐拉大。
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快速老龄化”和“加速少子化”叠加，“短期劳动需求不足”和“中长期劳动供给不足”碰撞阶段。自2019年起，应届毕业生失业压力不断累积；结婚人数自2013年开始持续下滑，到目前为止下降了49.23%；结构性收入下降也导致出生人数持续地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这三个现象同时存在，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2）在复苏过程中修复微观基础和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
修复微观基础解决的是能力问题，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解决的是意愿问题。目前，我们的人均收入刚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离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还有4倍差距，距离美国还有六七倍差距，因此发展仍然是我们的核心主题。
3）在开放发展中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
印度、越南、墨西哥的出口规模已成气候，三者加起来占到中国出口额的40%。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保持敏感性。
4）在改革开放中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扭曲问题
四、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预测
1、经济继续恢复和低基数效应将助推2023年下半年保持较高同比增速
上表是我们对全年经济增长指标数值的预测。在基准情景下，我们预计上半年经济增长6.2%，全年增长5.7%左右。增长主要依靠第三产业拉动，需求面主要靠消费拉动。今年的经济增长一定是具有高度政策敏感性的，因此，我们做了两个情景模拟：
在需求驱动的情景下，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使得消费和投资充分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上半年经济增长6.7%，全年增长6.1%。目前来看，我们更像是供给驱动的情景，也就是对总需求实现底线管理，依靠生产层面驱动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计上半年可能只增长6%左右，全年增长5.2%。分季度来看，各个季度的增速分别为4.5%、7.3%、4.1%、5.1%。我们还可以改变今年的增长情景，因为宏观政策还有调整空间。
2、基准增长情景下的就业形势研判
总体失业率会保持平稳，青年失业率可能还会继续上升，全年维持在20.3%左右的水平。
3、出口预测及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
预计今年进出口仍将保持较大规模，出口同比下降4.9%，进口下降7.1%。净出口规模可能会再创新高，超过9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8%。净出口增长会带来短期的增长效应，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
4、房地产市场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拖累效应减弱
从生产角度来说，房地产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正增长效应。这是因为在保交楼的政策下，竣工面积增长很快。房地产对投资还是会有一定拖累，但拖累作用会大幅度减少。总体来看，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效应相比去年会出现明显改善。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适度上调经济增长目标
这不是指名义上调，而是指将GDP增长5%左右作为底线目标而非基准目标。今年经济增长向微观基础传导的效应减弱，尤其是就业、收入和利润创造效应有所下降，而微观基础又亟待修复。因此，需要有一个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促进宏观经济复苏，修复微观基础。此外，要想使得就业质量不下滑，存量失业有所缓解，同样需要5%以上的更高目标。
2、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是经济处于阶段转换关键期，所需要宏观政策环境。
3、除了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还需要优化宏观调控方式
今年要以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主，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辅；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为辅；实施方式要以补贴为主，税费减免为辅；补贴对象以家庭部门直补为主，企业部门间接减税为辅。同时，还要加强各个政策部门的协调配合，理顺增长、赤字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和顺序，确保部门目标服从整体目标。
4、出台针对5个20%的专项治理方案
在宏观调控之下，需要有专门的方案来解决可能超过自身修复能力的局部问题。
5、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
策应在已出台政策举措基础上，科学组合搭配一揽子政策，包括扩大消费刺激和收入补贴方案，关注局部收入崩溃和局部财政收入崩塌的问题等。减税降费要逐渐从生产端向收入分配改革过渡，从而调动消费的积极性。此外，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税收竞争和新一轮国际减税浪潮的挑战，进一步挖掘减税降费的空间。
6、灵活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
核心是加大降息降准的力度。不能够沉迷于自己的精准滴灌、小步微调，关键时刻还是要加大行动的勇气和魄力，这样才能够打破悲观预期，而不能只是确认市场悲观预期。与此同时，监管政策也需要和逆周期政策相配合，重点在于市场秩序的建设而非松紧力度的摇摆，从而在防范风险积累的同时避免造成市场预期的紊乱。
7、建立超常规的政策工具储备
例如实施国民基本收入保障计划。2035年之前，每年发行1.5万亿1年期数字人民币，按照1000元/人标准全民发放，用以保民生、促消费、稳增长。该政策直达家庭部门，不存在任何中间环节，是提高居民收入可支配收入占比，改善收入分配最有效的方式。对于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来说，该政策对其收入改善幅度是大不相同的，可以自动产生收入分配调节效应，比M2的扩张更有效。短期内它可以稳信心、提消费，长期内还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并促进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应用。
论坛第四单元，结合CMF季度报告，与会嘉宾围绕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展开联合研讨。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运行仍旧处在复苏向好、连续复苏的态势。但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主要表现为：1）经济增长尚未回归正常区间；2）经济恢复不平衡的问题显现；3）微观生产企业面临困境。
政策建议：1）坚持问题导向。当前的宏观调控方向就是要推动经济运行的持续恢复，促进经济增长回到正常的区间；2）明确宏观调控重点。宏观调控的重点要针对经济生活当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帮助微观企业解决实际问题；3）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要防止悲观预期、紧缩效应的自我实现，以及经济螺旋式收缩的状况发生；4）把握宏观调控节奏，宏观政策的出台要尽早、尽快又落到基层、落到企业。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指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我们要量的增长，但更要质的提高。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同等重要，不能以GDP增长速度来论英雄。
当前宏观政策的配置一定要同以往有所不同，一方面，宏观政策配置要做成本效益分析；另一方面，宏观政策配置要注意对症下药。当前，要特别注意宏观政策配置必须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须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住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发展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江小涓指出，就一季度的经济数据而言，上半年的形势还算可观。不过一季度经济增长并非来源于经济系统的内部活力，而是通过外部力量强行推动的。如果没有持续增长的动力，经济无法长期稳定。长短期政策必须配合得当，短期政策应为长期政策释放提供一个窗口期。如果成本增加的短期政策不能与长期动能的释放同步，那么经济稳定增长长期将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新动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改革获得新动能。构建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广泛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配合宏观政策导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尤其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第二，以创新获得新动能。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坚定推进科技创新，广泛推动产业升级与发展；第三，以开放获得新动能。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双循环相互促进，广泛利用全球资源与市场，提高跨境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内在动能。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由于后疫情时期的复苏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在社会修复向经济和利润修复，再向资产负债表修复过渡的过程中，指标出现一些波动和回调是常态。因此，对于当下大家所关注的一些指标的回调不宜进行过度解释，也不宜将当前经济形势所出现的波动解读为第二次探底。
尽管人们对于外贸的担忧和焦虑一直存在，但近三年中国外贸状况并不差。在全球贸易重构的过程中，中国与新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联系根本无法被剪断，并且还有持续强化的趋势。所谓大变局，就是要打破“美国天下”的格局。“得新兴市场者得天下”，“得亚太者得世界”，我们应将重点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而非简单地锚定美国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消费需求不足的背后是可支配收入低迷，需要加强对居民的补贴。地方政府持续融资能力不足，工业企业利润下降，导致投资需求也是不足的。
建议以中西结合，长短期结合的方法来制定政策：1）休养生息，适当补贴居民收入；2）在保障财政开支的前提下，减税降费；3）慎重分析大型基建项目；4）防止各种思潮的冲击，稳预期少折腾；5）充分激发市场活力；6）将经济增长纳入政府工作考核指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