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经济学院的院长刘守英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与经典理论不符的制度在中国用起来还不错？”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经典理论是不是也需要一个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
为什么改革？
按说前三十年，我们早已经实现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运行的机制是计划经济，经济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要与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无论是世界经济的格局，还是中国自身的经济要求，都迫使我们必须改革。
最直接的压力是就业与效率。
计划经济的发展满足不了社会上的就业需求，子女入工厂，只能顶父母的岗，一进一出，靠父母的工资要养一家人，非常紧张；所以，一声令下，全国所有城市青年，除一些特殊情况，通通上山下乡去农村了，说是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起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生产力得不到释放，究其根本是计划经济下生产的效率问题。
邓公将理论上的问题搁置了起来，经济发展起来再说，实行了延续到今天的我元经济体制，事实证明，中国实行多元经济后，大获成功。
但是，从体制的角度说，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制度的安全性，国企的地位被削弱了，其次是民生的问题，出现了两极分化，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于是，我们又开始反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院长提出了开篇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与经典理论不符的制度在中国用起来还不错？”
其实，问题应该倒过来。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要符合经典理论？
现在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多元经济，近些年开始进行规范管理，多元成了双轨。
二重结构的平衡
改革是对传经理论的突破，这是有度的。
我们一直存在着制度的安全性问题，这决定了公有制的一些基本要素不可以改变，一方面是不能改变的制度基石，另一方面是市场化后，对无形之手的敬畏，这就陷入了一种两难。
我们以房地产为例。
毫无疑问，房地产的核心价值是财政，因为地方财政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房地产，这是我们的房地产与西方的房地产完全不同的地方。西方的房地产行业是市场化的。我们不完全是，整个交易的过程是市场化了，不再搞什么计划分房；但是，这是一个超级干预下的市场。看看这几年出台的有关政策吧，堆成了山，政策可以限涨、限跌、限售、限贷，这样一来，市场就扭曲了，价格工具也被扭曲了，价格不真实，无形之手当然会以销量腰斩作出反噬。
不仅仅是房地产，中国经济整体上都是类似的问题。
这意味在同一个市场环境内，对国企与民企来说，是两个不完全一样的营商环境，细节就不用对比了，只说一点，二重结构会互相挤占，这就是为什么民营会失去信心，中国经济的问题就在这。
恒大的困境当然是咎由自取，但是，也是二重结构的一种象征性。
恒大负债，部分城市无条件地直接收回了恒大的一些地块，这等于是在补刀，这是市场经济的选择，没什么不妥；但是，遵义城投负债，却与银行达成了二十年的展期协议，头十年只还利息。这就是体制的力量，于是，全国城投负债高达６５万亿，这个负债谁来消化？又如何调整供过于求的矛盾？
我们可以回答刘院长的问题了：
“为什么与经典理论不符的制度在中国用起来还不错？”
因为二百年过去了，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史在前进，理论也必须常新才能长青。
现代经济巨大的历史变迁。
那么，问题也许反转了，应该是问，经济的发展为什么一定要符合经典理论？难道理论自身，不应该经历一个中国化、时代化的洗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