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公有制与私有制可否长期并存的问题上，秦安战略的两位重要成员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这是一种好现象，只要我们目的一致，都是不忘初心，就能最终达到一致。是非越辩越明，我们的同志有这个胸怀！
在提出商榷之前，我们先看两个事实。
事实一：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四部分在讲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时说：“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事实二：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6月28日举行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许又声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营企业、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促进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各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用“56789”概括了民营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他接着说，截至2020年底，有12.7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13.9万个村，产业投入1105.9亿元，公益投入168.6亿元，安置就业90多万人，带动和惠及了1800多万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民营企业累计捐款172亿元，约占全社会捐款总额的60%，捐物价值119亿元。
第一个事实说明，二十大报告明确地宣示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是坚持两种所有制长期并行不动摇。第二个事实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非常巨大，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和否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所有制并行的合理性。
王先生的文章标题是《所有制混乱是一切混乱根源，所有制变换必然引起政权更替》，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认为王先生是不顾上述两个事实在说话呢？
王先生说的“所有制混乱”，就是指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的现状对吧？王先生说的“一切混乱”是对当下经济运行中发生的有违法律、有违政策、有违道德的各种现象的总称对吧？
王先生的文章说了两个结论，一个是归因：把“一切混乱”都归因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一个是结果：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存必然引起政权更迭。文章显示，王先生用了苏联解体这个事实做论据来证明王先生做出的这两个结论，对吧？
按王先生所说，苏联解体前出现的“一切混乱”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行。而事实恰恰与王先生说的相反，正因为苏联长期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非市场经济），把发展的重点始终放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忽视最基本的民生，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才导致苏联需要进行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但由于长期以来，官僚体制僵化、官僚特权腐败（注意这都是公有制条件下产生的啊），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社会变革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又极不充分，加上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耗尽国力，更有西方势力的渗透、忽悠和颠覆，包括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在内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才导致苏联社会出现混乱。而不是单纯的因为两种所有制并行、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并行才导致苏联社会出现混乱的。
按苏联解体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也不是先有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行、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行，而是从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直接解体了以后才系统地全面的实行非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只是理论上动摇了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的合理性，而并未在行动上改变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的现状。也就是说，既不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并行，也不是全面实行了非公有制经济之后苏联才解体的，而是在实行公有制经济的情况下苏联解体的，解体之后才全面实行非公有制经济或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的。苏联解体，恰恰说明，如果计划经济搞得不好照样可能出现“一切混乱”现象，如果公有制经济搞得不好一样可以导致政权更迭。
我的结论是：不能简单地把苏联解体（政权更迭）归因于两种所有制并行，也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出现的各种违反法律、违反政策和违反道德的混乱现象简单地归因于两种所有制并行。
再说，我们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根本的特色就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行。离开坚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要发展好这“两个毫不动摇”，就谈不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经济形态看这个特色还表现在中国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但并未彻底放弃计划经济中的合理成分，那就是二十大报告中说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每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谈的主题就是“经济计划”——已经发展得怎样和今后如何发展。最具中国特色的“五年规划”从五十年代坚持到今天，如今已经是“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时，也充分发挥了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计划和管理的作用，并没有让市场经济像脱缰的野马任意奔腾，中国正在完善从制度上杜绝资本对政治的控制的体制和机制。
我知道王先生一片苦心，王先生担心的是经济发展了，道德滑坡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生活糜烂了。从历史上看，有识之士对社会发展都有这种担心，而且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教训。我们党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呢？不仅注意到这一点，而且一开始就在防范这一点。记得还是在“苏区”的时候就处理过“贪污犯”。毛主席和黄任老的“窑洞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解放后对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级干部的处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直到当下的反腐斗争。请注意，这个过程是横跨了单纯的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两种经济形态的啊！也就是说，党整治王先生担心的“混乱”并未区分是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啊！
还有长期实行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并行的“混合所有制”，这个“长期”不等于永远。马克思说的“两个决定”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今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人类正在走进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新时代。也许某一天，人们创新出一种更加优越的所有制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到那个时候王先生担心的问题或许就不是问题了。请注意，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极高的水平，人类获得完全的自由解放。
本质上讲，人性的弱点才是王先生所担心的“一切混乱”现象的根源。我们所有的斗争，说白了都是在和人性的弱点作斗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性还是在缓慢的优化和进步的（比物质文明发展慢且经常反复），社会控制人性弱点无限膨胀的手段也在进步（制度加科学技术）。我们一是要有信心，二是要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对问题必须正确的归因，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希望王先生能支持“两个毫不动摇”，相信通过法律规范、制度规范和道德约束，“一切混乱”都会得到抑制（把“一切混乱”现象的危害减小到不至于颠覆社会现状的程度）。我坚信，社会总是在斗争中前进的，无论“长征”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会到达“陕北”，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