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交通银行行长刘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经济学并重构了经济学，实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更好结合。本文在比较视域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对经典经济理论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超越和升华。本文指出，新经济范式下，金融创新节奏的把握在当下更显关键。
在国际政经格局加速演进、新冠疫情后经济变奏型恢复、气候能源挑战加剧等多重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本土实践的强大验证已然无可辩驳，理论层面的超越和更广范围的可参考性也愈发清晰。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经典经济理论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超越和升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的中心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有特征，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既有的前提假定和政策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经济学并重构了经济学，实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更好结合。
其一，对重商主义的否定。重商主义认为国家富强的方法应当是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而出超的结果是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由于任一时点金银总量是恒定的，此时国际贸易便成为零和博弈。美国总统林肯对此曾有过直观的论述：如果我在美国购买了一件大衣，我得到了大衣，而美国赚到了钱；如果我在英国购买了一件大衣，我拥有了大衣，而英国赚到了钱。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以邻为壑”的单纯“利己主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变零和博弈为正和博弈，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
其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校准。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以相对成本优势为基点，将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牢牢钉在全球供应链的某一领域，发展中国家往往限于自身要素禀赋成为初级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国和高价值产品的进口国。中国式现代化既有效利用比较优势，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突围，快速实现“弯道超车”；又不困守比较优势，适时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强化技术主导权，谋求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实现了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校准，破除价值链固化之弊，持续向全球价值链高处迁徙。
其三，对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的补充。在经济人假设下，企业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进行生产决策。然而企业决策最优之加总，并不天然指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一些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往往因为初始投资总额大、资金回收期长、项目风险难以通过价格反映，在自由市场的框架内解决路径有限。中国式现代化求解这一难题时，更着重算长期“社会账”而非短期“经济账”，更加鲜明地把工作重心放在民生根本上，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国家力量引导作用的适度发挥，有效解决了相应领域相应阶段的市场失灵问题。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西电东送”到“东数西算”，从“村村通电话”到“家家能上网”，无不是实践解释力的具体体现。
其四，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对立统一。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施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可以提振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复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经济体长期实施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政策，如此规模的货币喷射（monetary emissions）并未真正注入实体产业，却因逐利的巨大虹吸效应“粘滞”在金融部门或大宗商品领域，导致结构性过热并吹大金融泡沫。而货币主义主张，央行实行稳定的货币供给政策，便可确保经济增长、物价稳定，而通胀归根到底是个货币现象。其现实的写照却是，在俄乌冲突、全球供应链梗阻等纷至沓来的供给冲击下，欧美诸国纷纷面临“滞胀”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下的宏观调控，坚持不搞“大水漫灌”，而是通过靶向性、结构性的跨周期调节，发挥总量、结构、价格三重优势，有保有压、有进有退，统筹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实现了需求提振与经济转型的同频共振。在全球通胀达到40多年来新高的情况下，中国做到了既有力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又有效维持较低物价水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平衡兼顾，均匀发力。
其五，对产业政策的活学活用和超越。产业政策的始作俑者其实是美国，“第一枪”是汉密尔顿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的使用更是“一经拥有，别无选择”，以美国《2022年降低通胀法案》《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为代表，西方国家产业政策政治化、武器化的趋势愈发凸显。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则始终将产业政策置于“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基本准则框架内，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锚定市场主体需求，动态优化政策组合、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内生增长动力，基本构建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中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覆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的工业门类，是产业政策美国1.0版本和日本2.0版本后的再优化、再升级，而且是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大框架下。
其六，对理性预期理论的修正。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唯有出乎公众预料的货币政策才能产生真实效应，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但是在复杂多元因素的作用下，价格黏性及信息不充分等使上述结论在实践中经常“脱靶”。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经济政策，汲取了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合理内核，“六稳六保”“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等政策主张，将调控目标牢牢锚定在高质量发展上，其核心要义高度聚焦于改善社会心理、引导稳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以人民为中心将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相结合，推动实体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其七，对发展经济学的超越。索洛模型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在人口增长率恒定和技术进步速度不变条件下，经济将收敛至零增长的稳态。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动力，已实现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在实践中拾级而上，效率在与新经济的同频共振中逐步凸显。比如，2022年我国研发投入规模居世界前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2.55%，在老龄化压力加剧、全国人口同比减少85万人的情况下，依然以科技投入强度的稳步提升夯实人才红利的制度基础和投入保障。又如，不同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J型”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处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用科技创新推动绿色转型，体现出不断演进、自我修正、自我完善、动态升华的螺旋式上升趋势。2013—2022年，全国重点城市细颗粒物（PM2.5）的平均浓度下降57%，重污染天数下降92%；全国地表水Ⅰ—Ⅲ类优良水质断面比例提高23.8个百分点，达到87.9%，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选择，也是现代化一般理论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概念重构。蕴育其中的历史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不仅搭建起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更加速了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创新、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创新，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新经济范式的“变”与“不变”
一切理论皆灰色，唯现实之树长青。新经济范式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人类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铺陈，变化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元叙事”。虽然经济金融的本体在变，但正如李强总理所强调的，我们“要更多做应不应该做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做能不能做的技术判断”。根据麦迪逊（Maddison）的研究，从1820年到1998年，世界GDP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1%，10倍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千年的增长水平；世界人均收入超过人口增长，1998年世界人均收入已相当于1820年的8.5倍，同期世界人口增加了5.6倍；世界平均预期寿命从26岁提升至66岁。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基于购买力平价计算的2021年全球GDP是1998年的3.4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进步使得全球婴儿死亡率从1998年的千分之56.5下降至2021年的千分之28.4。由此可见，无论是前三次产业革命，抑或正在进行时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出现的颠覆性技术，究其本质仍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即目的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推动文明进步、提升人类福祉，这就是李总理提出的“价值判断”。
然而透过经济范式演进“不变”的前进大方向，我们皆能鲜明感觉到“这次真的不一样”：
首先是驱动力之变。按生产要素划分，四次产业革命的驱动力在土地、劳动力、资本与科技之间转换。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叶，英国的圈地运动达到最高潮，“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同时也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充足劳动力，加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技术辅助，人类进入“蒸汽时代”。随后人类社会发展又经历了以电气化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和以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当下，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帷幕业已拉开，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万物互联渐成大势，科技以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主导乃至重塑这一进程，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要素成为生产力提升的重中之重，资本瓶颈已不再显著，反而是大量的资金追逐稀缺的项目。另一个特征是，技术面应用的转化在速度和规模上都是极限定位上的高标准、严要求，而转化速度要快，上规模能力的市场表现也要快，这也就是初创企业和独角兽数量得以快速攀升的前提。比如，据福布斯数据，2022年，中国产业孵化的创业公司中有17家成为独角兽，占全年独角兽增量的近四分之一，与2021年相比增加约3倍。
其次是轨迹之变。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周期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而如今，工业经济正在大踏步迈向数字经济，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所揭示的互联网巨大的正外部性和正反馈性，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摩尔定律倍增效应，各自在宏微观层面赋能以“数据+算力+算法”为底座的数字经济，学科边界不断被突破，颠覆性成果如Alfa fold、ChatGPT、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ational Ignition Facility，简称NIF）在核聚变反应中实现“净能量增益”（Net Energy Gain）等，其出现频率及概率持续增大。持久性的正向技术冲击使得经济周期的分野愈加模糊，由传统四段论的线性轨迹逐步转向非线性、多维度演进，即便仍处于线性过渡阶段，出现折线的概率也在大幅增加。
再者是模式之变。在此前存量产业与增量产业的竞合关系中，更多是增长性企业唱主角、增量产业占主导，存量产业处于被改造乃至被替代、被科技革命终结的地位。而2022年科技内嵌的理性在资本市场逐渐回归，新科技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多个层面展开并在市场上得到印证，科技股一骑绝尘出现停顿甚至大幅度回撤。“唯科技论”不再被盲信和盲从，“创新泡沫”被一定程度挤压，存量产业的“自我革命”与增量产业的“自我提高”平行推进，且两者的融合趋于加速。比如，在资本竞相追逐的新能源领域，绿氢、电子燃料（E-fuel）等引人注目的超前技术，由于缺乏降本上量的技术和大规模应用场景，在短时间内成为主流缺乏现实基础。虽然在未来有望通过对技术边界的趋近，实现从颠覆性技术到常规技术的重演和续写，但是俄乌冲突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反证了传统能源产业规模之大和作用之巨是能源转型不可忽视的存在，对传统能源领域的渐进性改良成为更加切合实际的选择。增量思维与存量思维相互渗透，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渐次替代以及传统能源超低排放甚至零排两个进程正并辔而行。
最后是规制之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欲充分发挥作用，必然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有效规制。具备强大政府能力的服务型定位，或许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与市场相互补充、互相促进的基本假定。数字经济时代，投入—产出分析决策、合同机制以及权责利效相统一的原则等，一如既往地发挥着经济运行“稳定器”的作用；而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制，如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合理正向的税收体制等，依然是对新经济保驾护航的“主力舰”。此外，在资本和创新聚集的虚拟经济领域，尤其对于近期成为舆论爆点的ChatGPT，建章立制更是必然，面对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黑客攻击和科技伦理等全球性问题，长期系统的规制体系必须有效建立，否则货币领域的格雷欣法则就会在更广领域、更高层面实现，体现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竞底效应。
金融之同步与异步
新经济范式之于金融，既须厘清方向性和路径性原则，也要解决基础性和技术性问题。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实体经济有着“正反合”的辩证关系，正题是金融源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需求，反题是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轨道空转，合题是金融回归“简单而美”的本质，在更高水平上成就实体经济价值。因此，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之“特色”，在于顺应发展大势、立足“国之大者”、扎根实体经济、切实服务民生，脚踏实地“赋能”（empowering）和使能（enabling），而非改弦更张的简单“颠覆”（disruptive）。特别是当动荡变革的世界遇上坚定复兴的中国，多形态的“危”与“机”交织摩擦，如何以创新为顺应时代大潮的“信风”把复苏的“船帆”张得更满，金融创新节奏的把握在当下更显关键。
其一，金融当“有所必为”，与实体经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同频跃迁。在“国家”这个社会组织形态下，所有经济学的底层逻辑都是政治学、社会学。对金融机构而言，政治性、人民性要求是首要的、共通的，专业性作为其承载也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面对科技周期、产业周期、金融周期交叠共振下的诸多不确定性，如何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穿越周期，实现科技、赛道、领域、全域的突围，已成为一种行业的“集体觉醒”。而金融必须有所作为，而且是前瞻性、针对性、科学性的有所作为。房地产市场调整振荡和趋稳的经验证明，金融的“曲突徙薪”远比“亡羊补牢”有效。因此，在经济回稳向上的关键阶段，更要注重发挥金融的减振功能而非强化共振，通过“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真正担纲经济的“稳定器”和“压舱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大胆探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模式、新路径，积极开展兼具科技性、普惠性、共享性的新金融行动，凭借金融服务的专业性，走通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此过程中，将满足实体经济需求、服务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方面的一次次“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进一步转化为可延伸、可规模化、可升级的“涟漪效应”和“荷塘效应”，并从中不断提炼抽象出的兼具敏态和稳态的“中国经验”，也将持续丰富世界经济新范式下的金融答案。说到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踏踏实实因应实体经济需求办好“民之小事”，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国之大者”，这才是真正的“致广大而尽精微”。
其二，金融当“有所不为”，对逐利冲动和过度创新保持理性克制。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金融都处于现代经济社会网络的枢纽位置，架设起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泛在连接，其发展模式、发展状态，与经济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与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近期的硅谷银行、瑞信银行事件再度警示我们，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遵循，“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的“三性”原则仍是银行经营的铁律。面对市场资本化、交易算法化、投资银行化等过度创新浪潮，金融机构无需“抢热点”“博眼球”“上热搜”，而要主动“慢半拍”，始终坚持以问题导向和求解思维为准绳，以实际需求为展业创新指引，牢记不解决真实金融需求的创新要不得，没有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创新要不得，避免因自我循环吹大资产泡沫，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金融创新要设上限、明底线，要牢牢锚定“金融为民”，避免“为创新而创新”。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虽然科技的作用已经超越技术阈值，成为经济金融发展的方向仪和驱动力，但必须始终牢记，数据和科技终究只是工具和手段，客户才是一切商业逻辑的原点和终点，牢牢把握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基本逻辑和根本目标，聚焦普惠、民生、适老化服务等重点领域，以技术和业务的深度融合，强化产品组合交付能力，提升终端用户体验，实现数字经济语境下金融服务的“帕累托改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内容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本文编辑：孙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