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谈民企的信心？什么是信心，说白了是在要政策，要什么政策？老板们要税收政策，要修订《劳动法》，要同等的市场准入与货币政策，算的都是企业的财账，对系统性的问题不太考虑；专家们也谈信心，拐弯抹角，其实说的还是体制性的问题：
我们是回到陈云说的鸟笼经济，还是继续走市场化的道路？
什么是市场化？
这说的是开放性的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平等竞争，追求效率最大化。
鸟笼经济
鸟笼经济是指国家计划管控下的市场经济。
私人资本可以飞，但是要有一个界线，不是你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是在国家计划的大格局中，也就是说，是在一个大鸟笼里飞。如果你飞了出去，飞到了不属于你的行业或界线，那就成了“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这是不可以的，仅仅是合法经营，还是很不够的。
人们会说，经济当然要有计划，什么事又能没有计划？
对，不能让资本无序地扩张；但是，这个说法基本是口号学的东西，没什么意义，经济要用数据来说话，好与坏不是单纯的政治正确，那还要经济管理干什么？计划管控与有计划，这是两回事；中国的私人资本从来也不存在什么“无序扩张”，那只是一种说，实际的情况是资本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一纸文件就能结束的事，又能多野蛮？要相信体制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仅此。
计划管控是目前最难掌握的事情。
从运行机制的角度中，中国已经坚决地取消了计划经济，所以，鸟笼经济并不等于计划经济，确切地说它只是中国式的凯恩斯，是林毅夫说的“有为政府”之手对无形之手的行政入性干预。这就有个界线的问题，有为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有为，是体制性的，还是对宏观市场的调节？
政府不可以干预吗？
太可以了，西方发达国家也一样有这样与那样的干预，但是，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干预是市场的调节（比如，美国对稀土开发的控制）？还是体制性的要求（比如：定义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权重）？这完全是两回事，中国的干预是后者，因而，必然会引起行政权与市场法治的差异，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结构的市场。
民营的成长到底是喜还是忧？
以２０１２年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出，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个岔道口：贡献值在加大，投资意愿却在减少。
从２０１２年至今，民企在GDP中的占比从５０％上升至６０％以上，民企税收从占比４８％上升到５９．６％，这真的令人很吃惊，因为近几年民企资产增加几乎完全停滞，而国企正以年均１５％以上的速度增加，目前已经是民企的两倍，双方对税收的贡献却完全走了一条相反的路。这些数据远比口号更能说明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２０１２年中国出口依然强劲，占世界比重为１１.１%，２０２１年升至１５.１%，这可以说民企功不可没，民企外贸的占比也从２０１２年的３７.６%升至２０２１年的５６%；出口总额１.８８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１.７５万亿美元，成为中国贸易顺差的最大贡献者；民企不香吗？
外贸是中国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中国经济强弱的晴雨表，看ＧＤＰ增速不如看外贸，而民企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８０.８%。这太了不起了。
研发也是民企的闪光点，国企很强大，引领创新的却是民企，２０２２年中国在全球拥有独角兽企业３５６家，仅次于美国，其中９０%以上是民企。这证明了张维迎的观点，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创新能力，创新的动力不是计划指令，是企业家在生存竞争中的拼搏。
民企遭遇到了什么？
其实，细心的人已经可以从上面的数据得出结论，民企在体制性的干预下，压力在加大，这些数据的另一面，必然是企业的赚钱效应在收窄，而舆论的纷杂不过是落叶飘散时掠过的秋风。
２０１９年具有标志性，民间投资占全国资产投资比重已下降至５６.４%，２０２１年实际上是负增长，２０２２年出现大幅的负增长，１－８月已经高达７７％，与国企完全倒过来了，增长贡献率由２０２１年的７７%狂降到２２.７%。民间投资在退却，为什么？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表述，比如，失去了赚钱效应，外部环境日益复杂，疫情的影响，诸如此类，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种人心的失落：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纷纷退出一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赚钱效应的问题了，一定是失去了方向感。
政策一如既往地支持，为什么未能唤起信心？
我们似乎遭遇到了一种矛盾。
政策对民营经济不支持吗？政策很明确，毫不动摇地坚持两个不动摇，又说民营是“自己人”，为什么没有唤起足够的信心？
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中，本身存在着计划与市场的矛盾。
我们前面说了，中国的计划要素不仅仅是补市场调节之不足，比如，对电费的控制，国家是有担当的，但是，也有体制性的要求，这就是在同一个市场内，同样是进入了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在资金提供、市场准入、税收补贴诸多方面，实行了非中性原则，这决定了市场的反应，必然是对民企生存空间的挤占。
民企贡献值在不断加大，资产增加却完全停滞，利润率一路向下，大批企业纷纷破产；而民企又支持着８５％以上的就业，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老百姓对未来的就业与收入缺少预期，消费增长也受到根本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经济奇特的场景：一方面供应端保持稳增长，ＧＤＰ增速实现了４．５％的增速，相当不错，但是，需求端不给力，说明缺少内生力，而内生力来自于市场化。体制性要素引起了供应端与需求端的背离，这直接表现为国企与民企业的数据上的背离，国企资产在扩大，贡献率的占比没有跟上，效率不足；民企资产停滞了，贡献率却在扩大，自身的赚钱效应被挤占。
民企的衰退又直接影响到了民生，决定了当下的经济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
如何调整？
减少偏离市场化的行政举措，特殊的国企与行业，可以退出市场竞争，由财政托底，以利民生及国家安全；参与市场化的竞争，打破公私分界，坚持同等的市场化地位，没有平等的自由竞争，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效市场，就不可能具有内生力。否则，改革开放就是多余的了。
事实证明，市场化通畅时期，民营经济就发展的好，就信心百倍；相反，行政性干预如果是非市场要素，是意识形态的选项，民营经济就会信心不足。
要有一个基本信念，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相信一亿五千万民营的市场主体，是这个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贡献者，一个经济体的好与坏，强与弱，除了制度的基本保证外，最重要的是资本的流入，没有资本，就不存在现代大生产下的劳动创造，劳动价值学说就成了抽象的空中楼阁。
诸多的数据背后所提示了一个基本的逻辑：中国经济的活力在民企，民企的活力在市场化。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