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是121，到了11月，这个数字跌到了86，疫情放开后的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反弹到了95，然后又回落到今年4月份的87。
现在，消费者信心指数没有公布了，数据一直停留在今年的4月份。
消费好不好，我们从CPI和PPI指数也能够很好地看出来，目前国内的消费信心并不是很足，因此通胀很低或者说几乎没有通胀，而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偏低。
对此，人口学家易富贤说，计划生育是这两个问题的根源。
易富贤是谁？你可能不知道他这个人，但你大概率听过他写的那本书《大国空巢》，他算是较早关注乃至反思计划生育的学者。
根据易富贤的说法，因为1980年的计划生育导致了今天的就业压力，原因是有人口才有需求和消费，才有生产和服务，才能够提供就业机会。
易富贤在2007年版的《大国空巢》一书中就指出，计划生育将长期是国内经济问题的根源，短期因为儿童比例低导致内需不足和劳动力“额外”过剩，长期则导致劳动力不足和老人“额外”过剩。
易富贤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说计划生育是根源问题，则显得有些过分牵强。
人口在今天，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衡量一个市场大小的基本盘。
理论上，更多的年轻人口的确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从而产生更多的就业和服务。
居民消费通常是能够占到一个经济体GDP60%左右，在2011-2020年期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68%，印度占59%，中等收入国家整体也能够占到61%。
而我国则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居民消费占GDP仅仅只有37%。
在2017-2021年间，我国GDP占全球GDP的16.7%，但其居民消费只占全球的11.5%。
居民消费低，理论上创造的就业岗位就少，整个社会宏观层面的消费低，自然岗位总数也就少。
易富贤认为，居民消费占比低，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独生子女减少了儿童比例，愿意为孩子花钱是父母本能，从婴儿产品到玩具、教育，儿童的消费带动庞大产业链，儿童本身就是经济希望，提振消费信心，刺激投资。
儿童比例低则会导致消费不足和劳动“额外”过剩，因此，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而15-64岁劳动力占比则相反。
换言之，我们可以把0-14岁的儿童理解为完全的消费者，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他们并不产生任何收入，是纯粹的消费者，只能够消费。
因此，一个经济体中的儿童越多，那么纯消费的人数也就越多，这就能够刺激消费和就业岗位的增长。
佐证易富贤这个观点的一个数据是，我国的15-64岁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3-75%，国际社会则为64-66%，而劳动力“额外”过剩，又是因为独生子女导致0-14岁儿童占比从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所致。
可能很多人对劳动力额外过剩没有什么概念，简单解释就是，今天很多上班族感受到的内卷、竞争上的激烈，本质上就是劳动力过剩导致的，上班族太多，尤其是15-60岁这个阶段的人口太多，而纯消费者群体（儿童）又不足，因此导致社会总需求降低，而劳动力人口又太多，于是内卷，劳动力额外过剩。
劳动力人口这部分庞大的群体，对应的是儿童人口这部分纯消费者群体，两者相差悬殊，自然就会造成竞争上的内卷，本质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人口太多的源头。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有力的区分，当我们说中国人口太多的时候，说的不是儿童太多，而是上班族太多，劳动力太多。
因此，如果能够刺激生育，让更多的儿童消费，那么过剩的劳动力，就可以很好地被儿童消费所产生的岗位消化掉，否则就会产生内卷。
我们劳动力人口太多，但消费者群体（儿童）现在又不足，人口结构的严重失衡，的确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今天的就业困难和消费低迷。
你有没有收入和存款我们先放到一边，但如果你生了娃，有了更多的孩子，你当然会增加儿童相关的消费。
从这个角度来看，易富贤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绝对。
因为这不仅仅是计划生育所导致的人口结构失衡，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今天人们生育下降，例如收入分配不均，在今天这个生育成本异常高的时代，一个人的收入如果跟不上，生娃本身也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因为你要考虑支出和收入平衡。
在国际上，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能够占到GDP的60-70%，我国在1983年也占到62%，但是独生子女减少了家庭的刚性需求，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叠加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均，进一步抑制了人们的生育需求。
举个例子，如果每个家庭都有3个孩子，那么就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0%以上才能养家糊口，但如果要求每个家庭都只能有一个孩子，那么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0%也能够满足一家三口的刚需。
换言之，过去计划生育抑制的不仅仅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同时还抑制了人们的收入意愿，因为收入涨的慢一些也没关系，生育成本高一些也没关系，毕竟就一个孩子，怎么样都能够养得好。
除此之外，“94税改”也是一个原因，因为94税改，一定程度上让地方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加大，这虽然刺激了地方发展房地产的动力，但也间接上导致了家庭的资产占比7成都是房子，刺激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上扬，进一步拉低了消费层面的需求，因为钱都拿去买房了，而不是消费。
今天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降到现在的43%，中位数更是只有37%，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这十几年来的GDP高速增长，并没有大部分转化成居民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失衡有加大的趋势。
一个人的收入有多少能够被拿出来消费，这通常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如果大家都把收入存在银行，而不是消费的话，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齿轮就会陷入停滞。
居民消费通常占可支配收入的85-90%，这是发达经济体的特点。
而我国家庭规模从1982年的4.4人缩小为2020年的2.6人，家庭规模的缩小，也进一步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降到43%，同期居民消费率也从53%降至38%。
家庭规模缩小，和消费率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因为过去计划生育下导致的独生子女家庭太多，独生子女的父母会担心以后的养老问题，于是减少消费，存钱养老。
而独生子女年轻人呢？也因为背负几个老人，下有小，上有老，也不得不减少消费，把钱存着为老人养老，为孩子买房。
这是计划生育导致的消费低迷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大家都存钱为以后做打算，那么眼下的消费低，必然导致就业上的困难。
过去传统的社会，一个家庭往往会生育多个孩子，为的是防老，而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只生育一个，那么就进一步抬高了居民的存钱欲望，防范以后的风险。
存钱，虽然也是国人的一个文化习惯，但一定程度上，家庭少子带来的风险加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子女不孝顺怎么办？子女没出息怎么办？对父母而言，在“只生一个好”的大前提条件下，不得不为自己多做打算，这就进一步压抑了消费需求。
这些共同导致了在2005-2020年期间，我国的平均储蓄率高达74%，而除我国外的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4%的储蓄率，美国也只有18%的储蓄率。
如果不能依靠“多生”来解决风险问题，那么就只能依靠自己“存钱”来解决风险问题。
从数据也能够很好说明这一现象，目前央行里居民存款总额高达一百多万亿元，这几乎是我国一年的GDP总和，眼下CPI和PPI走势弱，就业和企业投资也偏弱，但即便是这样，这一百多万亿的总储蓄，依然不动，就是不拿出来消费，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继续疲软。
如何刺激居民把钱拿出来消费，提振经济呢？
这很难，尤其是在今天独生子女家庭偏多，哪怕是放开生育，也因为错过了“最佳时机”，人们的生育意愿变得空前绝后的低，提高居民收入相对来说可能还更容易一些，但要想让人把银行里的存款拿出来使用，这反倒是要难得多。
我们的过剩劳动力太多，职场很卷，就业又难，加上纯消费群体（儿童）少，因此我们很难靠消费驱动经济，更多的是依靠出口和房地产以及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
从2005年至2020年，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4%，而其他国家作为整体只有23%的投资率，过度投资有好有坏，例如短期内对经济的拉升是立竿见影的，同是还能增强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物流运输成本等等。
但过度投资，也导致了地产泡沫危机，以及地方债务的风险等等。
我们都说要靠消费带动经济，要靠服务业拉动就业，但因为居民消费低，只有38%，这就使得我国的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而独生子女又不得不望子成龙，这就让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达60%。
高校毕业生能去哪里？当然主力不是农业、工业，而是第三产业，但因为我们的居民消费率低，导致第三产业无法容纳如此多的毕业生，这就间接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
今天我们担心这个，也担心那个，担心A股被套牢、担心外贸滑坡、担心消费和就业人数不足，但本质上，这些都和人密切相关。
今天我们说人太多了，说的是劳动力人口太多，而不是消费人口太多，作为消费的主力军，其实儿童占比很少，眼下我国的生育率进一步下滑，真正值得我们最担心的，其实是经济下滑生育成本加剧之下，进一步下跌的生育率。
不管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口一旦陷入不可扭转的趋势，经济尤其是消费，势必好不到哪里去。
消费不好，就业就不好，就业一不好，人们的收入就会受损，连带着影响消费，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可能陷入螺旋式衰退的陷阱。
因此，我们眼下急需一个较大刺激力度的措施，来帮助整个宏观经济扭转局面，刺激生育也好、货币措施也罢，从收入乃至消费的切入点着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是有效的。
眼下来看，经济结构乃至人口结构可能已经经不起拖下去了。
经济刺激会是立竿见影的，但从长期来看，人口结构的健康状况，才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