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有几个话题点非常重要：
从２０２３－２０３５年将内需拉动为主；
政策的制订：不再区分国企与民企；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将财政收入的７０％用于民生；
税改将从企业税为主转向个税为主；
提高忧收入在ＧＤＰ中的占比；
所有这些提法都体现了出了一个新的价值取向：中国经济将从投资型转向消费型．
目标：三驾马车的占比。
黄奇帆提供过一个的模型：消费要在ＧＤＰ的占比要达到５５％、投资为２０％、出口为２５％。
我们现在的占比各是多少？
２０２２年消费在ＧＤＰ中的占比是３５．３％，投资是４３．３％，那么，也可以推出外贸的占比应该是２１．２％。这种结构性倒置的聚焦点在投资。再看看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占比，平均水平是６０％，而投资占比的平均水平是２０％。
这说明我们接受了一个结构的定位：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型经济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的平衡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投资型经济有什么得与失？
投资型经济本身不必然有什么问题。
要看投资能不能带动需求，没有需求，投资就成了为了ＧＤＰ而ＧＤＰ，就成了张维迎批评的：如果为了ＧＤＰ而投资，那就盖了一个钢厂，再盖一个好了。
甚至可以盖了一个钢厂，增加了ＧＤＰ，再拆了它，又增加了ＧＤＰ，路挖了修，修了下挖……，这样干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完成了计划目标任务，虽然修路的钱本来可以做点别的什么产品去赚美元；第二，增加了财政的税基，企业利润率下滑，不影响财政的税收，这是中国的税制所决定的；第三，可以带动部分生产需求与就业。
但是，问题也是明摆着的，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环境下，投资是非中性的，不是流向效率，而是整齐地流向所有制，也就是国企。这在政治上没问题，在经济上有问题；因为主要资源都给了国企，而国企对税收的贡献只有民企的一半，对劳动就业岗位的支持不到民企的十分之一，这决定了投资对拉动ＧＤＰ很有效，对需求与民生的带动很有限。
老百姓的收入与财富的积累不成比例，这就是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表现在数据上，ＧＤＰ增速很不错，其它数据，如消费的、工业的、利润率的、房地产销售的、外贸的、民企与个人贷款的，都很疲惫。
这就是中国目前正在面对的需求不足的矛盾。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看看文章开篇列出的政策，应该看到一致性：要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
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
从投资型转向消费型，上面列举了很多政策条款，很多都是目标，不是在方法，是在畅言结果，不是在解决初始的问题。
比如税改，中国主要是企业税，个税占比不到７％，发达国家要占到５０％，这不是因，是果，不可能去加大对老百姓的个税征收，要做的是扩大中收群体，个税才能上得来。谁来扩大中收群体？
把所有的问题都追究下去，根本的问题无非两条，一条是打破国企与民企的分界，另一条是降低体制成本。
打破国企与民企的分界是刘世绵提出来的。
很多人听了吓了一跳，以为又要侵吞国家资产了，不是那个意思，刘主任说的是：政策不再以所有制为锚，平等对待国企民企。打破非中性原则，资源转向与民生相关性高的、效率高的民企，保住了就业，才谈得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才能转向消费型经济。
按黄奇帆的设计，现在要解决的是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从ＧＤＰ占比的４０％，拉升到５５％，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消费转化率达到４５％左右，政府性消费再补入８％左右，实现消费在ＧＤＰ中的占比５５％以上，就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了。
这就从根子上解决了中国经济中的不平衡。
更重要的，也是更有效的，还是要降低体制成本。
为什么必须降低体制成本？
由于整个大环境不好，民企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
外贸很大程度上是以量换价，２０２２年企业利润率下降了７％，今年再降２２％以上，所有的企业都在裁员降薪，这已经不是提高第一次分配收入的问题了，而是如何保证基本的就业与收入的问题。
企业走出这种弱复苏将是一个慢周期，要想快，就要把企业的负担彻底降下来，这还是分蛋糕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高税制国家，五花八门的非经营支出和体制寻租数不胜数，证照越来越多，背后全都是费用，都是向企业索取，这多少影响了企业的良性发展，不利于经济转型。
可是，问题也来了，财政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自己钱也不够花，这又如何是好？
所以，如果不能大幅降低体制性支出，目标将难以实现。
吉林最近有一个公告，限制公务员外出餐费，一人一餐不能高于１００元，那么，没限制时又是什么样的开支？如果我外出，这一餐１００元是真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