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的时间，不长不短。
从时间跨度来看，它不过是半代人的寿命长度，但从出生时间来看，先后经历了70后、80后、90后、00后乃至10后和20后，而从普及广度来看，这四十多年的成果，惠及到了我们每一个人，14亿人口，全部得到了它的恩惠。
从过去的吃不饱饭，吃不上肉，到今天的实现温饱自由，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孩童到老人，都感受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据此带来的好处。
到今天，关于中国经济的叙事，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但不少西方经济学家都无法理解，常常怀疑中国经济能走多远，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类似“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声音出现，就如同每隔一段时间就唱衰美国经济一样。
但到今天为止，不管是中还是美，两国的经济目前来看，都表现尚可，没有特别大的显性问题。
在过去，谁能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成功变成一个谜题，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几乎成为学术界共识。
国际经济学界最火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提出包容性制度和攫取型制度来解释国家的增长和停滞。
按照他们的分类，我们属于攫取型制度，可这显然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在过去的高速赶超。
我们的法治相对弱，为什么经济还能运转起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金融发展不完整，国有企业可以轻松拿到贷款，但私有企业需要很多抵押物才能拿到贷款，国有企业拿到贷款后，很多钱进入灰色地带，如过去的影子银行，又转贷给了民营企业，从这个角度而言，法治弱，反而有利于国有企业把贷款转贷给民营企业。
又比如，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我们在加大反腐力度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腐败比较突出，为什么这样的腐败没有阻碍经济增长？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认为，对地方的正向选拔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官的把本地经济搞上去了，就可能获得提拔，所以，尽管某些人收受贿赂，但他们也想升迁，就会去发展经济。
但任何模式都非完美，到了今天，经济奇迹也催生了新的问题，例如财富的分化、收入的差距加大，以及社会流动性开始减弱等等。
到了这个时候，过去原有的优势，可能就会变成劣势，就需要我们去改变。
例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法治问题，民营企业今天的信心弱，其实不是一两天的问题，而是长期性问题，但过去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整个市场经济是在往前走的，所以高速增长掩盖了这些问题。
到今天，增长开始放缓的时候，一些过去原本存在的问题，到了今天变得更为显眼了，刺激民营企业的信心，也不能再局限于指标，而是要治本。
又比如，过去GDP是衡量考核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推动了许多地方热衷于GDP增长，但是，唯GDP论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最受争议的，就是资源的有效利用。
举个例子，某地河道贴瓷砖，这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在河道贴瓷砖，真的是资源的有效利用吗？
这当然未必，河道贴瓷砖，可贴可不贴，创造的GDP可能是有了，但真正的实际贡献，可能就很少很少。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具体体现在，过去我们的资产投入比总体偏高，但每年的回报率是远远不足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做具体的投资决策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短期的实际利益，而是过于考虑到了GDP的增长。
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地方债务的不断积压。
最近传出西南某省份要缩编20%，原因也是因为债台高筑，需要降本增效。
过去的优势，随着四十多年的时间不断积累，优势可能就会变成劣势，这就是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变化之外，还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变化。
例如要超越美国，过去经常有类似的文章，说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预测我们在GDP总量上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话题。
但这几年，肉眼可见的减少了，类似的声音少了，类似的文章也变少了。
例如，人口学家梁建章在《中国人可以多生》里就预测，到了204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远超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制造业优势也将基本上被中国赶超，在IT、新能源和生命科学等新兴行业，由于人口老化，欧洲和日本也缺乏创新性的企业。
这本书预测的时间点是在2010年左右，那时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的经济体，每年的经济增长也非常喜人，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从1978年到2008年，三十年的时间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七倍多，平心而论，我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飞跃，除了引入市场经济和开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通过采用国外已有的技术，迅速提高了生产率。
当然，我们的经济活力也在随着红利的消减而减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2008年以来，我们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指标）的增速仅为10年前的一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源利用率，已经明显放缓。
此外，我们的人口结构也预示着一个人口红利时代的过去；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便一直在下降。
一个可能的事实是：一个时期内，我们再也无法维持过去那样的双位数高增长率。
当然，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着经济危机，以日本为例，尽管日本多年来被视为终极警示故事的主角，每次提到地产泡沫，总是会谈到日本危机，但事实上，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放缓以来，日本的表现相当不错，至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没有经历太大的起伏。
而我们和日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储蓄率高的吓人。
我们可能正遭受节俭悖论的困扰。
节俭悖论是我们最熟知的两大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的观点。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消费者试图储蓄太多，经济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企业不愿意借钱，然后把消费者试图储蓄的钱全部用于投资，那么结果就是经济衰退，这样的经济衰退会减少企业投资意愿，因此看似增加的居民储蓄，实际上会减少企业的投资意愿。
因此，过高的居民储蓄会降低消费，消费降低又会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从而使经济出现衰退迹象。
我们的居民储蓄有多少呢？
答案可能会令人吃惊，是一百三十万亿左右，这相当于我们一年的国民总GDP，平均下来分给每个人，也相当于每个人能够领到一千元左右。
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储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认为，最大的驱动因素是低出生率，导致人们觉得不能依靠子女来支持退休后的生活，还有不充分的社会保障，导致人们觉得不能依靠公共支持度过退休后的生活。
总的来说，一是不相信子女，二是社会保障不充分，于是人们只能靠自己储蓄养老。
我个人认为，这两个理由都有一定的说服力。
因为只生一个，从计划生育的强制性措施，到今天的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让人被迫只生一个，加之教育的内卷，都让人很难相信，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今天还能继续适用。
除此之外，在社会保障方面，我们也的确偏弱，对以后准备养老的人而言，医疗储备和养老储备本质上都是一体的，因病返贫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个人抵抗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太弱，于是只能被迫增加储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拥有大量的储蓄，但却没有好的去处，过去房地产是一个投资的好去处，但今天的地产泡沫早已无法支持投资需求，而股市更是难以为继，于是投资需求只能被转化为银行的储蓄保本。
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刺激消费者支出，但正如所见，疫情三年期间，最大的刺激消费，也不过是发放消费券，因此现在可能更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刺激消费者支出。
如果未来可能出现的话，那也应该是让国有企业与员工分享更多利润，并强化社会保障体系，甚至在短期内，也可以直接给人们发钱。
但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
因为消费主义，可能带来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除此之外，福利主义也会侵蚀勤劳的美德，尽管今天的国人已经足够勤劳了，但这可能还不够。
于是，过去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刺激，在今天依然继续适用，但要想找到一个好的投资标的物本身，已经越来越困难了，随着基建的不断饱和，人均收入增长的放缓，任何基础设施的投资，都必须要考虑进投资回报率，甚至考虑能不能回本的问题。
即便是以长远的未来来看，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刺激，也迟早会失灵，这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以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模式，是必然要走的路。
只是届时，失去的消费信心，还能够在一夕之间找回来吗？
更何况，在如此庞大的储蓄率面前，还有很多人在银行里，几乎是零存款，从这个角度来看，更大的不均衡问题，可能和刺激消费同等重要。
现在，或许是时候到了回顾总结归纳，并继续向前探索的时候了。
时间它从不等人。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