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浪淘沙，如果以全球经济这几十年来的风云变幻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归纳并总结出一个简单的规律：你方唱罢我登场。
从最开始的美国，到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再到今天的中国，以及现在的东南亚，全球经济的发展规律和脉络，往往遵循着一个最简单的市场原则，比较优势和劳动力成本。
供应链按照这一趋势不断转移并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经济体一鼓作气，成为了新锐的发达国家，例如韩国，还有的经济体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例如墨西哥和巴西。
日本，在经济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反面教材，尽管每当提到地产泡沫和衰退，日本总是不免被拿来比较，但客观来说，日本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而现在的问题是，同样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地产泡沫的我们，会是第二个日本吗？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一些国家强调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让企业得以提高效率，并适应国际竞争。
在这股浪潮中，传统工人在20世纪60年代争取而来的稳定就业和社会福利被不断侵蚀，劳动者的工时、薪资、工作地点，甚至工作内容都可以被轻易变更。
不管是非正式工还是临时工、兼职工还是自由职业者、亦或是实习生，都正在沦为朝不保夕的人。他们低薪、收入不稳、工作临时化、岗位可替代性高，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和社会保障。
于是乎，在这股“自由”的春风之下，劳动者身份也就更难建立归属感和集体认同。
今天走到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人，你在哪家公司上班，你热爱你的公司吗？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清一色的否定。
一个上班族，没有确定性，缺乏安全感，随时可以被解雇，企业效率是提高了，但相应的，作为打工者，承担了太多的不确定性风险。
而一旦企业的处境艰难，上班族更是举步维艰。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今天低迷的消费意愿和消费欲望；很多人都在谈信心，但更多的是谈民营企业的信心，谈消费者的信心。
但很少有人会说，为什么企业会缺乏信心，为什么消费者又会缺乏信心。
自由带来了更大的空间和地理位置的便捷，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要说我们与日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此。
日本的雇员虽然资历严重，思维僵化，晋升依靠论资排辈，但日本职场的一个巨大优势在于，能够为年轻人提供相对不错的安全感，日本公司无法随意开除员工，更不能随意剥削员工。
这一点，或许是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普通人依然能够维持一个不错生活的原因之一，而反观我们，恰恰缺乏类似的机制。
这也是我们和日本最大的不同之处。
经济增长的本质，源自生产效率的提高，源自人们的消费和收入，以及一个可以预期的确定性。
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都认为自己有机会，于是大家努力工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随着一个时代的人口红利结束，各行各业开始饱和，人们努力和回报之间越来越失衡，此时如果剥削依然存在，那么躺平和反内卷，自然就会开始流行起来。
这样的一个相对弱势的上班族群体，也被称作朝不保夕者。
朝不保夕者遍布全球，他们缺乏职业认同感，靠着微薄且忽多忽少的工资过活，无论在工作场所内外，无论上班与否，他们都受到同样的剥削。
粗略估计，2011年，在全球许多国家里，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年人生存境况岌岌可危，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前夕，这个比例可能已经接近二分之一，朝不保夕者，更多的集中在年轻人当中。
对很多朝不保夕者来讲，他们在任何时候从事的工作都只是工具性的，不太可能成为他们渴望的身份认同或生活满足感的来源。
盖洛普在150个国家进行的“全球职场状况”调查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只有15%的在职员工感到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在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可能会相当之高。
这进一步说明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可能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
这种状态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不会轻易显现出来，那时候企业和个人的机会都很多，类似的问题可以被很好掩盖，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机会变少，上班族的这种苦闷，可能会进一步放大。
很多人批评日本职场僵化，论资排辈严重，但可以料想的是，僵化的另一面是带来了可预见的确定性，尽管日本年轻人也有很丧的一面，但这种丧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即当你找到了一份工作，你躺平也好，摸鱼也罢，都有很大的自主权，尽管这个范围很小，但起码留下了一定的范围空间。
而我们的上班族，显然没有日本年轻人这么幸运。
一个缺乏起码的保底机制，这意味着我们的上班族可能需要付出数倍的努力，才能够过上日本年轻人想要的生活。
尤其是，当地产泡沫越来越大，消费不足的当下，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只会更高，而不是更低，企业的压力会无形之中再次转嫁给员工，员工除了更努力之外，别无他法。
因为公司辞退一个员工，几乎没有难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远没有日本经济那样具有充足的“韧性”。
1985年，日本海外净资产突破1200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世界第一；1987年，日本贸易经常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也双双夺得世界第一，那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值也跃居世界第一，让日本名正言顺地荣登“富豪帝国”的宝座。
日本“藏富于民”，和我们有着很大的不同。
但地产泡沫一旦袭来且破裂，代价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同。
2018年10月1日，日本总住宅数为6242万户，无人居住的闲置住宅达到846万间，相当于日本每7套房子就空着一套。
日本的人口密度之高，依然还有如此高的房屋空置率，这是很难想象的。
当然，我们的数据也不低，甚至比日本还高，日本的住宅空置率是13.6%，我国28个大中城市的住宅控制是12%，如果算上全国范围内来看，西南财大曾做过一个调查，空置率是21.4%，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决定一个国家房地产市场的，其实无非两点，一是人口，二是城镇化率。
1970年代，日本的城镇化率已经高达70%，劳动人口大于被抚养人口，人口红利和城镇化率的提高消化了房屋库存。
但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城镇化率达到90%，需求端已经没有空间再去承接每年新增的房屋，而供应端在日本信贷的推动下，每年依然有大量新屋被建设出来，供大于求，泡沫自然破裂。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为65%，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也非常明显，加之低迷的出生率，供大于求也已经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连带着新自由主义的春风，风险被转嫁给了劳动者，加上家庭资产七成占比都是房地产，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我们可能不会成为日本，但我们也有可能比日本还要难以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今天的我们面对多重冲击，包括资本大规模外流、外资减少、劳动力市场瓶颈，在国际上还面临诸多的竞争对手等等。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最终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就像2008年那样，但问题这样，这样一剂猛药，我们还咽的下去吗？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正如关于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辜朝明给的药方，就是大规模经济刺激，让经济走出泥潭，但更多的经济学家则反对，因为同样的方子，早在2008年已经吃过了，今天再吃，不仅效果不大，负面影响也是我们很难承受得起的。
一个人的病症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一定是日积月累的结果，经济也是如此。
如果有任何契机可能导致出现的苗头，都值得我们去警惕。
以碧桂园为例，今年上半年碧桂园亏损近60亿欧元，碧桂园是国内最大的私营房地产开发商，债务高达1780亿欧元，其中四分之三来自外国投资者， 碧桂园称已经没有流动资金可用来偿还债务，因为大部分资金处于托管账户，要用来支付建筑企业，让工程完工。
根据野村证券的估计，碧桂园有100万套房屋在建，要让这些房屋完工，需要将近400亿欧元，这本身就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情。
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产出中一度占比达到四分之一，大而不能倒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太大了，在居民家庭资产中的占比也很大，两个大相加，这也意味着，一旦资产泡沫破灭，资产价格下跌，那么一场席卷全面的财富缩水，就会势必到来。
届时，才是真正的噩梦。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