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玩意。
早在1994年，西方学者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体发出了质疑：“东亚经济资本产出比的上升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因为在其他经济里，投资与GDP之比是不变或下降的，只有表现非凡的亚洲地区是个例外。” 西方学者认为，高投资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最终会因为投资效率的下滑而崩溃。在2001年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正式抛出了“中国经济崩溃论”。
从那以后，崩溃论的版本就在不断演化，而每一个版本最后都自己崩溃了。
在人口红利时代，高投资的模式没有崩溃。相反，中国经济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最后都将中国经济规模超越美国视为理所当然，差异仅在于超越的时间是早几年还是晚几年。
如今，随着中国人口陆续达峰，特别是2022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按实际GDP计算，2022年中国经济规模不到美国的80%。假定未来美国经济维持在2%的潜在增长水平，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则2032年可以超过美国；如果下滑到4%，则超过美国的时间推迟到2036年；如果进一步下滑到3%，则要等到建国100年的2049年才有望与美国齐平。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3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尽管疫情封锁解除后中国经济增速在2023年会达到5.2%，但2024年就会下降到4.5%，此后中国经济增速将一直处于4%以下。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经济总量能否赶超美国似乎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只要人均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提高，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但是，也就是在中国人口负增长的2022年，国外兴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经济崩溃论。2022年8月，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萨默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20年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就仿佛1960年对苏联或1990年对日本的预测一样。二战之后，苏联和日本都曾经是美国的强劲竞争者。在萨默斯看来，制约中国经济的因素除了增长引擎缺失、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金融风险之外，就是人口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口占比快速上升。
对于新一轮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我们当然应该嗤之以鼻，但与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剧变，而且，特别值得注意是，一个巨大的“灰犀牛”已经悄然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就是人口负增长。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总数达峰，2021年总人口达峰，从2022年开始，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随着人口的陆续达峰，人口红利时代依靠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的内循环愈发不畅。
首先是导致企业部门投资不振的资本积累悖论——在人均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1/3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边际报酬MPK快速下滑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之下。人均资本存量较低意味着经济发展还是需要投资，但低MPK又意味着将刺激经济的期望押注在投资上恐怕只能是水中花、镜中月，因为增加投资在微观上没有投资回报，在宏观上带不动GDP。
其次是居民部门的消费萎靡。当投资不振的时候，按理说应该增加消费——居民消费支出不仅能够为企业投资带来回报，还将通过乘数效应放大经济总量。但是，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大幅度低于收入水平相近的中高收入国家和全球平均水平。即使是三年疫情结束后的今天，原本让人颇为期待的报复性消费看起来只是市场一厢情愿的“抱负”。
最后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企业投资不振，居民消费萎靡，按理说财政可以发力。但是，长期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早已经是债务累累。随着人达峰后房地产市场进入长期向下的拐点，作为地方政府真正可动用的财力，土地出让金在大多数省市都是负增长。
由于内循环不畅，PPI负增长，核心CPI长期低于1%，甚至整个CPI也羸弱得跌到1%以下，通货紧缩的迹象再明显不过。有些人认为，除了物价水平下跌外，通货紧缩还应该是货币供应量的收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在本书关于长期停滞的日本案例中我们将看到，日本物价水平下降了几十年，货币也扩张了几十年。
总之，人达峰后的经济图景不是那么美妙。
对于人达峰后不太美妙的经济图景，人口学家当然只关注人口，以为提高生育率是唯一出路。确实，中国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即使按照联合国中位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减少1亿，老年抚养比攀升到60%；到本世纪末，人口将不足8亿，老年抚养比将超过80%——这将高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日本。
人口学家一向认为联合国的预测严重低估了人口下滑的速度。例如，在《空荡荡的地球》一书中，作者引用一个数据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会下降到5.6亿，只比届时的美国高出1.6亿。如果那时中国的人均GDP能够达到日本的水平、即美国人均GDP的一半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只有美国的70%。所以，不解决人口问题，中美的经济总量差距比现在还要大，遑论中国超越美国。
然而，如何提高生育率呢？
人口学家的建议当然是支持生育养育的政策体系。在这方面，瑞典、瑞士这些北欧福利主义国家是楷模：在许多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时，由于政府对生育养育的慷慨支出，这些国家始终保持着人口正增长，老龄化的速度也慢于其他发达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人口就陆续达峰的日本，印了几十年的钞票也没有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对于这些金融问题，人口学家很少讨论。
除了金融问题外，人口学家还忽视了人口之外的其他变量。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人多就万事大吉了，相反，人多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高生育率推动人口快速增长，但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人均GDP比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再回顾更久远的历史，从公元1500年到1820年，中国人口从西欧的2倍上升到3倍之多，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停滞，鸦片战争后更是陷入百年耻辱。即使是人口负增长的今天，机器取代劳动力的技术性失业正在全球范围内挤压就业岗位，让那些本来看起来是稀缺的年轻人要么去送外卖，要么失业在家，还要那么多人干嘛？
对于人达峰后不太美妙的经济图景，站在供应学派一边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充满罗曼蒂克色彩的建议：没有了人口红利，还可以有人才红利，还可以有改革红利。对此，看看日本的案例，在90年代人口陆续达峰之后，日本陷入长期停滞，而彼时正是全球经济繁荣的“大缓和”时代。随着工资水平下降了几十年，加上两位数的青年失业率，年轻人都选择了“躺平”，遑论人才红利。至于改革红利，从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的日本版“金融大爆炸”改革，到2006年卸任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日本政府至少搞了十年之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改来改去，除了停滞，还是停滞。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灵，从需求侧发力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总能管用吧？同样是日本案例，在停滞的几十年中，财政货币政策扩张了几十年。时至今日，日本政府的杠杆率已经超过了250%，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之多，而日本央行迄今还维持着基准利率的负利率政策。但是，日本经济的总需求迄今也没有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物价水平低迷以至于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通货紧缩反过来提高了实际利率水平，进一步压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为什么扩张的财政政策带不动总需求？为什么扩张的货币政策制造不了通货膨胀，反而导致通货紧缩？崇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只能在一旁语塞。
对于人达峰后不太美妙的经济图景，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之所以都难以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和政策建议，就在于他们讲的都不是“通”论。人口学家只关注人口，但撇开其他经济变量，只谈人口，有缘木求鱼之弊，因为人口多了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繁荣，人口少了也未必就是经济崩溃。经济学家只关注经济变量，但撇开人口，有舍本求末之嫌，因为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发展。如果没有了人，正如《空荡荡的地球》一书中说，空荡荡的地球，再美丽也与人类无关。
除此之外，尽管大家都熟知那句老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鲜有人口学家擅长于货币、信用这样的金融问题；而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中，金融也远非那么重要，因为货币往往被看作是覆盖在实体经济表面的一层面纱，信用更是难以立足于宏观模型之中。
人类数千年经济发展史表明，人口与资本是贯穿始终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人口多了，资本稀缺，经济陷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人口少了，资本过剩，经济遭遇长期停滞；调节人口与资本关系的“阀门”就是货币和信用这两个关键的金融变量。在人口与资本之间存在着一个决定经济发展的金融逻辑链条：币值稳定的货币便利信用扩张，信用扩张推动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从货币、信用再到资本积累的金融逻辑链条，并不是理所当然地就存在。正如凯恩斯在《通论》中说：“货币是刺激经济制度活跃起来的酒，那么，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酒杯和嘴唇之间还有几个易于滑脱的环节。”
决定金融逻辑链条的关键环节在于政府信用。在《论语·颜渊》中记载了一段子贡与孔子的对话。子贡问为政之要，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意思就是：政府治理的关键在于保障民生、充实军备、树立政府信用。子贡追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何妥协？孔子回答：“去兵"；子贡再追问，孔子回答：”去食“。可见，在孔子看来，保障民生优先于充实军备，而树立政府信用则是为政之要之根本。此即儒家思想中的“无信不立”。
孔子讲学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数千年的历史表明，政府信用是币值稳定的保障，而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之上的有效产权保护制度是私人部门愿意、能够扩张信用、积累资本的前提。此外，不仅私人部门信用扩张可以推动资本积累，政府信用也一样。在特定时期，政府信用扩张的效果甚至好于私人部门信用。例如，在资本稀缺的经济起飞时期，政府投资可以弥补私人部门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不足；在资本过剩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政府支持生育养育和教育，可以稳定总人口，推动人力资本的积累。总之，无论人口多了，还是人口少了，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融逻辑链条都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就是通论。
《伊索寓言》讲述了一则故事。有个喜欢吹牛的人对别人吹嘘说，自己跳远很厉害，尤其是在罗德岛上跳得最远。别人告诉他，这里就是罗德岛，要跳就在这里跳吧。希腊的罗德岛是爱琴海上盛产玫瑰的地方，“Rhode”在古希腊语中是玫瑰的意思。马克思也引用过这个故事：“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本书的英文名“Dance in Roses”即源于此，其意就是：
此时此地就是我们的舞台，不要吹牛，不要回避困难，更不要瞎折腾，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去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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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殷剑峰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
殷剑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兼任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与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和胡绳青年学术奖。2013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并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金融评论》《管理世界》等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金融大变革》《影子银行与银行的影子》《钱去哪了——大资管框架下的资金流向和机制》等。
内容简介
人口负增长、财政上限、逆全球化这三只”灰犀牛“已经到来，因此，着眼于局部的精致分析已不能令人满足，当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通论”。
本书从历史视角和全球视角讲述了一个综合道理：无论是人口正增长，还是人口负增长，经济发展的逻辑都是币值稳定的货币推动信用扩张，信用扩张推动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决定了经济发展。人口正增长时代不一定对应着经济繁荣，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有特定的经济金融条件；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也未必一定会发生长期停滞，包括数字资本、新能源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在内的新资本积累和新的财政金融变革，都是今后经济增长的机会所在。
目录
导论001
上篇 生之者众：人口正增长时代第一章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与经济发展016第一节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016第二节 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020第三节 信用与资本积累030第四节 货币与信用039第五节 金融逻辑背后的政府信用044第二章 东西方兴衰金融史048第一节 李约瑟之谜048第二节 “钱荒”、纸币与大航海052第三节 财政金融革命与西方兴起060第四节 白银本位与东方衰落069第五节 解开李约瑟之谜的财政金融密码077第三章 不兑现信用货币时代的经济循环080第一节 为什么国富国穷080第二节 信用与存款货币的创造084第三节 基础货币的创造与货币体制093第四节 经济双循环与国家资产负债表100第五节 从“中美国”看国家的真正财富114第四章 东方复兴与西方危机118第一节 “睡狮”的“球籍”问题118第二节 二战后的两个平行世界120第三节 全球化背景下的东方复兴126第四节 “金融扶贫”与西方危机140第五节 东风尚未压倒西风149
中篇 食之者寡：人口负增长时代第五章 长期停滞的日本病156第一节 日本第一个得病156第二节 关于日本病的诊断160第三节 生产函数塌方与资本、劳动力双过剩170第四节 负的自然利率与信用、通货双紧缩179第五节 为什么没有创新185第六章 财政稳经济、货币稳债务190第一节 不现代的现代货币理论190第二节 财政稳经济194第三节 货币稳债务201第四节 三种MMT209第五节 再议日本病220第七章 全球经济的滞胀前景224第一节 名义利率的康波224第二节 实际利率下行227第三节 相对价格效应强化236第四节 绝对价格效应逆转242第五节 同样的通胀，不同的后果251第八章 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256第一节 货币霸权三支柱256第二节 美元霸权的形成259第三节 欧元悲剧267第四节 欧元陨落后的美元特权277第五节 美股的黄金周期286
下篇 成事在人：中国的人达峰第九章 内循环不畅294第一节 东北难题294第二节 资本积累悖论297第三节 为什么不消费307第四节 财政的“钱”去哪儿了316第五节 点物成金的故事324第十章 新资本积累328第一节 索洛之谜328第二节 数字资本积累331第三节 新能源资本积累344第四节 人力资本积累353第五节 技术性失业367第十一章 唤醒乘数效应370第一节 再议居民收入371第二节 财政金融困局374第三节 政府职能与财政体制的演化385第四节 财政金融新变革395第五节 再议政府信用409
参考文献411附录1 新新古典增长模型421附录2 73个经济体的劳动力增长率与资本产出比427附录3 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429
策划：wgh hnj
编辑：hnj
审校：wgh
转载自：经管领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