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来华，提出了一个非市场化行为的问题。
所谓的非市场化行为，实际上上一种国家资本的力量，但不等于是凯恩斯主义，因为，我们的干预是体制性的，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其它国家不存在对私有经济的安全性约束。比如，对国企的外贸补贴，这本质上是在强化所有制；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不谈所有制，单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说，实际上美利坚也一样有类似的动作，双方说到底，还是利益之争。
但是，从国内经济来说，以所有制为锚定的政策，会造成国内经济中国企与民企的不平等竞争。
上海财大刘元春的问题
上海财大刘元春提出了一个问题，国企可以享有所有制红利，贷款息率为１．８％，民企只能贷到５％，中小微企业由于信用偏低，要通过金融中介才能拿到额度，雁过拔毛，实际贷下来利率要高达７％－１５％，这样的营商环境，中小微企业无论如何也好不到哪去。那么，扩大以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意义又是什么？
民营经济当然没有信心，因为非市场化行为决定了市场将不再是一个有效市场，不可能向效率倾斜，实现自由竞争、充分竞争。
这样的市场必定出现效率递减，引起对衰退的忧虑。
北大国发院姚洋的问题
北大国发院的姚洋也提出一个问题，在市场准入上，民营同样处于十分狼狈的地位。
中国经济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一定是国企担纲，国企拿下项目后，抽取足够的利润，又转包给民企，自己不作为；而且还出现了大面积的拖欠款行为，国企的钱却趴在银行赚利息。
这样的一种经济模式，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又如何能有效率？这等于国企是一个多余有消耗。
经济学家王小鲁的问题
经济学家王小鲁谈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也是直面非市场化行为，认为这是一种不当的干预，其实，应该反过来说，非市场化行为不是干预，是底板，市场化行为，是在非市场化的底板内运行。还是一个深化改革的问题。
中国的营商环境应该怎么改善？
王小鲁说：“首先政府要自律，减少对市场、对企业的任意干预，靠法治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公平对待民企和国企，待遇平等，政策平等，这些都是可以马上做的。……停止在法律之外干预民营企业应该不难做到。”
王先生真的说错了，这些事不是什么不难做到，是很难做到。
因为，所有这些经济问题，都不是经济问题本身，因为涉及到了所有制，公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权重与主导地位。
我们会感受到一种矛盾。
一方面，是政策在春风送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另一方面看不到有效的措施，一些学者一直在说政策不需要给民营什么优惠，少干预就行了，这话不完全对，因为，给国企政策同时就意味着削弱民企，在一个非市场化行为的底板上，如果坚持了所有制的地位，又给予民营企业的相对平衡，大约就是未来经济管理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