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焦虑的症结不在孩子乖不乖，而在成长成本的社会分配。今天的孩子未必比过去更调皮。但受社会流动增强、抚育观念变化等因素影响，当前未成年人有更广泛的社会活动机会，由此对履行亲职提出了更高期待。当部分公共设施的封闭特性导致无法任意退出时，如果监护人未适当履职，便可能以侵扰安宁乃至损毁财产的形式产生成长成本向第三人的强制转移。从既往的热点事件中也可以看到，父母如何管教子女，尤其是是否回避、推诿，往往是矛盾激化的关键因素。第三人拍摄未成年人等反应是情感宣泄，更是对父母履职缺位的谴责与反馈。因此，在如何让“熊孩子”问题降温上，追求成长成本内部化依然是合乎逻辑的回答。
当然，仅靠家庭消化高昂的成长成本确有些强人所难。从为子女抚养提供社会支持的角度看，除加强管理、设置专门区域外，可以考虑在未成年人使用频率较高的公共场所进行提示，引入容忍轻微过失行为的契约义务，从而为新共识的孕育创造机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政治部 苏航
本报记者 张雪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