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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强大的内需是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近几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的作用正在加强。但是从反映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最终消费率指标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制约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够到位导致“不愿消费”“不敢消费”以外，应当注意到绝大多数就业者工资收入不高的基本事实。
人们不禁会问，导致工资收入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文认为，实体经济投资实现价值的效率较低和工业增加值分配不平衡是制约工资提升的重要因素。着眼于未来，应当以支持企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为重点，将人的知识和技能作为驱动产业发展的引擎。打造“技能包容型”的实体经济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图源 网络
★ 本文作者：
王琦，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2年全国经济数据已经公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3%。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8%。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5.4%。众所周知，2020到2022年，受疫情影响，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复杂起伏不定，因此这三年的数据对于理解长期趋势的参考价值有限。将考察时间再往前推，2014—2019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拉动的点数分别高出投资 0.9、3.3、1.5、 1.4、1.6 和 1.6 个百分点，说明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上的作用正在加强。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广大人民受益，所以GDP增长能否充分转化为普通居民的收入和购买力就十分关键，这也是我们国家构建“双循环”和“内需社会”的要点。尽管，近年来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有所提升，但绝对水平仍旧比较低。“最终消费”包含居民消费部分和政府消费部分，如果将政府消费部分剔除掉，从居民最终消费率指标来看，不论是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还是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国家，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都比较低。
表1 代表性国家居民消费率(以现价美元为计算依据)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 WDI) 数据库。见常修泽.把握“三新”分清“四率”三线促进消费升级——关于中国新发展阶段扩大居民消费问题[J].学术界,2022(04):59-70.
主要就业部门收入偏低
制约居民消费水平提升
制约居民消费提升的因素很多。例如，由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做得不够到位，导致了老百姓“不愿消费”、“不敢消费”。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应当注意到占中国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就业者工资收入不高的问题。
数据显示，就业人口较多的几个行业平均工资较低、生产一线人员工资较低。根据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统计数据和2020年人口普查中就业结构数据，就业人员占比较高的几个行业如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建筑业”，第三产业中的“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和生产制造相关人员工资都低于平均水平。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收入低制约消费水平提升，这是显而易见的逻辑。
表2 分行业分岗位就业人员占比和年平均工资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人口普查年鉴（2020）》
高质量发展要求提高
“投资-收入”转化效率
与此同时，我们从经济数据中注意到，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2013年至202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09万亿元，年均增长9.4%。如果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作反映行业景气程度的指标，那么中国实体经济的景气程度实际上比较不错。那么如何理解景气的实体经济和较低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被想到的一个原因是主要就业创造部门投资增速较低，导致就业收入较低。我们对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投资增速与就业人数、所有制结构没有显著关系，而是呈现出明显的行业性特征。一些就业人数较多的行业，也有着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表3 分行业分所有制就业、资产结构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注：表中“总计”为所有规模企业的统计结果，而“国有控股”“私营”“外资”栏目皆为对规模以上企业的统计结果，“总计”减去后三项之和为规模以下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情况，篇幅所限，在此未全部列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8）》；《2022年1-10月固定资产投资》
这样来看，我们认为从业人员收入低或许能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投资实现价值的效率较低。尽管有新增投资，但是没有充分转化为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和就业收入。尽管中国工业增加值为全球之冠，但是工业竞争力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最近几年来的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已经使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主要产品由全球合作生产的背景下，如果缺乏足够的技术能力，则很难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较高的份额。
学者邢予青认为，目前衡量贸易总额的方法其实有问题，传统贸易数据错误地假设所有从中国运出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无法反映产品核心技术的来源，也不能区分各种任务的技术难度和增加值的高低，例如研发、产品设计、品牌推广等任务与标准零部件制造、组装等任务之间的技术和增加值的区别。他发现，不同生产环节所获得的价值增值差别悬殊。以苹果手机生产为例，绝大部分利润由拥有技术专利的设计方获取，从事代工生产企业尽管做了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但只能获得较少的价值增加值。以iPhone手机为例，按照制造成本，中国在iPhone3G的增加值中仅获取了3.6%的份额；以零售价格为基准，每售出一部500美元的iPhone3G，中国只获得1.3%。但这一情况在近十年来有了显著改观。中国在iPhoneX制造成本中的份额上涨到25.4%，每售出一部1000美元的iPhoneX，中国可以获得其中的10.4%。[1] （参见：邢予青，2022，《中国出口之谜》，三联书店。）企业所获得的价值增加值低，自然就无法给从业者提供有竞争力的收入。
二是工业增加值的分配不平衡，即尽管产生了工业增加值，但是工业增加值没能充分地转化为劳动者收入。这个问题需要同时从企业层面和产业层面来理解。在企业层面，产业民主的倡导者认为中国缺乏制度化的集体谈判，从而使普通劳动者在价值分配中占据弱势。
通过走访一些企业，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了一种“重技术、轻技能”的发展方式。企业希望通过机器设备的使用降低生产过程对于工人技能的依赖，劳动在初次分配的份额因此降低。在产业层面，行业内部分工和它所带来的价值分配极化也可能导致工业增加值难以充分转化为劳动者收入。
上面我们讲的是全球生产分工的问题。同样的特征在国内生产中也存在。一些工业部门内部的价值分配同样呈现“金字塔”的形态，即拥有品牌、技术、市场的头部厂商获取最多份额的价值增值，低价值的制造、代工环节分包给下游生产企业生产。后者以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居多。这些民营企业是主要的就业岗位提供者，他们所获得的价值增值份额低，自然也就不能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水平。
以上分别是从技术和制度角度进行的解释。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那就是投资主体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国有控股投资增长率显著高于民间投资增速。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其中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3%。但是，在内部结构上，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比较快，为10.1%，民间投资增速比较慢，为0.9%。
更长时段的数据也显示出国有控股投资在拉动投资中扮演着愈发显著的角色。从更广的时段来看，自 2012 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体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 61%下滑至 2019 年的 56%。自2015年3月以后，除短暂时段以外，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率整体高于民间投资。这两个短暂时段分别是2018年3月到2019年3月和2021年后三个季度，这主要是靠民间投资占比较高的“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制造业”的高投资率带动的。
图1：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控股”“民间”累计同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如果投资呈现行业性特征，而国有控股投资整体增长率又较高，说明在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的行业中，投资增长基本上是国有控股资本带动的。并且，国有控股资本的投资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国有部门，而是向私营领域广泛渗透。这在侧面反映出在2015年我国正式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尤其是实施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系列产业政策之后，国有资本在战略性行业、先进技术发展上扮演着引领性的角色。在这背后还是投资实现价值效率的问题。如果投资无法转换成优质产品并实现收入，就很难转化为从业者收入和消费。有时候，投资过于行政主导容易带来这个问题。
真实的情况更有可能是以上几种因素的叠加。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认为，打造“技能包容型”的高质量实体经济是根本的解决之策。“技能包容”是高质量实体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高质量实体经济的核心特征。
之所以这样说，有两点原因：
第一，高竞争力的制造业是高收入服务业的基础。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在近20年都经历了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比率上升，工业就业人口比率下降的情况，以制造业著称的日本、德国也不例外。自2019年开始，我国工业就业比例也开始缓慢下降。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发达国家，尽管就业人口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但服务业就业的收入相对是比较高的。高收入的服务业一般和高质量的实体经济密切相关，很多高端服务业是依托于服务制造业的需求而产生的。并且，高竞争力的制造业是强有力的收入来源，支撑着国家的二次分配能力。我们也注意到，在相当部分欠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例也非常高，但收入水平比较低，这是和其实体经济发展不佳相关的。
第二，打造高竞争力的制造业就是打造创新和技术能力的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归根结底是靠人做出来的。当企业的技术路线从重视资源投入转变为重视人才和技术，劳动报酬占总收入的份额必然会提升。近几年来，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低附加值产业向别国转移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越南、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就业人口迅速上升。这充分说明，依靠低工资、低劳动条件的粗放型发展已经行不通了。
着力打造“技能包容型”的
高质量实体经济
要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政府需在发展过程中积极作为：
第一，为企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创造制度和政策条件。企业要提升生产的附加值，提升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必经之路。要在开放中谋求企业的长远发展。纵观主流行业和科学技术，没有一项不是在跨国合作中完成的。开放和合作是世界的主流，中国不可能逆潮流行事。通过制度型开放培育创新生态。创新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一个系统内各主体互动行为的结果。系统内的主体相互学习、衍生需求、知识交换，从而促进技术的更新迭代。组成系统的主体中，可能有中国公司，也可能有外国公司，也可能有政府，有国企，有私企，政府也要在其中可以扮演很好的协调角色。
第二，建立以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如果生产分工伴随着头部企业的强力控制，那么下游厂商更容易形成“富士康”式的生产模式。如果这种分工伴随着比较均等的技能分布，则会形成较为包容性的增长和蓬勃的产业生态。高质量的发展模式归根是将人的知识和技能作为驱动发展的引擎。规划和投资建设大众职业教育系统，保证企业得到足够的富有道德素质和知识素质的白领和蓝领工人的供给，以满足其高度集体化和技术化商业组织活动的需要。建立“企业-劳动者双向承诺”为标志的合作型劳资关系对于企业技术能力提升和劳动者人力资本积累非常重要，应当就其实现路径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加强服务业部门的反垄断规制和劳工权益保障。从历史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了工业就业人数逐渐减少，服务业就业人数逐渐增加的现象，这是和当代技术和生产特征息息相关的。作为世界生产体系的一部分，中国也不太可能违逆这一基本趋势。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升级，工业部门资本化程度提升，从业人数（尤其是生产一线人员）下降基本上是不可逆的。提升居民收入要重视做好服务业的治理。一是做好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规制。平台经济存在就业和价值分配“极化”的倾向。受影响的不仅包括平台上的一线工人，还包括大量小微商户和个体工商户，应当通过反垄断规制来充分保障他们的经营空间。二是加强城市服务业从业者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劳动权益保护。推动平台用工规范化，探索工会如何在服务业劳动关系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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