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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深化改革和实施新发展战略，战胜内、外部巨大挑战，我国经济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
这十年，即2012年以来的十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十年间经济发展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增速换挡，即经济增长速度从超高速经高速向中高速换挡；二是更高质量发展，即在增速换挡的过程中经济以更高的质量向前发展。
增速换挡
（一）经济增速从超高速向中高速换挡，但仍保持高速水平
经过1978至2011年长达34年双位数（年均10.0%）的超高速增长之后，这十年，除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期间的波动之外，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逐年放缓（见图1）。
但应认识到，增速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自然结果。根据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 W. Rostow）经济成长阶段论,一国的经济发展必然经过起飞、成熟和大众消费三大阶段，起飞阶段高速增长，成熟阶段增长放缓，大众消费阶段低速增长。我国经济也必是如此，超高速增长后告别起飞阶段而向成熟阶段迈进，增长速度随之放缓。这十年正是我国经济从起飞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时期，经济增速从此前三十四年的超高速水平放缓而换挡至一个更低的水平是必然的。
重要的是增速放缓的速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曾经高速（6.0%以上）增长20年以上的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GDP增速都在高速增长期后的第一个十年快速地回落至中高速（4.0%—6.0%），然后又快速地回落至中低速（2.0%—4.0%），甚至低速（2.0%以下），如表1所示。
但我国有所不同，从图1可以看出，GDP增速在三十四年超高速增长期后的第一个十年，即这十年，逐步地放缓，年均为6.7%，2012—2019年年均7.1%，仍为高速，最后两年，即2020和2021年，在疫情环境下年均5.1%，才进入中高速区间。
如此的十年GDP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排名第一，比全球平均高4.1个百分点，比美国高4.7个百分点，比同为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高0.9、1.3和2.4个百分点。因此，这十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逐年放缓但仍大幅领先于全球，不仅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也明显快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包括增长势头正劲和市场广泛认为正在追赶我国的印度和越南。
而且，就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期后的第一个十年的GDP年均增速比高速或超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速的下降幅度而论，我国为33%，大幅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37%—63%（如表1所示），说明我国经济在超高速增长期后的放缓速度明显慢于这些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期后的放缓速度。
这是我国经济较之于其他经济体在如何告别经济起飞方面的一个重大区别和亮点。了解这一点，对于这十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及其速度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因而，这十年，我国经济增速虽逐年放缓但年均仍然保持高速，处于从超高速经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的过程之中，这是这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重要特点。
（二）结果——经济规模进一步大幅扩张
保持高速增长的结果，这十年，我国GDP总量在前三十四年迅猛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幅扩张，与美国GDP的差距显著缩小，对其他经济体GDP的领先度不断扩大。
十年间我国GDP总量从54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114万亿元人民币；全球排名，按市场汇率计算保持第二不变；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于2015年升至第一。
按市场汇率计算，2021年我国GDP总量比第一位的美国低22.9%，但比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位的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分别高259.2%、319.9%、456.5%和458.8%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1年我国GDP总量全球第一，比第二位的美国高18.8%，比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位的印度、日本、德国和俄罗斯分别高167.3%、406.1%、467.2%和470.7%
这十年，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6.2%，也为主要经济体中最快；按人民币计算，从39,771元升至80,976元。
按美元和市场汇率计算，2021年我国人均GDP12,556美元，超过全球平均的12,263美元，也高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当然仍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
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的新标准，“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DP门槛为12,695美元。2021年我国的人均GDP离此门槛只差1.1%，可谓一步之遥。预计今年我国人均GDP就将越过此门槛，即我国经济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前景下，我国GDP规模与美国的差距将继续快速缩小，预计于2028年左右按汇率计算反超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进一步拉开对其他经济体的领先度。
更高质量发展
（一）八大宏观图景展现更高质量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增速换挡的过程之中，这十年我国经济以更高的质量向前发展，在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下体现在以下八大方面。
第一，供给端结构优化，效能明显提升。结构优化方面，占GDP比重，第三产业（服务业）显著增加7.8个百分点，已占半壁江山，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和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相应减小，反映宏观供给结构向服务业方向优化；各产业的内部结构也持续改善，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信息服务业比重明显增加，第二产业中制造业比重持续提高，第一产业中农业比重稳中有升。效能提升方面，劳动生产率大幅上升75%，单位GDP能耗持续降低39%，工业产能利用率波动中上扬2.2%，产业链现代化在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产业链融通发展和产业链安全机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二，需求端结构升级，民生显著改善。结构升级方面，占GDP比重，最终消费明显上升3.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相应减小，标志宏观需求结构向消费方向升级；各要素的内部结构水平也不断提高，最终消费中服务性消费比重上升3.6个百分点，货物贸易中出口比重增加3.5个百分点，从而贸易顺差占贸易总额比重提高5.2个百分点。民生改善方面，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大幅增长77.9%和64.5%，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增长更快；主要耐用消费品每百户拥有量大幅上升；居民恩格尔系数显著下降至30%以下的联合国定义的“富足”水平；更在扶贫脱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成功地于2020年实现了全国居民全面脱贫的历史性伟大目标。
第三，科技创新迅猛追赶。研发经费显著增长171%，全球排名第二，占GDP比重从1.91%上升至2.44%，全球排名第五；国际专利申请量攀升为全球第一；国际顶尖期刊论文、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数量占全球比重分别上升至全球第三、第二和第二；高新技术企业和科创企业数量从45,313家快速扩张至330,000家；研发人员数目从324.7万人年快速上升至562万人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三十四提升至第十二；在基础研究、前沿科技和工程科技方面均取得重大突破，尤其是工程科技中的很多领域全球领先，前沿科技中的信息科技位于世界前列。
第四，新兴产业强劲发力。2010—2020年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壮大，增加值年均增长17%，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和GDP分别快8个和9个百分点，进而占GDP比重从4%大幅上升至11.7%；2015—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A股上市公司数量比重从41.4%升至43.4%，特别是占营业收入百亿以上上市公司的比重从6.2%显著增加至11.1%，占世界500强席位从11升至29；2017—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高于A股上市公司总体1/3以上。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信息产业和绿色产业为主导，意味着标志人类经济未来的信息经济和绿色经济在我国跨越性兴起。
第五，城市群强势崛起。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城镇化率在前三十四年已上涨3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上升13个百分点。城镇化的新方向是19大城市群的强劲崛起，即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山东半岛、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北部湾、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兰西、关中平原、成渝、黔中、滇中、天山北坡城市群。这19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5%、人口的70%和GDP的90%左右。其中，5大城市群，即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成长为支柱城市群，其他城市群已成一定规模或现雏形。城市群崛起引发人口，乃至消费、投资、基础设施、市场、贸易和资本等经济要素向这些城市群不断聚集，同时城市群中的主导城市和卫星城市日益融合，从而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六，基础设施显著增强。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长6.6%，保持高速。传统基础设施继续壮大，铁路、高铁、公路、高速公路和民航营业里程分别大幅延伸54.4%、326.6%、75.8%和189.1%；发电装机容量、输油（气）管道里程和光伏线路里程也分别显著扩张108.3%、43.2%和271.0%。高铁的发展尤其引人瞩目，2021年营业里程突破4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且全球占比超过70%，比排名第二至第十的总和高出59%。同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开始发力，以信息基础设施为核心和主导，为信息经济的崛起提供基础支撑，也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引擎；当前聚焦于以5G为首的七大领域，5G建设已领先全球。
第七，对外经济呈现强大韧性。货物出口有所起伏但保持扩张势头，年均增长5.9%，在全球货物出口的比重从11.0%提升至14.7%，反映即使在产业外迁、中美经贸冲突及去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和产业链地位仍明显增强。外商投资稳步上升，年均升幅为4.1%，2021年升幅高达20.2%，显示在我国经济放缓和美国强力打压我国的形势下外资仍对我国市场保有信心。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波动较大但总体呈可观的上升趋势，年均增长9.2%。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更快，且占我国整体贸易的比重持续上升至30%；每年中欧列车开行次数飙升，从42次升至15,183次，年均增长92.4%。中美经贸关系波澜起伏，经历4年多的贸易及科技战后仍然紧密，折射出经贸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作用。
第八，全球经济治理大力推进。这十年，我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入地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首先，大力推进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目标相一致的全球治理体系，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治理理念，消除全球治理赤字；其次，大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加强在其沿线国家的重大公共产品建设，落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再次，大力推进发挥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作用，建立公平开放、基于规则、有利发展的多边国际经济秩序；最后，大力推进搭建全球经济治理交流平台，举办一系列重大国际性工商活动，并组成强大的中国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国家队”，为全球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二）根本动力——深化改革和新发展战略
必须看到，这十年，我国经济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内、外部挑战。
外部挑战日益增大，先以产业外迁、后以中美经贸冲突最为严峻。同时，去全球化趋势、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和全球经济发展动能走弱，以及今年俄乌冲突、美国加息、全球通胀攀升与全球经济急速放缓等也都在不同的时期形成重大的挑战。
内部挑战新旧交织，包括多年积累的产能过剩、企业不良资产、流动性过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市场流通壁垒、股市低迷动荡、民营企业困难、贫富差距等，和这十年中新出现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企业债务攀升、资金泛滥与企业融资难并存、小微企业脆弱、房地产泡沫、人口老化、新冠肺炎疫情等。
为应对这些内、外挑战，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以发展为先，深化改革并不断推出新的发展战略。
深化改革是关键，涵盖范围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市场化改革、财税改革、科技创新改革、土地管理改革、环境保护改革、养老改革、经济管理改革、外贸外资改革到人民币国际化，为克服内、外挑战，保持经济发展势头提供了制度性根本保障。其中，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管理改革尤为重要。
同时，因应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及政策，包括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城市群、推动科技创新、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加速信息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应对人口老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为确保经济发展势头以实现在2035年人均GDP比2020年再翻一番和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固的实体基础和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上述这十年我国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正是在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深化改革和实施新发展战略，从而战胜内、外部挑战的巨大努力下所取得的。
作者：廖群 |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来源：新理财杂志社“迎接党的二十大 提升积极财政效能”征文活动二等奖获奖作品
编辑：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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